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猷华：“潜伏”在新中国｜非虚构

郝加献：公安局追查文学小册子｜散文

文/陈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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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袁老师

有一年，二妹从老家来，谈起家乡最富戏剧化的新闻，就是小镇上穷困潦倒了一辈子，年近八旬的袁坤老先生现在苦尽甘来，居然成了离休干部。二妹说，人家党龄工龄都从1948年算起。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我熟识袁坤，我曾是他的学生。

袁坤老先生身高一米八几，年轻时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眉宇俊秀，显得非常儒雅，甚至有点女性化，比如语声轻柔，比如会织毛衣。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袁老师教我们班的数学、美术和音乐。他上课很耐心的，轻言细语，反复强调，比女老师还温和得多。就是他的这种过分的好脾气，难免让人产生一点疑惑，似乎他哪根神经联结得不大对，总好像跟常人有一小点不同，但又让人说不出所以然来。

作为老师，袁老师应该是很优秀的。小学的算术，可能谁都能讲，但同时教美术和音乐，就得有点天赋了。袁老师的手风琴拉得很好，边拉边唱，常常很陶醉，我们上音乐课就像是在欣赏演出。我们全班同学，都是喜欢袁老师的，尽管他个子高大，是学校身材最高的老师了，但他不会凶我们，不会罚我们站黑板，更不会罚扫厕所。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是很调皮的，班上的同学，有场镇的，也有农村的，大家常常打架斗殴。有时课间休息，我们楼下的同学就跟楼上的同学互相投掷泥块，也不是真的跟谁有仇恨，主要是觉得好玩。袁老师看见了，就叫我们住手，但并不处罚我们。如果是其他老师看见了，一定会罚我们在黑板下站一节课的。

我们三年级刚读完，学校就把袁老师辞退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袁老师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不知道他的专业就是当老师。当时学校里有一些老师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志愿军退伍军人，然而师范专业的袁老师却被辞退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辞退袁老师的原因，是不是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是不是上级有裁减教师的政策？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老师被同时辞退？

那时候，是1961年，是新中国很严峻的时期，三年大灾荒的最后一年，但我们太平完小仍正常上课，各班也没有裁减合并，然而袁老师却“下课”了。

濒临绝境

袁老师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下岗了，成了一个闲人。当时有职业尚且半饥半饱，小学老师二十多元月工资只够买十余个“高级饼子”（近似于现在的芝麻饼），下岗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不清楚袁老师在那段时期是如何熬过来的。直到有一天，街上传得沸沸扬扬，说袁老师的堂客（妻子）跑了，一个人跑贵州去了。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原江北县的一个小镇）有一些人实在生活不下去，就跑贵州，跑接近贵州边境的綦江县赶水乡，据说那些地方人少地多，出包谷，不挨饿。一般去的都是妇女，就是去给山区的大龄男人当堂客。

在记忆中，袁老师的妻子也身材高挑，模样姣好，常穿一件白底素花衣服，和袁老师走在一起很般配。但是这位女人不愿与般配的袁老师过了，一个人去了渝黔边陲的赶水或者贵州，情愿到那里的山区，跟一个当地大龄农民相伴终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才貌的袁老师比不上一个山区单身汉，因为袁老师下岗了，没有谋生能力，不能够养活妻子，而那位山区农民有包谷吃，能够让人活命。

袁老师接连受到两次沉重打击，失去了生活来源，失去了妻子，一个文弱书生，不知怎么生活下去。那个时候，没有私营企业，也不准新的个体户出现，更由于灾荒的蔓延，一些工矿企业在关停并转。袁老师能够干什么呢？

袁老师终于病倒了，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全身开始浮肿。那时候，每个公社都有“康复院”，专门收容浮肿病人。奄奄一息的袁老师被人抬进了康复院。有很多人是今天抬进去，过几天又抬出来，不过不是抬回家，而是抬到荒山野岭掩埋。街上的人都议论袁老师怕是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抬出来了，大家都为这位善良的人叹息。

三天过去了，袁老师没有被抬出来，十天过去了，袁老师仍在康复院里躺着，整整一个冬天，袁老师都在那里面。

寒冷的冬天过去，春暖花开的时候，袁老师出来了，是自己走出来的。是康复院的糠菜救了他，更是顽强的意志救了他。

此事过去近半个世纪后，在家乡的菜市场旁边，袁老师对我说，他当时有好几次都濒临死亡边缘，四肢都不能动了，也说不出话。在他思维也即将停止的时候，突然像有一道亮光在心里闪了一下，他恍然记起，有一个人曾经嘱托他要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会来找他，甚至会给他布置新的任务。袁老师的泪水溢出来了，他一定要等到那个人出现，一定不能就这样去了。袁老师逼迫自己努力挣扎，硬是赶走了已经扑到床边的死神。

在社会最底层

侥幸活下来的袁老师开始了新的生活。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见，袁老师整天都在河里泡着。太平场是建在一个山坡上的，有一条名叫放生河的小河就从山坡下蜿蜒流过。放生河有一段是山涧，岩石嶙峋，河流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个水潭。袁老师就在这些潭里泡着，时不时潜下去，寻找藏在石夹缝里的鱼儿。

那时候，放生河非常清澈，河里有很多种鱼类，有很寻常的鲤鱼、鲫鱼和“鰺子”，也有较特别的“青薄”（青鱼）、剌格巴（鲢鱼）和巴山（清道夫）。袁老师的水性好，这本来是用来锻炼身体的，现在居然成了谋生手段。每天下午，他把抓到的鱼拿到街上来卖，少则二三斤，多则七八斤，每斤可卖五六毛钱，也可勉强度日了。

后来，袁老师还养了几只黑山羊，每天下河的同时，也把羊牵去，让它们在河边的山坡上自由自在地啃草。

冬天来临，袁老师不下河了，就在家里编斗笠（像草帽的遮雨用具）、编烧箕或者箢篼（大撮箕），也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手艺。我想，一个会织毛衣的男人，学做篾活，可能要比平常人容易些吧，况且他还会画画会乐器，应该更是心灵手巧。

小镇当场天（赶集），袁老师就把这些竹活摆到门口的街沿上，等待农人来买。当时的太平场通街都是瓦房，几乎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筑，袁老师的住房当然也是，并且是临街的，大门是一排木门，可以一扇扇拆卸下来，显然解放以前是门面，开过商店的。还好，上天在大肆掠夺袁老师的时候，还留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地，一个方便与赶场人交流的场所。

袁老师下岗以后，就靠这些手艺生存下来，不但养活自己，还奉养老母亲。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袁老师的身材不再修长，反倒变得魁梧了。我曾见过他在河里抓鱼的情形，他在水里踩一阵水，然后瞅准目标，轻轻沉下水去。他再冒出水的时候，嘴里含着一条鱼，手里还抓着一条。他跳上岸来，只穿着一条三角裤的他，一身的肌肉，非常结实，非常健美。但不管生活如何艰辛，他说话仍是轻声细语的，柔柔的，行动姿势，还是带点女性化。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也就是袁老师三十余岁不到四十岁之时，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习俗。袁老师觉察到了社会新的需求，便开始专门画画写字。画那些花草虫鱼的条幅，写那些寿比南山，喜结良缘的大红对联。袁老师家的堂屋（客厅）墙壁，挂满了这些花花绿绿的画卷字幅，他开始卖画维生了。

于是，当场天，来赶场的人们路过袁老师家门的时候，就有人停了下来，就有人走进来观赏，就有人掏钱购买。农民们都称袁老师为袁画家，办喜事时喜欢来袁家选画选字，或者专门要求袁老师画出或书写特定的内容。七十年代中后期，玻璃画流行，袁老师又转向画玻璃画，一块块的玻璃画就从袁老师家源源不断地流出，流向乡村农家的墙壁，带给人们新鲜的艺术视觉。

袁老师画画卖的那些年，房门每天都是大开着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踏进去，或者静静地看他泼墨挥毫，或者旁若无人地欣赏满墙的画，或者找他聊上一阵。我每次路过他的家，如果没有急事，也是要进去呆一会的，遇到他在作画，就不出声地看；如果他没有事，就随便聊几句。

我也喜欢画画，少年时也曾被当地群众誉为“小画家”，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袁老师这些画大红大绿、呆板而庸俗，没有明白他是在适应市场需要。七十年代初，我就离开家乡了，后来假期回家，也必定要上街转转。而上街必经袁老师家，也就要进他的画室看看。

袁老师认为我应该在美术方面有出息的，总勉励我多下点功夫。特别是1978年恢复高考，听说我没有去报考美术学院，袁老师非常惋惜。

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袁老师去找原来任教的小学，去找当地教委，几经曲折，终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教师身份，被安排到另一个小镇去教小学。这个时候，袁老师已经过了五十，他这才重新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

自此以后，我春节回老家，与亲属们上街漫步，总见袁老师家的房门紧锁，看不到半个人影。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街道上好像少了一个“景点”，心里会出现一丝落寞。

最危险的时候入党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文雅而有点女性化的袁老师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二妹跟我讲了袁老师的事过后，没有多久就到春节了，我照例回了趟老家太平场。有天我在小镇的菜市场边不经意碰见了袁老师。袁老师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鬓发皆白，曾经英俊的脸上皱纹斑斑。但他的身体仍然挺拔，精神矍铄。

我说，袁老师身体还是很健壮啊。他笑了，说，我刚从医院出来几天，才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身体已经不行了。他告诉我，幸好现在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医药费全部报销，不然，这两万多医药费就是个沉重负担。

我于是抓紧时间问他的地下党员身份是咋回事，怎么长久以来大家都不知道？

袁老师回忆说，1948年的秋天，他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发展他入党的是学校的年轻教师K。那时候，是重庆地区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因挺进报事件牵连，一大批共产党人都被特务抓进了牢房。K问袁坤，还敢不敢加入，袁坤回答说，你不怕我也不怕！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K说，不是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任何时候绝不能泄露党的机密。袁坤使劲点了点头。过了几天，袁坤宣誓入党，成了师范学校党组织的一员，参加了地下斗争。

一年后的一个秋夜，K老师从重庆市区回到学校，偶然发现有人跟踪。K老师很镇静，回到宿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跟其他单身教师打了一阵牌，然后躺到了床上。第二天清晨，K老师悄悄来到学生宿舍，单独把袁坤叫出来，对他说，我已经暴露，马上撤离，但你还要留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等待，不要参与任何活动，不要再跟党内其他同志联系，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静静地等待我的通知。记住，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说完，同样高大的K老师紧紧拥抱了袁坤一下，就转身匆匆走了。

回乡途中遇险

1949年12月4日，刘邓大军扫除涂山残敌，直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破旧立新之际，袁坤就读的师范学校暂时停办，等待人民政府接收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便纷纷回家等待。袁坤是步行回家的，那时从重庆市郊回太平场，没有公路，只有石板大道。半下午的时候，袁坤经过一个桠口，突然被人堵住，恶狠狠地盘问他的身份，并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袁坤说他是学生，现在回家去。但那些人不信，有的说他是逃跑的国军士兵，有的说更像是特务。袁坤怎么申辩都没有用，还是被那伙人捆了起来，并关进一间破屋。晚上，那些人又来审问，袁坤仍然坚持说自己是学生。审问者发火了，用扁担、锄把狠狠打他。袁坤被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但他仍在心里为自己打气，坚决挺住，绝不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这帮人信不过，说不一定是国军残兵或者是土匪呢，说了会受更大的罪。这时，有人一棒打来，正中额头，他眼前一黑，顿时昏迷了。

第二天上午，袁坤清醒过来时，破屋里已经空无一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躺着想了好一阵，这才依稀记起昨晚的事。他赶紧挣扎着爬起来，强忍一身疼痛，一瘸一拐的往来的方向走。走了一阵，觉得不对，应该是回家呀，他这才返身往家乡方向赶。此时袁坤觉得脑筋不好使，但头脑中有一个想法却很清晰，那就是庆幸自己经受住了考验，在严刑折磨下仍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没有暴露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就在这段回家的路上，他暗暗下定决心，不要把自己的党员身份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守党的机密，默默等待K老师来找他。无论多久，都要等下去。

一年又一年过去，从学生到当教师，到成为无业者，到又重返教师岗位，这么一大圈转下来，他头上的黑发逐渐变白，健壮的身体逐渐衰弱，但袁坤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清晨K老师的嘱托。他没有把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他任教的太平完小的领导，没有报告当地的区乡党委，结婚后更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共党员，他把自己对党的忠诚表现在出色的工作上，对学生诲人不倦，做人坦荡正直。即使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他都没有抛弃自己的信念，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靠诚实的劳动，靠辛勤的付出去换取生存的权利。

重逢

2008年10月，一位京城某部的离休老干部到重庆寻亲访友，有天来到太平镇旁边的莲华中学革命事迹陈列馆参观。这所中学，就是重庆著名革命烈士王朴和他母亲创办的，这位老干部也曾是王朴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参观完后很感慨，想起了当年的很多事，便向陪同参观的太平镇领导打听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叫袁坤，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好像就是太平镇的人，不知现在怎样了？镇领导很热心，说等一会回到镇政府，我就安排街道居委会找几个老人来问问。

街道居委会主任接到镇领导的电话，听说是找袁坤，就说没有必要去找老人打听了，我认识他。京城的老干部在太平镇的小会议室里只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见镇领导带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走进来。这位老人当然就是袁坤老师了，幸亏他从学校退休后，又搬回了太平场，仍住在过去的那幢瓦房里，否则又要失之交臂。

袁老师愣怔一会，突然号啕大哭，这位老干部就是当年那位年轻的K老师，是袁坤老师用大半生时间等待的那个人。他终于来了，虽然是在将近六十年后。K老干部先是紧紧握住袁老师骨节粗大的双手，接着又紧紧地拥抱了他。K也不禁泪水涟涟。

当然，八十多岁的K老师不会给袁坤布置新任务了，他要做的，是向当地党委和政府证明，袁坤确实是1948年秋天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并且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有这位相当级别的老干部出面作证，袁坤顺利地恢复了党籍，党龄和工龄都从1948年算起，于是成了一名离休干部。这个时候，袁坤老师已快走完他的人生长途了。

2009年春节过后没有多久，袁坤老师又住进了医院，这次进去就没有再走出来。

【作者简介】陈猷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南岸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