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娟：长运之后：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
明代漕法凡三变，成化年间长运法推行后漕运制度逐渐定制，实则运作过程颇多曲折。从兑运到长运，均为解决江南地区的漕运问题，亦是军民州县水次交兑的进一步推广。长运之后，江南地区漕粮解运环节虽改为运军直达，征收和交兑环节却依然维持兑运法时期的“民收民兑”，因“军民交兑”地点逐渐普及至各州县水次仓，州县与漕运卫所之间逐渐形成“派兑”关系。成化时期派兑规制很难落实，卫所州县之间矛盾凸显，运作过程中常常一卫派兑多州县或一州县派兑多卫，衍生出卫所“分帮”运粮。万历元年，王宗沐推行全单定派，对民间已存卫所分帮加以官方确认，自此定“分帮派兑”之制。后历任漕运总督所推派兑改革虽在“定派”与“轮兑”之间反复不定，却均蕴含追求定制之精神，所谓“轮派之中，寓定派之意”。同时，明代派兑改革深刻影响了运军组织，“某卫某帮”结构被清代承袭，后被清帮利用。从卫所到漕帮，既体现了长运之后漕法的具体运作，又反映了明清漕运卫所的转变态势。
张程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讲师。
漕运是明清时期王朝贡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于明代漕运制度改革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在论及明代漕运运输方式改革时多着眼于“三次转变”的总体趋势，对运输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的考证与研究。认为明代前中期的漕运制度大致经历了支运、兑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即永乐十三年（1415）实行支运法，宣德五年（1430）推行兑运法，成化七年（1471）实行长运法，成化十年（1474）完全“改兑”，官军长运遂为定制。对于明前中期三次改革趋势基本达成共识，即漕运运输方式改革的总趋势是：一是由军运代替民运；二是由长运代替分程接运。长运之后漕粮运输环节，学界多认为“维持长运法的方式不变”，一直延续到清代。至于长运法是如何运作，军民如何交兑，运军如何运输，在明代后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发展趋势如何延续到清朝，尤待深究。
洪武年间，国都尚未迁到北京，在粮长制度下，四方漕粮沿着长江运输到南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因路途遥远，困难险阻重重，永乐十三年遂推行支运法，各地农民先将漕粮运至沿河指定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再由运军分程接运至通州和北京二仓。可见，支运法包括支粮和运粮两个独立环节，淮安等四大水次仓储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先上仓后支领，并无军民交兑环节，与之后兑运法下军民直接交兑有着根本差别。运军从各仓支出的漕粮，不必就是当年该仓的进仓粮；当年各仓的进仓粮，不必就要供当年运军支领运输。所谓“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
至于兑运法和长运法的实施，《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固然精扼，明实录和《漕运类编》等文献的记载或更为详细，或间有抵触，侧面反映出兑运法和长运法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一般认为兑运法是漕运总兵陈瑄在宣德六年（1431）上奏中提出的方案，李天佑、赖惠敏等较早对此进行反思，例如赖氏利用《明实录》《国朝典会》等其他文献对《明史·食货志》精简概述比较考证，对清水泰次的定义进行反思，认为食货志删减了陈瑄奏文，兑运法不是“以民运至淮安、瓜洲，再由卫所军行兑运”如此简单。森正夫认为在陈瑄之前苏州知府况钟也就纳粮户远运问题提出了类似的改革策略，兑运法是在江南三角洲官田地区征税制度与纳粮户管理方式改革的一环，是根据纳粮户生产劳动所处的状况提出的，负责征税的况钟与负责漕运的陈瑄，在制定政策方案上存在协调与合作，就兑运法问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近年来亦有学者考察了兑运法、长运法在地方上施行的细节。可见，无论是兑运法还是长运法，最初都是为了解决江南苏松地区的漕运问题，因故本文以江南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
就江南地区而言，支运、兑运和长运法的施行，也是军民在附近州县水次仓交兑逐渐普及的过程。永乐十三年朝廷实行支运法，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漕粮民运到淮安仓交收，运军用3000只漕船支领淮安仓粮运到济宁仓，再用2000只漕船支领济宁仓粮运到通州仓，支运法不需要军民交兑。从宣德五年到成化七年，南直隶地区的米粮采用支运、兑运并行方式运送，长江以南的应天、苏州、松江三府大部分漕粮就近兑与卫所官军，再运载至京；部分由民运瓜、淮两地交兑。长运法则进一步将瓜、淮交兑改为州县水次军民交兑。据《漕运通志》记载，长运法较早倡议者亦是苏松、应天等地的粮长等人，他们向巡抚滕昭进言，于是成化七年令江南民运瓜、淮二处兑军上纳粮米，俱令官军过江，就与各该州县水次仓交兑漕粮，苏松百姓交纳一定运费作为过江之费便可。可见，相对于兑运法时期已经推行的州县水次交兑外，长运法又将原赴瓜洲、淮安交兑漕粮改为到江南州县水次交兑。正如《明通鉴》所记载：“所云水次交兑者，如某府漕粮即在某府水次兑之于军，但给过江之费，不复自运，此仍兑运法变通而行之者。”可见，成化七年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是对周忱令江南官军就近兑运的进一步推广，这也是长运法和兑运法的区别，并非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有学者认为长运法又称“改兑”，即改支运为兑运，废的是“支运”，而不是“兑运”。实行改兑法后，漕粮运输全行兑运，即由官军就近兑于民，长运至京。所以《明史·食货志》概括为“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相较于支运法，兑运法和长运法的关键在于改为“水次交兑”，也就是某府漕粮在某府水次交兑于军。从“支”改为“兑”，增加了“军民交兑”环节，可以说长运法是兑运法的进一步推行，将仍行支运的部分漕粮改为兑运，瓜洲、淮安水次改到附近水次，运输方式上表现为运军直达，并逐渐形成定制。虽然长运法和兑运法实质相同，但长运之后江南地区才较为彻底施行水次交兑，故此本文从长运法之后谈起。
尽管长运法逐渐在漕粮运输方式上改为全军直达，但漕粮征收仍然是民收民兑，据雍正《昭文县志》记载：收兑粮长之役，运虽改为官军，而交兑仍用粮长，犹困于旗丁之需索也。换言之，长运法后江南苏松等有漕州县的漕粮，由运军代替粮长进行长距离解运，但是漕粮收兑环节依然保留粮长之役，由收兑粮长征收漕粮并兑给官军。在长运法制度设计层面，卫所运军运输的起点在州县水次仓，需要粮长将漕粮交兑给漕运卫所运军，“军民交兑”的环节便分散在各州县水次进行。长运法施行后漕运环节可以概况为民（粮长）收—军民（粮长）交兑—军运，并且漕运卫所直接到州县水次仓领兑漕粮，这便形成了卫所与州县之间的派兑关系。
所谓“派兑”，可简单理解为漕运卫所与有漕州县之间的关系，其原则最早于天顺六年（1462）便获确认：“一州一县，止许与一卫交兑，兑支不尽，方许兑与别卫。分派水次，不许将一州一县分作三四卫，亦不许将一卫分作三四州县，及以远派近，以近派远。”显见州县与卫所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长运法实施后，成化八年（1472）又进一步落实派兑规定，并依照道路远近，将卫所与有漕州县对应关系固定下来，王宗沐《定派漕粮疏》曰：“运舟属于官军运粮，供于州邑，岁有派兑，酌道里以定经行，兑有重轻，因原额而分损益，所以官军奉尺纸以赴有司，则有司举全数以相委付，盖自成化八年更定。”
长运法施行后军民交兑最为普遍，州县有司和卫所均参与其中，交兑的地点便为州县水次仓。成化八年定派兑次序，派兑文书“尺纸”写明卫所派兑的地点和州县需要交纳的漕粮数目，州县按照文书所列粮额兑与卫所运军。如果兑运期限延迟，有司和军卫同罪。正德二年（1507）漕运会议又称“一州县粮米，许兑与卫，兑支不尽，方许兑与别卫，不许一州县分作三四卫，亦不许一卫分作三四县交兑，以近派远，以远派近”。在天顺六年和成化八年规定的基础上加以确认。正德四年（1509）漕运都御史李瀚和漕运参将壮椿上奏“申明派拨交兑之例”，嘉靖十九年（1540）漕运都御史周金上奏漕务，再次申明各州县兑粮，一卫兑支不尽，方许易卫，勿辄分析，以启弊端。可见，从天顺年间到嘉靖年间，一州或一县对应一个漕运卫所，不许分散派兑，这项原则被王朝典章反复申明强调，显然朝廷希望派兑原则可以成为定制，同时侧面反映出派兑条例在实际运作中弊端丛生，常常出现派兑不均、一卫派兑多个州县、或者一州县分派多个卫所兑粮的情况。针对这些派兑无序混乱的情状，王宗沐遂进行派兑改革，确认制度设计之初的定派精神。
二、军民“私兑”：水次肥瘠与派兑不均
漕运派兑混乱的缘由需从长运法军民交兑环节双方谈起。长运法后江南漕粮军民交兑在州县附近水次进行，即由粮长负责收齐所辖漕粮，兑与运军北运。在交兑时，军民之间会产生种种问题。一般认为，运军到州县兑运，先是运军和粮户直接交兑，后改为官收官兑，但无论采用哪种交兑方式，运军为应付沿途漕务官吏的需索，都在州县兑粮时进行勒索。实际上，州县粮户与卫所运军势力强弱不同，州县水次有肥瘠之分。尤其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却被称为“水次瘠薄”。据时任南京刑科给事中的郑明选上疏称：
郑明选回顾了万历年间水次派兑的情状，苏州昆山、常熟漕粮“水次瘠薄”，漕粮交兑困难，常常令卫所运军破产赔累，南京卫所与外卫纷纷避之不及。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漕赋重地苏州府对于运军来说“水次瘠薄”呢？其原因值得深究。
军民交兑过程中，与卫所运军打交道的往往是“粮长”，江南水次贫瘠与粮长、地方势豪大户相关。早在洪熙元年（1425），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松等府后发现，江南粮长征粮时私置仓廒，以各种名色额外加征，而实际输京者不过就是平米正数。如此掊克小民，导致大量粮户破产，在技术上各县没有储存起运税粮的设施，粮长在各里自设仓库，或者将税粮临时储藏在自己家中，税粮的管理直接置于粮长个人支配下。针对这种情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奏准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州县水滨沿线设立官仓，确定加耗平米入囤。尽管宣德年间在周忱推动下江南州县大量建立水次官仓，这也是“兑运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兑运法并未改变民收民兑，漕粮征收环节仍然依靠粮长，私收私兑问题屡见不鲜。笔者发现，明代中后期江南州县依然存在粮长“私兑”的情况。据正德五年（1510）漕运总督邵宝的会议状称：
江南州县俱有粮长，江北亦有大户，各预期征纳未尝，后时中被贪懦掌印管粮官纵容，私家收受轻赍，经营花费，直至五六月间，方才买米，又多插和沙水糠谷，不肯在仓晒扬，逼军就船领兑，途间经过三伏，蒸腐烂，包陪累债，违限问罪，黜罢降级，有司官员、粮长、大户安坐如故。
成化年间长运法较早在江南州县推行，相较于兑运法，进一步改变的仍是运军交兑漕粮的地点，并非运输方式的改变，即交兑漕粮水次从瓜洲、淮安等处改为江南各州县附近水次仓，缩短了民运漕粮的距离，亦是此法推行的初衷。粮长在明代漕运运作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明初漕粮的催征、经收、解运全部由粮长始终其事，而最为繁重的工作便是解运。随着兑运法和长运法的施行，粮长逐渐免除了解运漕粮差役，但是仍然需要征收漕粮，因需与运军交兑漕粮，便增加了“交兑”漕粮的职责，由粮长负责“民收民兑”，即“收兑粮长”。州县收兑粮长之役，便是在长运法之后专门设立的，或者说是对明初粮长差役的细化。据康熙《常熟县志》记载：“（成化）十年，立改兑法，苏松等处米改令官军各赴水次支兑，时设收兑粮长，兑给官军，此兑役所由，困于官军之勒索。”收兑粮长又称“仓兑”，在水次仓征米候兑。关于收兑粮长，梁方仲早已敏锐指出，从明代中叶开始，粮长关于税粮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三项任务，在各地多已正式划分开来，各设一专人负责。与此相适应的现象，就是于“粮长”之前各冠以其所担任的职务等字样以资识别，如“催办粮长”“兑收粮长”。粮长的工作重点从解运转至征收方面。笔者认为，粮长分化与专责化，某种程度上是与漕运方式改变相关的。邵宝奏疏中的“粮长”指的便是“收兑粮长”，江南州县粮长等势豪，本应提前将漕粮征收到水次仓（官仓），运军一到便可顺利交兑，但这些粮长大户私自收取轻赍银，经营花费，一直到五六月才匆忙买米，掺和沙水糠谷，不纳官仓，免于晒扬筛选查验漕粮，逼迫运军就船交兑，这样运军收到的漕粮质量腐烂，不符合朝廷“干洁圆新”等要求，便要由运军赔补漕粮，由此，江南州县水次对于所分派的卫所来说便是“贫瘠”的。
关于江南地区“大户”称呼，前辈学者在赋役制度改革层面研究颇深，认为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情景下，尤其是条鞭改革之前，是对粮长、里长阶层的指称，在粮长、里长阶层率领下应役缴纳的农民，被认为是相应的“小户”。大户所凭藉的势力是其在国家赋役征收体制中的位置，因而被称为“势豪大户”。明末清初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个地域中被认为具有大户身份的是那些具有赋役优免权利者，由宦室豪富、豪右等以官僚家庭为中心的大土地所有者构成，实际上是士绅，尤其是高层士绅群体。我们从漕粮军民交兑层面，亦可看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大户”发展的诸多情状。
时任漕运总兵的万表奏疏《禁私兑以重京储》描述了粮长和势豪大户逼军私兑的情状。比如常州府武进县的粮长白子道倚靠豪强势力，在收取漕粮中掺和恶米，不上纳官仓晒干拣选，逼迫泗州卫官军私家领兑，同样，苏州府昆山县粮长等倚靠地方豪家，不将漕粮交纳到水次官仓交兑，等到官仓漕粮交兑完毕，势豪方才逼军上门领兑，“既不晒扬干洁，反又插和糠水，百计留难，官军畏惧，违限比较问罪，只得屈兑上船，沿途蒸折，临仓亏欠，负累包赔，不胜困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有苏州府和常州府诸如粮长白子道私兑的情形，亦有江北把总吕元、盐城所千户李显纷纷呈送其所派兑州县粮长私兑的情况。漕粮本在水次官仓晒扬交兑，但是江南州县势豪大户拖延上仓，州县管粮官和卫所官军均受其害。万表遂提议，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兑收秋粮开始，禁止私兑，开仓收兑，听候官军晒扬交兑。显然，万表上奏得到了户部肯定，同年《明实录》记载户部漕运新定规章，其一便是针对江南“私兑”弊端，即“江南权势之家，粮至数百千石以上，不早入仓，有司因使之自运，不领于粮长，初亦甚便。今则缘此多掺糠秕，强军私兑，不足则计户科敛以充之”。并对纵容私兑的运官和州县有司定以惩罚条例。甚而逼军私兑的势豪已经拥有了“兑户”专称：
据中都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尹凤呈据，怀远等卫运粮指挥庄棠等呈称，蒙派领兑苏、常二府州县粮米，依期到彼，眼同官里，将在仓粮石从公领兑，此又外有不入仓粮石，名为兑户，各居乡城不一，每卫派散五十七家粮米，多寡不等，旗甲挨门找寻，伺候彼便则出兑，不便则叱回，只得守等，旷延月日，又被将粮插和糠秕湿润，倚势兑与官军，受害不敢声言。
苏州府和常州府的漕粮由怀远等卫兑运，卫所本应会同官里在水次官仓领兑粮户交纳的漕粮，但是地方上存在着不纳官仓的大户，冠以“兑户”之称，可见这些大户已经在地方上似有“官方”性质，积年已久，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收兑粮长的角色，不将税粮交纳水次官仓，而是在家设置仓廒，成为水次官仓之外的交兑地点。值得注意是，“兑户”不仅有乡村，还有城市，森正夫认为明代中后期“大户”表现为，城市里所谓“附郭豪右兼并之家”“缙绅乡官”“缙绅大族”“绅士之家”等拥有社会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官僚阶层的势力得到显著发展。这里的城市“兑户”应类似此类人群。城乡兑户规模不可小觑，这样原本只需要到固定州县河岸官仓收兑漕粮的卫所运军，为了收购漕粮，还要上岸到州县，分散到这57家“兑户”家里挨门兑粮，“兑户”势力很大，方便时才兑给旗军，不方便的话则将旗军叱回，导致运军收兑愆期。此外，“兑户”漕粮质量堪忧，他们在粮食里掺和糟糠，官军从中受害却不敢言。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苏州府和常州府州县水次收兑漕粮对于运军来说困难重重，颇为“贫瘠”。
尽管嘉靖二十七年制定了惩罚措施，但是江南州县势豪“逼军私兑”屡禁不止。嘉靖四十年（1561）时任户部尚书的高耀题准，对于参与“私兑”者制定相应处罚规定，“凡势豪大户不赴官仓，逼军私兑者充军”，“掌印管粮官纵容迟误，一百石以上住俸一年，二百石以上降二级，四百石以上罢黜，管粮司道不稽查禁处者，以枉法论”。隆庆元年，漕运都御史张瀚、漕运总兵官李廷竹会议六事，其一便是关于水次兑军，再次申明禁止“私兑”：“苏、松、常、嘉、湖宦家纳粮，不赴水次，每逼军私兑，宜遵例禁革。”江南地区存在不将漕粮纳入官仓的兑户、粮长等人，现有文献记载虽不能对这些人群一一考证，但其身份有所重叠，在地方上称得上为“势豪大户”，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官家背景，故而卫所运军很难与之抗衡。这里称逼军私兑的纳户为江南苏、松、常、嘉、湖的“宦家”，可见这些江南地方上的势豪大户很多已经取得功名。相关文献虽记载不多，但我们在碑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宦家纳粮的情状。崇祯三年（1630）时任常熟知县杨涟立有《邑侯京山杨公酌议漕政八款》石碑，其中便回顾了明代中后期常熟漕运的积弊：“士民水次，全不贮仓，致粮米有侵牟之害。”纳粮之时，青衿士民不将漕粮交纳到仓，而是在家收贮。碑文记载：
夫青衿之宜优异也，所从来久矣，往（下缺）漕米堆贮水次，藏富于家，与官廒无异，□听其便，诸生遂援以为例，每至征粮时，纷纷求贮水次，责以入廒，则曰入廒有船脚之费，在廒有典守之烦，出兑又有守候之累，坚持前说，岁以为常，第其中无田者，每挂寄他人米为己米，或□收入，已经出兑时，始取偿于备（下缺）之又迟，沿门持钵之说，大半亦系此起。……（缺）丁粮不进仓，□□官旗领兑私家，无异沿门持钵，各帮运官每每称苦。
这些人将漕粮私贮家中，不纳官仓，逼迫卫所官军分散到各户收兑漕粮，卫所旗军收兑漕粮无异于挨家挨户“沿门持钵”，称苦不堪。万历年间，时任户部右侍郎的赵世卿回顾明代中后期江南州县漕粮交兑情状时称：
嘉、湖、苏、松粮数独甲江南，纳户率皆豪右，甚且亲识大姓贿投门下，应兑粮米，颗粒不行进仓，大书告示，逼军私兑，稍不如意，任凭军官停船守候，屡谒门墙，经月不兑。有司明知，而不敢问。夫民既恃势以凌军，军安得不挟众以虐民，是鼓噪之衅，宁独启自运官，实亦不肖有司畏徇强御，破坏漕规，激使然耳。
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为漕赋重地，纳粮大户皆势力豪强，熟识大户为了逃避徭役而寻求其庇佑，投靠其门下，他们常常不将漕粮交到水次仓，而是“大书告示，逼军私兑”，稍微有些不合其意，就会让卫所官军停船守候，延期几个月都不能兑完漕粮，而州县有司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也不敢过问，大户刁难运军，运军便会欺压百姓，导致军民诉讼，漕运延期。情形和正德嘉靖年间相似。江南势豪大户不上纳官仓，逼军私兑，引发漕运愆期等种种问题，使得税粮最丰富的水次反而“贫瘠”。时人描述了运军到苏州水次兑粮的险恶情形：
夫苏州，视他郡不同，人多豪右，米最滥恶，军怵于执卷舌束手莫敢谁何。其赴苏州，若投火井，是故有佥甲时逃且自尽者，有中途而逃者，有抵京挂欠而逃者。
苏州势豪大户众多，收兑到的漕粮最为滥恶，运军到苏州兑粮若投火井，漕粮挂欠，运军不堪重负，常常选择逃亡或自尽。鉴于此，原本派兑苏州府漕粮的杭州前卫、太仓卫、扬州卫、高邮卫等避之不及，窥见南京卫所无力，“乘衅朋计，朦胧告夺”，遂将苏州瘠薄水次转派给了南京水军左、水军右、龙江左、龙虎左、横海五卫。
固然私兑等问题是江南地区派兑不均的主要原因，但导致派兑不均亦有其他因素。成化八年订立的派兑制度运作方式为每年漕司将户部定准的运粮数目分派给十二运总把总官，把总官将其分派给各卫运官，各卫运官再分派给各帮。漕粮分派权力实际掌握在运总手中，时任漕运总督的王宗沐称：
各州县有肥瘠，而卫所有全疲，军士有新旧，而运官有愚巧。巧者习旧运，则欲取肥以自丰，而运每可全；愚者属新更，则必受瘠以取疲，而其势益困。惟其以此权付之把总，上下素不关心，而把总又以其权付之书识，官军视为旧例，此漕计之所以积弊成疲，积疲成坏，疲困既多，即其所谓全者终亦相胥负累，而事体之极于不振有由然也。
州县有肥瘠难易之分，漕运卫所的实力也有差别，卫所运官中经验丰富的往往“取肥自丰”，顺利完成运粮任务，相对贫瘠的水次则会留给没有经验的运粮官军，王宗沐认为原因在于各卫所每年派定兑运的水次地点、分配权力掌握在漕运把总手中。但是把总上下素不关心，将此权力交与“书识”，熟悉水次的卫所旗军往往给书识“常例之馈”，以求分配到肥美容易的水次，从而导致分配不均，致使“及到水次，而军卫官旗以米之粗恶不充，有司粮里以军之勒增为词，争讲牵缠，持久旷日，甚则聚兵相殴”。
卫所之间争夺肥避瘠，告改水次，从天顺到嘉靖年间一直在重申的卫所与州县的派兑原则早已被打破，时任户部右侍郎的赵世卿回顾兑务弊端称：
军民各图自便，往往告改水次，以致一卫而兑八九县，一县而派三四卫者。夫以一卫兑八九县，则路不免于远，以一县派三四卫，则费不免于浩繁，漕规之坏，正坐于此。
江南苏州府等地水次贫瘠，漕运卫所私改水次，导致长运法之后制定的派兑关系混乱，由此可见江南水次派兑的情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材料所限，其他省份卫所与州县派兑细节尚不明晰，但王宗沐所言“各州县有肥瘠，而卫所有全疲”，表明其他地区依然存在派兑不均问题。有漕州县水次肥瘠不均，卫所和州县有司双方寻求利益，更改水次，常常一卫分派八九个州县，一县分派三四个卫所，可见迟至嘉靖年间已经出现了一卫分成多个帮次到不同州县派兑的情况，亦为明代中后期卫所派兑原则被反复强调的原因。同时，卫所已经开始分帮派兑，逐渐衍生出卫帮组织。
三、派兑改革：全单定制与卫所分帮派兑
面对全国存在的派兑不均和随意更派水次的问题，隆庆年间时任漕运总督的王宗沐针对漕粮派兑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确认民间已经存在一卫分派多个水次的情况，同时，进一步将卫所与州县派兑关系固定下来。王宗沐传记中着重记录了此事：
先是屡年运路不通，宗沐饬法振弊，首申全单之法，旧例各州县每年应运粮米由运粮把总分派，而各卫各帮水次有难易高下之分，官旗吏书因而作弊。自全单设，凡某帮运某州县米，悉由漕司派定，每帮各给一纸遵行，陋规顿革。
首先，王宗沐提出将分配派兑的权力从把总手中收归到漕运衙门（漕司）。其次，设立全单，“申全单之规”。尤其强调，全单开列的内容，涉及州县和卫所双方，将原来模糊不清的原则具体化，规定了具体的卫所与州县的派兑关系，以后卫所派兑州县，均要按照全单执行，即将派兑关系固定下来。所置议单，必须由漕司亲自“派粮注限”，王宗沐提议：
自隆庆七年为始，以后将应运漕粮，听漕司亲派，及分布全单，每帮各给一纸，备开：某卫运官几员，领船若干只，旗军若干名，运某府州县兑改正粮若干石，自派粮文到之日，运官即会掌印官整点军船，造册送赴所在有司。
可见隆庆七年（1573）之后应运漕粮由漕司亲派，发布“全单”，每帮给一纸。全单上需要注明卫所管运官几名、领运漕船多少只、率领旗军多少名、派兑哪个府州县的漕粮、漕粮数目等信息。这样卫所派兑州县有详细的定例，卫所很难私改水次。除此之外，全单还开列了卫所关支月粮、兑运、过淮过洪等期限，对于违背期限的情况也有相应惩罚。由漕运总督将全单派给运总和有司，双方均可提前预备漕运事项。
尽管设置了全单，“仰荷朝廷允行，故今岁之运，由臣自派官军所奉之单，率从其便，而有司所承之数，不分于琐”，但卫所与州县告改水次积弊日久，混乱的派兑关系已经难以纠正，全单之制仍然无法解决官军与派兑州县的兑粮冲突等问题。于是，万历元年（1573）王宗沐进一步提出：必酌损益之宜，务求至当，然后定派兑之地，刻成书，大约以道里之近便为主，而中间又加通融以尽其情。根据卫所和州县既有派兑事实，固定卫所派兑州县，专门刻成书，称为“派兑条式”，颁发各卫所，强调人情通融之意，在既有卫所分帮运作事实上寻求“定派”之法，实则将私兑后已出现的一卫分派几个州县的事实加以官方认定。王宗沐言：
将今派粮数刊刻成书，凡有粮州县，有军卫所与各司道分给，使其永为遵守。……由此各卫官军知有定地也，未派可以整搠，各县粮长知有定卫也，初收即自备粮。空船回南有余力，则可以寄于水次而免临期牵挽，归途就近有不便，则可以托于地方而免雇人守候，州县与卫官数接，情有相维，而粮长与旗甲识熟，理无争斗。至于肥瘠相均，刁易相使，卫所不苦于独累，银料从此而适均，司道可以预催，空乏可以相贷，其于漕计之便，有难以悉数者，而自兹可以恒速恒整，于国计诚为万年有赖矣。
万历元年，王宗沐“博采卫所之丰疲，酌派州县之肥瘠”，将卫所派兑漕粮数目刊刻成书，凡由漕州县和漕运卫所均颁发的永为遵守，每年漕司只需要将“全单”更改运官和程限等信息，不再需要更改水次地方。由此，面对之前“告改水次”等弊端，卫所官军知道其有固定的派兑水次，各州县粮长知道其有固定的兑粮卫所。卫所派兑固定州县后，卫所与州县互相熟识，不仅可以减少争斗，而且州县可以帮卫所照管回空漕船，免去仓促牵挽，委托地方州县看管漕船，免去雇人守候，解决了水次肥瘠和难易不均的问题。
上文我们讨论了明代中后期已经出现由于江南州县水次肥瘠有差导致派兑不均、一卫兑运数州县、一个州县分派数卫的情况，而且卫所自行更改水次，卫所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成多帮派兑多个水次的情况，官方尚未固定水次，派兑混乱，早已破坏了长运之后制定的一一对应的派兑制度。万历元年，王宗沐在此基础上，根据卫所和州县的情况订立“派兑条式”，将卫所的派兑州县固定下来，即使一卫需要派兑多个州县水次，但水次固定后就不可随意更改。这样，从官方制度层面确立了“分帮派兑”制度。时任户部侍郎的赵世卿将派兑改革概况为：“每年漕司分帮派兑，俱要肥瘠相兼，地里相近，种种事例详载议单。”此改革看似改变了长运法之后一卫只能对应一州县的规定，确认了分帮派兑，但背后依然是长运法之后设立的“定派”理念。尽管王宗沐的相关奏疏中并未提及全单的内容，我们不能得知王宗沐订立的全单里的“派兑条式”的完整记载，但非常幸运的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任南京兵科等科署科事给事中的郑明选《为复漕规以苏京军重漕臣以禆国计事疏》回顾还原了“派兑条式”中南京漕运卫所“分帮派兑”的具体情状，曰：
嘉隆以前，各卫岁派水次地方，隶于各总假手书识，流弊不均。万历元年间，蒙漕抚王军门目击其弊，博采卫所之丰疲，酌派州县之肥瘠，原派广洋卫三帮，分兑浙江嘉兴县，江西清江县，松江华亭县；龙江右卫三帮，分兑松江华亭县，浙江秀水县，江西新淦县；豹韬左卫四帮，分兑松江华亭县，浙江平湖县，江西南城、广信、永丰、新城、南丰、万安六县，镇江丹阳县；江阴卫二帮，分兑松江华亭县，应天溧水、高淳二县；水军右卫三帮，分兑松江上海县，应天溧水县，浙江海盐县；水军左卫三帮，分兑松江上海县，浙江嘉善县，江西临川、金溪、崇仁三县；龙虎左卫三帮，分兑松江上海县，浙江崇德县，江西吉水县；龙江左卫二帮，分兑松江华亭、上海二县，浙江桐乡县；横海卫三帮，分兑松江清浦县，江西南丰、广信、弋阳、贵溪四县，镇江丹徒县。其苏州常熟县粮，原派杭州前、太仓、扬州、高邮四卫，昆山县原派绍兴、镇江、凤阳右、留守左四卫，各分领兑，原题内开派定粮数，刊刻成书，分给有粮州县，有军卫所，永为遵守。每岁漕司止以全单易官定限，而不复更地，其有倡为异词规图自便者，听户科巡仓衙门纠正等因，题奉钦依颁布各省直军卫有司，一向遵守，军民称便。
由此可知，南京总漕运卫所主要兑运江南、浙江、江西等地漕粮。南京二总中分帮的漕运卫所诸如豹韬左卫和龙江右卫等，都是运军人数很多的卫所，一帮大致是400—500名运军。南京漕运卫所分派浙江、江西，以布政司为单位，各分为一帮；而分派南直隶漕粮时则以府为单位，如松江府、镇江府各为一帮。例如，广洋卫派兑南直隶松江府、浙江和江西，分为了三帮；豹韬左卫派兑松江府、浙江、江西和镇江府，分为了四帮，亦可见江南水次“瘠薄”。前文提及的苏州府常熟县和昆山县两个“疲瘠”的水次，也派定了固定卫所。即苏州府常熟县的漕粮派给杭州前、太仓、扬州和高邮四卫领兑。昆山县漕粮，派给绍兴、镇江、凤阳右、留守左四卫领兑。尽管限于材料，我们只能看到万历元年南京卫部分卫所分帮派兑情状，但迟至崇祯年间，南京总卫所已经形成“三十四卫，分派四十六帮，共该军船一千六百余只”的结构。
从漕运卫所的角度来看，一卫需要派兑多个府州县的漕粮，在卫所里面则衍生出漕帮派兑多个州县水次漕粮。从州县的角度来看，一府由多个漕运卫所兑运漕粮，一县也可以由多个帮兑运漕粮，这种情状看似与长运法之后一卫派一州县的制度相违背，实则是对早已分帮派兑的现实情状加以官方确认的“定派”之法。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漕运卫所是按照“帮”派兑州县漕粮，“漕帮”至迟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由此反映出明代中后期漕运卫所组织随着分帮派兑也发生了改变。明代卫所承担税粮运送任务可以追溯到明代初年，后来随着漕运制度的变化，卫所军逐渐成为漕运的主要力量，到成化年间已有127个卫所被派定运粮，出现了漕运卫所的名称。明代中后期，随着漕运卫所的专业化和分帮派兑的实行，在卫所体制下衍生出了漕帮的组织。关于明代漕军组织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运军和运总的探讨。而关于漕帮的研究，多集中在清代时段，一方面主要围绕水手行帮组织等展开，另一方面在论述清代的漕帮时，基本很少提及明代漕帮制度的渊源。实际上，在明代中后期漕运卫所已经逐渐衍生出了“漕帮”，分帮派兑便是其主要的制度渊源。
四、从“定派”到“轮派”
成化年间长运法施行之后，江南地区卫所与州县之间的派兑关系为一卫只许派兑一州县，但是水次有肥瘠，军民有强弱，派兑关系早已无序，既然已经不能一一对应，万历年间王宗沐遂订立“派兑条式”，采取定派水次，将卫所与州县的多方对应关系“固定化”，通融派兑。但是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轮兑”，亦称“轮派”，“轮派”相对于定派而言。有明一代，从万历元年到天启年间，漕粮派兑方式从“定派”到“轮兑”经历多次改变，《明史》记载颇为精要：
万历元年王宗沐题兑粮水次，始有一定；后陈荐创为轮派法；未几王纪奏复定派；天启末郭允元以水次有美恶，军民有强弱，于是酌水次之高下，凡六年为轮派一周，勒之石以息争嚣，无偏颇矣。
概言之，万历元年漕运总督王宗沐推行定派水次之法，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推行五年“轮派法”，四十六年总漕王纪又提议恢复“定派”，天启末年复改为六年轮派。尽管多次反复，但历任漕运总督均希望派兑制度走向定制化，即便是轮派之法，亦是在“轮派之中，寓定派之意”。《明史》梳理了几次变化节点，但从定派到轮兑并非一蹴而就。陈荐提倡推行轮派法亦有特定的时空情境，主要在江南地区推行。
早在陈荐正式制定轮派法之前，苏州府部分州县已经在以轮兑的方式兑运漕粮。前文提到，万历元年“派兑条式”规定，江南苏州府常熟县漕粮本由杭州前、太仓、扬州和高邮四卫领兑，昆山县漕粮由绍兴、镇江、凤阳右、留守左四卫领兑，南京二总漕运卫所不需要派兑苏州漕粮。但苏州府州县水次贫瘠，原来兑运苏州府漕粮的卫所运军多避重就轻，见南京卫所无力，运总缺官，朦胧告夺，将本属这些卫所的任务加给南京卫所，万历十五年由南京旗手总下水军左、水军右、龙江左、龙虎左和横海五卫领兑苏州府昆山县和常熟县的漕粮。二十三年（1595）户部又令锦衣卫总下广洋、龙江右、豹韬左、江阴四卫，与旗手总下水军左、水军右、龙江左、龙虎左和横海五卫，轮兑苏州府昆山县和常熟县漕粮。迟至万历二十三年，虽为漕赋重地，但水次贫瘠的苏州府昆山县和常熟县已由南京锦衣总和旗手总二总轮兑。
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任户部右侍郎的赵世卿再次提议派兑原则一县由一卫兑运，一府由一总兑运，如果一州一县由一卫兑运不完，才可以由别卫领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如苏、松、常、镇四府，又当错总轮派，以消盘据之奸，然总在四郡之中，不出近南直各总之外。”不仅苏州府由南京锦衣总和旗手总轮兑，同样水次贫瘠的松江府、常州府和镇江府三府，亦建议采取“错总轮派”的方法，由南直隶各总轮兑，运总的轮派范围不出四府。万历三十二年，苏州府“轮兑”被建议推广到江南苏、松、常、镇四府。
江南地区真正实现轮兑是万历四十年，施行五年一轮，背后的推动者为时任漕运总督的陈荐，这与他在江南松江府的为官经历有关。陈荐曾任松江府理刑，“目击吾松兑运为南京卫奸弁悍卒所持，士民不胜荼毒，有意更张之”。松江府漕粮派定给南京卫军，南京卫军兑粮时常有悍卒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他有意更改兑运卫所，但是并未实现。松江府华亭县知县章允儒颁发的榜谕也指出了松江府施行定派之后，问题重重。据《松江府志》记载：
查得华亭粮米，在万历十八年间因收成久雨，仓米黑烂，是年交兑，旗军大哄，辱及官府，一切使用，从此开端，自后逐年增加，因以为例，以故四郡之中，惟松为甚，即一郡三县之中，而华亭尤甚，如南京豹韬、龙虎、广洋、水军等卫旗甲，食利巳非一日，且与奸棍素相纠结，沿习诸弊，顿革甚难。今将豹韬等卫，凡积年专兑华亭者，派兑别府，另拨卫所领兑华亭，庶可使彼此各遵宪禁，自得一概轻省，斯真苏剧役、裕军储之一大计也。
据万历元年派兑条式规定，松江府华亭县漕粮专门派定给南京广洋卫、龙江右卫、豹韬左卫、江阴卫、龙江左卫领兑，尽管之前松江水次相对于卫所是“贫瘠”水次，但是南京卫军常年“专兑”华亭县漕粮，与当地州县奸棍相熟，在地势力壮大，互相勾结，从中获利，在州县看来这也是“定派”后的积年弊端。
直到万历四十年，陈荐升任漕运总督后将在松江知府时期的改革想法推行到苏、松、常、镇四府，实行漕粮五年“轮兑”，不再由南京卫军专兑。他上奏将松江府漕粮改派大河卫、泗州卫、淮安卫、扬州卫和高邮卫领兑。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议实行五总五年一轮，称：
酌派水次轮转，以平军民之情。言隆庆六年设立会单，每年有亲派之议意临时有便不便故也。如今镇海不愿常熟，华亭不愿豹韬之类，军民交受其累，法无若轮派可久。即以苏松四府，论当全漕四分之一，该兑粮一百一十万四百五十七石，可分四总。以苏之五十九万五百余石，又非一总可任，当与松、常、镇，裒益增而为五，各量道里远近，酌船支多少，分凑漕粮，通五年为一周，均便不便而并受，每年亲派之意自存，军民偏累之苦可释，并将轮派领兑粮船数开列，以为永规。
从这则上疏可以看出，在万历元年设立漕运会单，也就是王宗沐设立的派兑条例，但是有不便之处。比如镇海卫定派常熟县漕粮，但是镇海卫不愿兑运常熟，豹韬卫定派华亭县漕粮，但是华亭县不愿与豹韬卫兑粮，或者是因为南京卫军强势勒索州县，或者是因为州县水次贫瘠，这样的定派常常使得军民受累，于是提议采取“轮派”。苏、松、常、镇四府漕粮，总共1100457石，分派给四总领兑，又因为苏州府漕粮590500多石，一总难以兑运，于是又增加一总，所以苏、松、常、镇四府州县漕粮由五总轮流领兑，五总中除了南京锦衣总、旗手总之外，还有下江总、淮大总、扬州总。根据道路远近，船只多少，五年为一个周期，轮流领兑。虽然改为轮兑，但是轮兑有固定的范围，即苏、松、常、镇四府由南京锦衣总、旗手总、下江总、淮大总、扬州总轮兑。
苏、松、常、镇由五总轮兑并未维持很久，漕运愆期不断，正如明末毕自严所云：
坐派水次以速兑运，夫州县粮米原有额征之数，军卫船只亦有额运之粮，因州县水次或有肥瘠，而轮流派兑，所以通下情也。第一岁派一卫，明岁又更一卫，粮里谓：此系新更之旗，可得而欺瞒也，一切会加增意，且欲减少于数之中；旗军谓：此系新派之次，可得而需索也，各项交兑粮耗，意更欲增益于数之外。彼此争论，旷误时日，赴次虽早，而交兑亦迟甚矣，轮更之误也。
毕自严指出州县水次有肥瘠之别，轮流派兑本是情理之中，但是今年州县水次派兑一个卫所，明年又改为别的卫所，对于粮长来说，新更换的运军，容易欺瞒并从中牟利，对于卫所旗军来说，新派兑的州县水次，容易勒索赠耗。轮兑如此，军民争讼旷日持久，宕延交兑之期。“或因更换而迟悮，或因新派而争执”，漕臣令坐水次以定众志。万历四十六年总漕王纪遂提议恢复四府五总“定派”。天启六年（1626）又重新申定轮兑，但是改为六年一轮：“定水次，夫水次有美恶，军民有强弱，所以嚣争易起，今议于轮派之中，寓定派之意，酌水次之上下，定临兑之年，分六年一转，周而复始，勒石纪之，毋使纷更。”
从万历元年派定条式，实行“定派”，到二十三年苏州府州县出现轮兑，四十年“五年一轮”，四十六年又恢复定派，天启六年重新改为六年轮运。各帮水次，有轮拨，有坐拨，难以执一。一直到顺治十二年（1655），重新改为本省卫所兑运本地漕粮。这是长运法后漕粮派兑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从定派到轮兑的改革，依然是率先在江南地区推行，并且轮兑中蕴含着定派精神。
五、结语
明代漕法凡三变，从兑运到长运，均为解决江南地区的漕运问题，亦是军民州县水次交兑进一步推广的过程。成化长运法施行之后，漕运制度包括漕粮额数、漕运卫所、派兑制度等诸多层面大体定制。兑运法时期，江南州县部分实现附近水次交兑，长运法则是将部分漕粮由瓜洲、淮安进一步推进到江南州县水次仓，至此，“军民交兑”环节逐渐普及至各州县水次仓，解运环节虽改为运军直达，征收和交兑环节依然维持兑运法时期的“民收民兑”，因此，州县与漕运卫所之间逐渐形成“派兑”关系，即规定一州或一县对应一个漕运卫所，不许分散派兑。实则运作中卫所与州县派兑混乱，弊端丛生。主要原因在于州县水次有肥瘠之分，卫所有强弱之差，卫所与州县派兑不均。
就江南地区来说，长运法后军民交兑过程中，江南收兑粮长、仕宦之家等势豪大户漕粮不入官仓，设置私仓，逼军上门私兑，甚至拥有了“兑户”专称，运军则避之不及，由此漕赋重地苏松等地对于运军来说却是“水次瘠薄”。卫所之间争夺肥避瘠，告改水次，成化年间的规则早已被打破，实际情况是一卫派兑多个州县和一个州县派兑多个卫所，已然存在卫所分帮情况。针对漕粮派兑无序的问题，时任漕运总督的王宗沐遂进行派兑改革，确认制度设置之初的定派精神。首先，王宗沐提出将分配派兑的权力从把总手中收归到漕运衙门（漕司）。其次，设立全单，“申全单之规”，制定“派兑条式”，对明代中后期已经存在的漕运卫所分帮加以官方确认，并以全单的形式将卫所与州县分帮派兑关系固定，禁止随意更换水次。从而在官方层面确立了漕运卫所“分帮派兑”制度。
尽管王宗沐大力推行分帮定派，定派施行后，积年弊端丛生，万历至天启漕粮派兑制度从“定派”到“轮兑”经历多次改变。一方面，尽管派兑方式从定派到轮兑反复未定，但历任漕运总督均希望派兑制度走向定制化，所谓“轮派之中，寓定派之意”尤为耐人寻味。另一方面，苏松地区乃漕赋重地，漕运改革往往率先针对苏松地区弊疾展开。明代兑运法、长运法、轮兑法，均较早在苏松地区试验与推广。与此相应，南京卫总主要派兑江南漕粮，分帮派兑记载最为详尽，并较早形成“三十四卫分派四十六帮”的明晰结构。
虽然有关明代卫所分帮记载非常零散，但并不意味着江北地区等地不存在分帮派兑，从明末的文献还能看到一些细节。譬如，江北总大河卫已有“大河卫前帮”之分。邳州卫分帮兑运松江府青浦县和淮安府沭阳县漕粮。泗州卫分帮领兑常州府武进等县和山东、河南漕粮。江西总袁州卫分帮兑吉安、赣州、临江三府县粮。浙江总杭州右卫分帮兑苏州昆山县和嘉兴等县漕粮。湖广总武昌卫领队长沙等府和江西吴城漕粮。可见，除了江南地区和南京总卫所外，从王宗沐的“全单”和“派兑条式”来看，改革面向全国州县与卫所存在着不均衡问题，至于其他地区派兑不均的原因仍需另文专述。
清代常见的漕运专书如《漕运全书》《漕运则例纂》等详细记载了全国漕运卫所“派兑水次”的情况，各地方志对清代漕帮派兑水次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然而或限于资料零散，学界在研究清代漕帮时较少回溯明代漕帮的制度渊源。本文便尝试呈现明代中后期卫所分帮的情态，从而探究清代漕帮组织的制度渊源。明代中后期漕运改革对漕运卫所运军组织产生深刻影响，卫所体制内衍生出了漕帮组织，“帮”仍然处于卫所体系内，卫所下面分帮兑运漕粮，每帮设有领运帮官，统率运军和漕船到州县水次仓兑运漕粮。入清之后，前朝的卫所不再是新王朝的军事系统，但为维持国家漕运系统，明代的漕运卫所因其运粮的职能而得以保留。笔者认为清代“某卫某帮”漕帮结构，便是在明代中后期卫所派兑改革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相对固定且明晰的结构，诸如“凤阳卫常州帮”便指兑运常州水次漕粮的帮船。此外，清代在裁并漕运卫所过程中也是以派兑水次相同为原则合并帮船的，甚至到晚清民国，清帮组织仍然利用着明清以来形成这套某卫某帮的运粮组织结构寻求“合法性”。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