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南方游击战争时，有一个秘密任务，只有他和项英知道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各苏区红军相继实施战略转移，但是还有很多伤病员不能跟随长征，只好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比如陈毅陈老总，就是因为腿上有伤，不得不留下来，和项英等人领导南方游击战争。

这些人面临着敌军的重重围困和搜捕，随时可能牺牲、被俘，或者因缺粮少药而饿死病死，所以，他们的处境其实比长征途中的红军更加险恶，陈老总就曾经数次被敌人围捕，最危险的一次，他甚至写好了“就义诗”，就是流传至今的《梅岭三章》。

那些日子里，陈毅、项英内心倍感焦虑的，并不是自己的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与敌人斗争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置革命财产。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大家可能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以为红军队伍都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财产，也不需要财产，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做任何事都离不开经济基础，革命队伍也需要大量的经费，否则大家吃什么？穿什么？因此，红军都有专门的后勤部门，负责保管这些财产。

但是，在极度复杂、极度艰苦的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继续保持后勤部门是很难的，只能由具体的个人随身携带。

不过，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负责携带财产的人是否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要知道，当时经常有意志薄弱者开小差逃跑，甚至变节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这些财产必须由最可靠的人来保管。

那么，谁最可靠呢？无疑还要数陈毅和项英，毕竟是最高领导嘛，如果他们俩有异心，那就再找不到可靠的人了。

于是，陈毅和项英就把金条、银元、大额钞票都捆在腰里，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冬天还好，衣服厚，人们看不到，可是渐渐到了夏天，麻烦就来了。

因为这件事是高度机密，普通战士们都不知道，因此看到陈毅和项英身上鼓鼓囊囊的，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陈老总一看，觉得问题很严重，就和项英商量：“老项，这样下去不行，越遮遮掩掩，大家越觉得可疑，会严重影响安定团结，我看干脆把情况公开吧！”

项英也深有体会，说：“对，这样继续瞒下去，有没有阴险分子暂且不论，大多数同志也会生疑动摇的。”

于是，两个人就把游击队战士都叫来，然后把身上的财产都拿出来，放在石板上，陈老总说：“同志们，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要大家一起商量个事，这些都是宝贵的革命经费，我们都应该不惜牺牲保护它们，不能让它们落到敌人手里，也不能被变节分子据为己有，以前一直由我们俩带着，可是我们觉得这样也不妥，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项英也接着说：“大家觉得是把它们分成许多份，由许多人分开携带好，还是继续由我和陈毅带着好？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大家听完这些话，都被陈毅和项英光明磊落、公正无私的精神打动了，原来的疑虑都烟消云散，纷纷说：“我们信得过两位领导，你们就继续保管吧！”

陈老总说：“谢谢同志们的信任！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万一有一天我们两个出现什么意外，牺牲了，我们的遗体你们可以不管，但一定要拿走这些经费，由你们继续保管好！”

陈老总一番肺腑之言，把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游击队员们的心更加团结了，最终熬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毫不夸张地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坚持下来，陈老总和项英有再造之功，不亚于当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功勋。

也因此，1955年授衔时，当有人说陈老总不应该授元帅衔的时候，周总理特地给负责人打电话，说陈毅必须授元帅，因为他代表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