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统治下的银矿「打工人」到底有多难？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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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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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波疫情来临之际，“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一天也活不下去”成了当下社畜的传新版本鸡汤。
毕竟受疫情影响，市场不景气且整体就业难，只要混口饭吃，哪怕996也算是前世福报。何况多亏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红利，人均寿命相比古代大大提高。
所以，嘴上说少活十年，实际上四舍五入也等于并没有这回事。
然而，如果将时光倒回400-500年前，生在“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大明打工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相比于修福报的当代社畜，他们的生活可谓是连牲口都不如。
我为大明献银矿
随着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明朝兴起了银矿开采的小高潮，浙、闽、川、滇因为资源丰富，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四大银场。
据《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坑冶》所载的浙闽两省岁课银量，以及《明实录》所载全国岁课银总额，推算可知，浙闽两省占比在洪武年间已经有约20%，到正统九年更是超过90%，一年就贡献了六万多两！
而在明朝后期，川滇两省也后来居上，诚如宋应星所言，全国银课不及云南之一半。不仅如此，云南的矿场数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一半。
▲明代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 图源于网络
讽刺的是，巨大的银产量并没有让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点击链接可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一种幻觉），也没有让广大的当地民众发财致富。
相反，根据《明史》、《明实录》和《春明梦语录》等文献记载，相关成果统统被收进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这就反而使得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民间经济、雇佣经济、商品经济以及老百姓的家产遭受更为沉重的剥削。
▲《天工开物》所载的明朝炼银技术 图源于网络
起初，大明朝廷还允许民间少量的私自开采，只要课税就可以应付了事。永乐年间的福建尤溪县民朱得立就首先尝试采银，并能每年缴纳36两。
此后，朝廷的官办银业越发做大做强且理直气壮。直至宣德年间，朝廷在设立官局后更是直接严禁私矿，并有了“私煎银矿罪”。
凡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会被处以极刑，全家迁居化外，胆敢逃逸就调官军剿捕。两年后，朝廷又追加条款，聚众偷挖者将发配云南边卫充军，将灰色收入也彻底封死。
至于那些被课本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由雇佣关系，大明朝廷也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改造。
比如把原本的招募制改为征发制或按户抽丁，贫农被强制编为矿夫或坑户，富户则成为矿头或坑首。官府又会派提督作为监督，防止刁民抱团反抗或私自偷矿。
这些有幸进入“体制内”的打工人却得不到体制的金饭碗。
▲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崇头镇的坑根村原名坑根石寨，又名白银谷，该村寨就是由明代矿工所建 图源于网络
相反，根据浙江按察使轩口等所奏，他们还要自备生产工具。而开矿所得分为4份，1份上缴，1份归工头，1份归打工人自己，最后那份作为矿场的公费。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些地区的矿课往往达到30%，甚至会有更高比例，远超唐宋时期的20%与蒙元时期的少10%-30%。
最后，朝廷往往不顾实际开采情况，要求保证完成任务。甚至如前文所述，出现浙闽两省的指标大跃进情况。提督责成工头，工头又责成无钱无势的打工人，层层加码导致富者困敝而贫者逃亡，许多民众被倒逼成为盗众。
进击的“打工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浙江一带，出身矿工的叶宗留曾因私自盗矿被罚做官府隶役。而后又靠行走四方积累了一小笔财富，开始雇佣了不少自愿投靠的工人，可谓是根正苗红的“资本主义萌芽”接班人。
甚至敢对官府放出“听我采取，不听杀人”的硬气口号，以示对严禁私矿的鄙视。最后私自制造武器，据守山川险要与官府公然对抗。
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前来弹压的官军大都死伤甚重。叶氏武装干脆分兵两路，一部分转战于福建、浙江交界地区，攻占福建蒲城、建阳、建宁、薄州县和浙江的金华与武义。
另一路进攻江西铅山，控制车盘岭。所过之处的民众纷纷响应，让浙闽赣三省顿时呈星火燎原之势。
▲ 沉重的矿课、租税导致民间起义不断 图源于网络
眼见官军剿匪不力，大明朝廷转而想放手发动群众。周遭官府令各郡县村落，置“隘门望楼”，“编乡民为什伍”，不料却造就了更多的刁民参与作乱。
例如出身农业“打工人”兼“带货人”的邓茂七，原本就是杀人逃逸的罪犯。
他与陈政景常常聚众数百人，反而被巡按御史柴之显立为会长，所以颇具名望。当沙县奉命组织乡勇时，邓茂七也顺理成章成为头目，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号召广大家奋起反抗雇主的沉重剥削。
▲ 邓茂七雕塑 图源于网络
官府急忙调300名士兵前往镇压，却被起义武装杀伤略尽。邓茂七也索性在陈山寨称“铲平王”，立誓要铲除不平等，且聚众万余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邵武等20多个县。
朝廷见围剿失灵，又派人诱降，却不想被后者当场斩杀。邓茂七还在延平附近设伏，击杀了前来围剿的官军。
安心打工是不可能的
1448年，尚未动身去土木堡北狩的明英宗决心将义军彻底剿灭。
他集中调拨浙、赣、宁等地的6000官军为主力，并用数百人的蒙古骑兵压阵，开始从赣、浙分两路向福建进发。
邓茂七便派人和叶宗留取得联系，让两支打工人武装相互结盟。他们一度在闽浙边境迎战官军，击毙2000多人。但叶宗留在战斗中不幸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等人率领。
▲狼筅最初由矿工起义军发明，实际上，戚家军的兵源很大一部分也来自浙闽的矿工、佃户 图源于网络
眼见邓军扩充到数10万，朝廷又增调7000人的京营卫军和江浙官军增援，并诱使内奸捕杀多名义军将领。
进而夺回延阳、邵武、峡阳、永安等地，迫使邓茂七放弃攻打延平府，退回自己的据陈山寨。加之地理因素的严重阻隔，让两股义军只能各自为战，最后也就难逃被逐个击破的厄运。
▲图源于网络 《天工开物》所载的银矿开采图
1449年，邓茂七再度进攻延平府。不料又遭叛徒出卖带路，不幸在明军包围圈遇袭牺牲。
余部在邓妻廖氏及其侄邓伯孙的领导下坚守陈山寨，又因中了离间计而内讧损耗。山寨最终为明军攻破，邓系势力被绞杀殆尽。
另一方面，叶希八等人所率的残部仍然坚持与明军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第三年投降。
▲图源于网络 除了严重的压榨，“打工人”往往还会遭遇矿难，著名的文学家汤显祖就因矿难不忍直视而辞官。
尽管这两支分属工、农业“打工人”的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浙闽一带的盗矿与起义却并未终结，反而以零星状态此起彼伏。
既然沿海尝到“资本主义萌芽”甜头的刁民如此难以治理，那把目光投向老实巴交的内陆如何？于是，朝廷加大了对大西南的银矿课业。
以公代朕
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云南的矿工由军户、囚徒、流民和贫农共同组成。其中的军户地位稍高，但仍然免不了被官府盘剥。
每年收入不过14两4钱左右，比市场上的“打工人”还略少几两。还有亦官亦私的军头，可以名正言顺垄断当地矿业，并将手下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此外，那些没有家族私利牵绊的太监，也被当做朝廷倚重的栋梁。所以经常被派遣去监察各地，尤其是事关收入来源的贵金属矿业。
▲依仗宦官的朝廷与依仗“山高皇帝远”的宦官都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课税负担 图源于网络
比如在1599年，太监杨荣便奉命到云南担任矿和税监，却利用山高皇帝远的条件作威作福、横征暴敛。此时的云南当地也有银课指标的“大跃进”，使得矿工们大都苦不堪言。
因为要完成指标就必须一年赔纳数万两，不仅不能靠打工致富娶媳妇，反而不得不典妻卖子。最后倾家荡产，甚至发展到一死了之。不断加重的银课和贡金，便直接酿成了云南历史上的“矿税之弊”。
当然，重压之下也有公然私自盗矿以糊口者，其中尤以矿业军户居多。杨公公们万万没有想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省也是个盗矿者天堂。
因为朝廷往往对边疆的顶风作案者从轻处置，即使被抓住发配他地，也可以借此远离修罗矿场，可谓是横竖都不赔的诡异安排。
因此，还会有许多外地的盗矿者慕名而来，准备与杨公公分享当地矿藏。但治下人民已经不满足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希望将多年积压的新仇旧账一并清算。
▲图源于网络
1602年，杨公公的爪牙张安民在腾冲被民众施以烈焰净化。四年后，又有数名手下遭遇刺客信条剧情，提前结束了公职任期。
杨公公不仅没有自我反思，反而更为仇恨本地官民。先后逮捕数千人并以酷刑拷死，还命人把逮捕不力的樊高明等十数人入狱。
最后还因索贿不如意，惩办相关官员数名。已经投靠杨荣的指挥使于继可见有机可趁，便狐假虎威公然声称：众官敢有不服者，都要吃牢饭！
▲图源于网络 银笋开采后的遗迹
同为指挥使的贺世勋却没能抱到大腿，觉得自己与其被害不如奋起反抗。由于民怨已深，响应者数量很快过万，并发展为直接火攻大太监的豪宅。
由于公公长期不得人心，根本无人愿意赶来救援，最后被搜出来打死焚尸。朝廷在事后迫于法不责众，也仅仅是处死了组织者贺世勋。
当然，压在打工人头上的银课大山却并未就此瓦解，反而一直伴随到大明灭亡为止。
相比之下，清末洋务企业的“打工人后浪”虽然要面对刑庭监狱与漫长工时，但至少不必倒赔得倾家荡产。更是有相当于“前浪”们的双倍薪酬，可谓是前世福报。
因此，虽然人生太难，但简单的一句“早安，打工人”，还是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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