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南方游击战争时,有一个秘密任务,只有他和项英知道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各苏区红军相继实施战略转移,但是还有很多伤病员不能跟随长征,只好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比如陈毅陈老总,就是因为腿上有伤,不得不留下来,和项英等人领导南方游击战争。

这些人面临着敌军的重重围困和搜捕,随时可能牺牲、被俘,或者因缺粮少药而饿死病死,所以,他们的处境其实比长征途中的红军更加险恶,陈老总就曾经数次被敌人围捕,最危险的一次,他甚至写好了“就义诗”,就是流传至今的《梅岭三章》。

那些日子里,陈毅、项英内心倍感焦虑的,并不是自己的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与敌人斗争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置革命财产。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大家可能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以为红军队伍都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财产,也不需要财产,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做任何事都离不开经济基础,革命队伍也需要大量的经费,否则大家吃什么?穿什么?因此,红军都有专门的后勤部门,负责保管这些财产。

但是,在极度复杂、极度艰苦的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继续保持后勤部门是很难的,只能由具体的个人随身携带。

不过,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负责携带财产的人是否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要知道,当时经常有意志薄弱者开小差逃跑,甚至变节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这些财产必须由最可靠的人来保管。

那么,谁最可靠呢?无疑还要数陈毅和项英,毕竟是最高领导嘛,如果他们俩有异心,那就再找不到可靠的人了。

于是,陈毅和项英就把金条、银元、大额钞票都捆在腰里,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冬天还好,衣服厚,人们看不到,可是渐渐到了夏天,麻烦就来了。

因为这件事是高度机密,普通战士们都不知道,因此看到陈毅和项英身上鼓鼓囊囊的,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陈老总一看,觉得问题很严重,就和项英商量:“老项,这样下去不行,越遮遮掩掩,大家越觉得可疑,会严重影响安定团结,我看干脆把情况公开吧!”

项英也深有体会,说:“对,这样继续瞒下去,有没有阴险分子暂且不论,大多数同志也会生疑动摇的。”

于是,两个人就把游击队战士都叫来,然后把身上的财产都拿出来,放在石板上,陈老总说:“同志们,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要大家一起商量个事,这些都是宝贵的革命经费,我们都应该不惜牺牲保护它们,不能让它们落到敌人手里,也不能被变节分子据为己有,以前一直由我们俩带着,可是我们觉得这样也不妥,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项英也接着说:“大家觉得是把它们分成许多份,由许多人分开携带好,还是继续由我和陈毅带着好?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大家听完这些话,都被陈毅和项英光明磊落、公正无私的精神打动了,原来的疑虑都烟消云散,纷纷说:“我们信得过两位领导,你们就继续保管吧!”

陈老总说:“谢谢同志们的信任!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万一有一天我们两个出现什么意外,牺牲了,我们的遗体你们可以不管,但一定要拿走这些经费,由你们继续保管好!”

陈老总一番肺腑之言,把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游击队员们的心更加团结了,最终熬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毫不夸张地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坚持下来,陈老总和项英有再造之功,不亚于当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功勋。

也因此,1955年授衔时,当有人说陈老总不应该授元帅衔的时候,周总理特地给负责人打电话,说陈毅必须授元帅,因为他代表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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