张一民：朱彝尊与曝书亭藏书

朱彝尊(1629一一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等，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撰有《曝书亭集》80卷、《日下旧闻》42卷、《经义考》300卷，辑有《词综》36卷、《明诗综》100卷。他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和他嗜好读书、聚书分不开的。他生前拥有藏书八万卷，其藏书处曰“曝书亭”。

一、曝书亭藏书的由来

曝书亭藏书，是朱彝尊殚心竭力搜集而成的。朱彝尊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曾祖父朱国祚，曾任明朝大学士、礼部侍郎，父亲朱茂曙，是天启初诸生，嗣父朱茂晖，是明末复社成员。彝尊少年时，曾得读家藏旧书，如《三礼》、《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等。他青年时期，由于社会发生动乱，家道逐渐衰落，其先世遗书也毁于明季兵燹中，仅存御赐《大明集礼》五十卷。他在《曝书亭著录自序》中说：“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砚北肃然，无书可读。”壮年时期为了谋取衣食，他漂泊异乡。一次，从岭南北归，途径豫章，于书肆中买得书籍五箱，因当时“方起明书之狱”，而他所购书中亦涉及到明季之事，为免遭祸害，他迫不得已地将书焚弃。后来他在江都遇故人项氏子出售“万卷楼”残帙，又以二十金购之。这是曝书亭藏书中最早购进的一批书。自此以后，他所到之处，无不留心搜访，只要遇到有价值的书籍，即使是断编残帙，也要解囊购回，无钱则典衣预直以归。康熙初年，朱彝尊携妻入京师，别无所有，仅载所购书籍两大簏。侍郎孙承泽见其旅寓中的插架书，不禁感慨地对人说：“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篷勃间不废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1]

朱彝尊藏书中有一部分是钞本。当时，他结交了许多著名藏书家，如宛平孙承泽，禾中曹溶、昆山徐乾学、白门黄俞邰，海虞毛斧季、京师成容若等。他向这些藏书家借得书籍之后，晓夜抄撮，录成副本，收为己藏。为了能抄得秘本，他甚至不择手段。著名藏书家钱曾撰《读书敏求记》一书，内记钱氏述古堂藏宋元精椠凡六百一种，著录版本、卷次、完阙情况甚备。朱彝尊典试江左，与钱曾会于南京，请求一见。钱曾将书藏于笥中。秘不肯出。彝尊乃置酒，召诸名士与钱曾饮宴，暗中以黄金、青鼠裘买通侍吏，取出此书。同时还雇来藩署廊吏十数人抄写半宵完毕，并录得《绝妙好词》一卷，的人谓之“雅赚”。[2]

他除了抄录私人藏书之外，还抄录了史馆之书。康熙十八年，朱彝尊应试博学鸿词科，以布衣入选，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明史》。他利用能进入史馆之便，携楷书手王纶，私录四方经进书，后为掌院学士牛纽所劾，以“漏泄”罪降职。对此，朱彝尊并不后悔，尝作《书椟铭》自嘲：“夺依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熟愚?”且自刻藏书印一方，印文为“七品官耳”。时人谓之“美贬”。[3]

康熙三十一年，朱彝尊归隐还乡，又得到松江藏书家李辰山馈赠的书籍二千五百卷，至此，他的藏书已达八万卷。于是他在家乡秀水王店买地建馆收藏，又建“潜采堂”、“娱老轩”、等藏书之所，将八万卷书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等八个门类，按类插架入藏，总名为“曝书亭藏书”。[4]

二、朱彝尊藏书的目的

(一)为了保存古代文化遗产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公私藏书损失十分严重。朱彝尊见此情形，出于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珍惜，决心把散落在民间的一些珍本秘籍，再聚集起来，使之减少亡佚。朱彝尊收集了不少世所罕见的孤本书，如宋刊本《淳熙三山志》、《成都文类》；钞本《京窗灸裸》、《竹友集》等，有的不为志乘收载，有的不见各家书目著录，有的被藏书家束之高阁。他听友人周在浚说，曾见过宋人周应合撰的《景定建康志》，就一直留心察访，“访之三年未得”，直到康熙丁亥年九月，他在真州使院曹寅处，见有此书，亟借归录成副本，从而使这部“流传几绝”的孤本书，“始复传于世”。[5]朱彝尊还注重收集残本书。元代龙仁夫撰的《周易集传》，原有十八卷，存世者只有八卷。满族文人纳兰性德原准备将其辑入丛书《通志堂经解》中，因嫌其漫漶断阙，终未开采雕，而朱彝尊则“写以藏诸笥”。对这些断简残帙，他做了大量的补阙整理工作，使它们尽可能恢复成完书。他从友人吴志伊处得到宋本《舆地广记》，缺首二卷，后来得知在皇宫文渊阁书库里有全本，于是利用徐乾学编《明一统志》借用皇家图籍的的便利条件，钞成全帙。又有《隶续》一书，原有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阁、曹氏古林，徐氏传是楼等所藏仅七卷。朱彝尊借钞后，又访得毛氏汲古旧钞本，七卷之外，“又增一百一十七翻”。他还不满足，又取宋人陈思所编排的《宝籍丛编》中收录的“隶续”诸条，补原书之阙，使其由原有的三分之一增添到“十得其四五”。[6]

(二)为了使图书得到广泛的流传

朱彝尊深知将图书深闭锢禁的弊病，认为保存古代典籍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使之流通。他既借抄别人的藏书，也将自己的藏书转借给他人。徐乾学，王士祯、宋牧仲等人都向他借抄过图书，尤值得称道的是，他把大量的藏书借给著名藏书家曹寅抄录。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其“藏弆古书逾万卷”。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楝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与朱氏关系很好，曝书亭藏书，曹寅都抄有副本，楝亭藏书多数来源于曝书亭。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对此作过生动的描绘：“绿树芳秾小草齐，楝花亭下一尊携。金风亭长来游日，宋椠传钞满竹西。”[7]朱彝尊还竭力主张刻书，因为刻书比钞书流传更广。他曾和纪映钟、钱陆灿、魏禧，汪楫等人联名发起一个《征刻唐宋秘本启》，在他们的倡议下，黄虞稷、周在浚编出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几举《秘本书目》中经部书籍全刻之，其中有一部分书籍就是朱彝尊为其购置的。朱彝尊自己亦刻书，据《鸡窗丛话》云：“竹垞凡刻书，写样本亲自校两遍，刻后校三遍。其《明诗综》刻于晚年，刻后自校两遍，精神不贯，乃分于各家书房中，或师或弟子，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8]刻书需要大量资金，朱彝尊以七品官的俸禄，是无能力为自己刻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将曝书亭中的一些珍秘籍推荐给有力者，通过他们将其刊刻流传。他曾力赞毛斧季刊《说文解字》、张士俊刊《玉编》、蒋京少刊《乐府补题》、徐舍人刊《梦粱录》，胡茨村刊《十家宫词》。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朱彝尊利用其主持“诗局”之便，将曝书亭所藏宋人丁度《集韵》十卷、司马光《类编》十五卷，推荐给曹寅，刊入《楝亭五种》之中。这两种书对于研究古代音韵学有很高的价值，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直到今天，还有出版单位将其影印出版。曹寅辑《全唐诗》，朱彝尊利用自己的藏书，为其补缀多首。待《全唐诗》印成后，朱彝尊又发现有许多遗漏，于是他又编成《全唐诗未备书目》，著录唐暨五代诗人诗集171种，留待后人补遗稽考。

(三)为了便于读书治学

朱彝尊搜集图书，不仅是为了保存，更主要是为了利用。他在广泛收集各类书籍的基础上，侧重收集那些有助于自己创作和研究的书籍，以期做到藏以致用。朱彝尊是著名词人，他作词以姜夔、张炎为宗，强调雍容典雅的风格，在清代很有地位。朱彝尊非常注重学习前人的作品，收藏了历代许多词籍。《词综》是朱彝尊和友人汪森(晋贤)为推衍浙西词派的创作主张而编辑的一部规模较大的历代词人作品选集。全书共三十六卷，选录唐、五代、宋、金、元时词作二千二百五十三首，作者六百五十九人。其收罗广泛，取资宏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是编所录，半属钞本。白门则借之周上舍雪客、黄征士俞邰，京师则借之宋员外牧仲．成进士容若，吴下则借之徐人史健庵，里门则借之曹侍郎秋岳。余则汪子晋贤购诸吴兴藏书家，互为参定”。其中有一些是明人未见之本，例如别集《山中白云》、总集《绝妙好词》、《元草堂诗余》皆是。这些借抄得来的历代词籍，形成了曝书亭藏书中的—大特色。

清代又是古文经学的复兴时期，受时代风尚影响，朱彝尊热衷于经学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经学著作。他长于考据，每得一书，必审定其版本、卷次，导源溯流，由此形成了目录之学。他编撰的《经义考》三百卷就是一部经部专科目录，此书首录御注敕撰之书，以下分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石、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等二十六类，末附家学，自序二篇。所录的每一种书前，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样。又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及其撰人爵里。彝尊有所考证者，即附列按语于末。其著录项目完备，从多方面揭示了书籍的特征。朱彝尊编撰《经义考》的目的是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先儒遗编和资料，以免“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9]要完成这样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日录巨著，作为编撰人，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拥有一定数量的专类书籍。朱彝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正如一些清人对此评价说：“微竹垞博学深思，其敦克之?”(陈廷敬语)，“非博及群书，不能有此。”(毛奇龄语)。[10]

此外，朱彝尊还收集了大量的明人诗集，编出了《明诗综》；收集了大量的北京地志，编出了《日下旧闻》。这些书的问世，表明朱彝尊十分重视对藏书的利用，他把藏书作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把搜集专类书籍作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期准备，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曝书亭藏书的流传

朱彝尊去世以后，曝书亭藏书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乾隆年间，为纂修《四库全书》，清高宗弘历下诏征集私家藏书，并指派地方官员到朱彝尊家稽访，发现由于朱氏子孙不能善守，曝书亭藏书久已散落各方，经辗转访求，尚获得六十九种。[11]这些书大多被采用作为纂修《四库全书》的底本，或作为“存目”，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翻检《四库全书总目》，可以看到其中注有“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就有三十二种。如《周易经传集解》、《两朝宪章录》、《程子详本》、《双溪集》等。此外，还有原为曝书亭藏本，后流传出去又为他人收藏，亦呈献给《四库》而被采用者。如注为“黄登贤家藏本”的《石刻铺叙》、注为“吴玉墀家藏本”的《方舟易学》与《春秋图说》、注为“鲍士恭家藏本”的《苕溪集》等，据《四库全书总目》说，在这些书籍的卷首处，均钤有朱彝尊的藏书印。又有“两淮盐政采进”的《春秋别典》，旧无刊本，《四库》馆臣考订此本亦为朱彝尊家所藏，因书上“有康熙辛已十月彝尊题字”。曝书亭藏书中的许多善本，孤本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而流传下来，这足以说明朱彝尊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发展藏书事业作出了卓著的成绩。

参考文献：

[1]钱林，王藻．文献征存录卷二

[2][8]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

[4][7]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

[5]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一

[6]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库本)

[8]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经解总序)

[9]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专科目录篇)

[10]朱彝尊．经义考序

[11]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二章第二节

原文刊于《图书馆》199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