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稀世国宝背后 宋朝独以富亡国？

2015年9月，北宋画家张择端国宝级画作《清明上河图》在北京故宫展出，成就了“故宫跑”的佳话——由于到故宫观看《清明上河图》需要排队六七个小时，故而有许多人早早到故宫午门外排队，待午门一开就狂奔入宫。2017年9月，北宋另一传世名作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北京故宫展出，“故宫跑”再现。

中国曾有一句俗语“盛世的文物，乱世的黄金”，讲的是文物在盛世才能体现价值，乱世则只有黄金才最可靠。《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追捧，固然说明中国今天的盛世，但又何尝不是宋朝的盛世造就这些传世名画。世人常说汉朝以强亡，盛世的宋朝却以富亡，令人扼腕。同为盛世的今天，宋朝的以富亡国很值得深思。

宋朝一向在中国历史中被定性为“积贫积弱”，自19世纪日本历史学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否定。有研究指出，宋朝国内生产总值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南宋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超过北宋。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东洋史学会会长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获得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也认为，宋朝“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既然，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都市发达、知识普及更是可与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使中国率先站在了近代的大门前，只需顺势前进一小步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大步。

然而，如此繁荣的盛世却未能顺势前进，反而后退了，不仅使中国进入近代推迟了六百年以上，更令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潮流饱经磨难。原因何在？

首先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地处亚洲东部，独占了亚洲东部最适宜生存的土地，向北是草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向西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与山脉，向南是热带丛林，向东是海洋。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使外来文明很难侵入中国，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伊斯兰教的东扩都在阿富汗这个十字路口掉头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而不是东进中国，使中华文明不受外来文明打扰历经千年而不绝，整个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国际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中国的扩展，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东亚大陆上适合农耕的土地就已经被全部纳入帝国范围内，扩张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实际已经达到农耕帝国的扩张极限。汉朝尚武，进而击败草原民族，将势力扩张到北部草原与西域，将帝国扩张到地理局限的极限。早早扩张到极限后，中国开始收缩，进取心与尚武的精神开始消退。所谓的魏晋风流，只不过是失去进取心与尚武精神后，贵族精英阶层的糜烂与堕落，最终只能衣冠南渡。

至宋朝，尽管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农耕文明的北部大门洞开，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华北地区直面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的防线后撤到黄河一线，西北还面临西夏的侵扰，但在通过贡献财物实现和平后，宋朝在重新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中国文明进一步内卷，趋于保守。

贵族精英阶层糜烂堕落后，唐朝以科举使官僚——士阶层崛起，至宋朝皇权与官僚共治天下。而在宋朝，代表官僚士阶层核心意识形态的儒家，由唐朝的道统说，发展到宋朝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宗教化架构，固定化，进而保守以致僵化，并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守僵化，中华文明失去的不仅是进取心与尚武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近代的大门口退了回来。

北宋亡于金，南宋凭借海外贸易其财政、经济甚至超过疆域更大的北宋，但在这种缺乏进取心的保守僵化的文化之下，偏安一方。明清以降同样不乏盛世，却也更加保守僵化，终致亡国，差点灭种。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在中国重新走向盛世与复兴的今天，盛世之下文化的重归保守与僵化应该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