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以，但看中医不可以，因为'科学观念'不允许
这个题目还有这种做法现在让人觉着实在不可思议，但却是20世纪上半叶曾经存在的一个事实，亦是一个很可玩味的历史事实。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现代思维与'科学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要接受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改造，当然这也包括那些大师。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死也不会看中医的人。第一次发现丁文江的这个做法，让笔者很是吃惊与不解，此篇文章亦是由此而起。
但逐渐知道这并非丁文江一个人的做法，死也不肯看中医，这在晚清以后的现代大师中，竟然也是一个小成气候的'普遍'现象。
还是先说丁文江吧。他有一次到贵州旅行，不巧的是，他和他的跟佣都病了。但当地没有西医，而丁文江又是一个绝对不相信中医的人，所以请中医诊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丁文江打电报到贵阳请西医，在那个西医还没赶到的时候，他的那个跟佣已经病死了。丁文江的朋友都劝他不妨先服中药，但对丁文江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丁文江终身都没破过戒看中医。
还有高梦旦，亦特别醉心于西医，对中医亦采取决绝的态度。丁文江曾为高梦旦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吃肉走路骂中医，人老心不老'；下联是：'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高对此一对联很是中意。高梦旦从不看中医，他认为'中医诊断既无科学依据，所开药方，岂可轻易尝试？'并且声明与中医一刀两断：'纵使我病入膏肓，西医束手无策，也不往中医门口过一回身。'
再一个就是傅斯年。傅斯年对中医全无好感，'傅大炮'曾把'炮口'直接对准中医，一通狂轰乱炸之后，中医想得个体面的全尸也难。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其意是说中医根本就没有同西医进行争论的资格。
但若有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或者死亡，或者看中医，面对这样的问题，傅斯年会怎样回答呢？傅斯年的回答如同他的朋友丁文江一样坚决：不可能看中医。傅斯年在《所谓国医》的最后部分这样表示，'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还有就是陈寅恪。对传统性文化事物表现出最大友好态度的，可以说是非陈寅恪莫属了。唯独对中医，陈寅恪还是要'割袍断义'。陈寅恪晚年写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文本合併整理》，文中表达了他对中医的观点，'然而，我却不信中医，认为中医有见效的药物，没有可以说得通的理论'。陈寅恪也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最后一个是郭沫若。郭沫若是医科出身，他认为他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但郭沫若对中医亦是很不客气。四十年代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副刊刊出《中医科学化的拟议》文章。他主张中医科学化，'打破什么'国医'和'西医'的界限，要立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医学出来。'其实就是要中医向西医看齐，要用科学来改造中医。
郭沫若有这样的观点，'国医所能医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这样来说中医是否存在也就无所谓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郭沫若说的很绝情，'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丁文江、高梦旦、傅斯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诸位大师之所以要与中医作永远的诀别，大概都是纠缠在中医不科学这一认识上。
中医真的不科学吗？
我们可以大略考察一下中医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之一斑。
首先说人的生理结构方面的认知，中医已达到一定的科学水准。比如在对神经系统的认识方面，《素问》认为'人有髓海。脑为髓之海，诸髓比属于脑'。清代出现的《医林改错 脑髓说》的认识就更进一步，认为'灵机、记性不心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清汁为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脑海'，并且说'两耳过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这种对身体各个部位及其在人的神经系统中的不同意义，都作出了相当明确而科学的说明。
再有就是中医在药物学方面的发现与临床应用。远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麻黄有平喘的功效；同时发现大黄、朴硝（硫酸钠）等药物的泻下作用与临床效用。远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发现常山可以治疟疾，黄连可治痢疾（当时叫'肠澼'）；公元六七世纪，发现槟榔可驱绦虫；十八世纪时，发现鸦胆子可以治阿米巴痢疾（当时叫'冷痢'）。以上这些药物的性质与功效，都被现代药理学实验所证实。
可以说在中医世界里，那些'暗合'科学的发现比比皆是。若不是只从狭隘角度理解科学，是不能把中医塑造成科学的对立面的。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曾借助英国学者的研究，认为医学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
（1） 本能的医学，（2）神学的医学，（3）玄学的医学与（4）科学的医学。
周作人因而认为，现在所谓西医是'科学的医学'，而作为'国粹医'之中医，无论怎么看总还是玄学的，其间当然还夹杂着不少的神学的分子。'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周作人是把西医归于'科学的医学'，而把中医归入'玄学的医学'。 哪怕是智慧理性如周作人，也不能避免对中医的贬抑性理解。
不仅中医的科学性无可置疑，中医的临床疗效亦是历经千百年实践检验的。
声称'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郭沫若，其在晚年因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是中医验方'桑枝酒'治愈了他的病。看样子，'麻烦'一下'中国郎中'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哈佛三杰'之一的汤用彤，曾对中医深恶痛绝。五十年代中期，汤用彤患脑出血，昏迷了近一个月。但经中西医治疗后，身体逐渐康复。事实是摆在眼前，就出现在自己身上，这让汤用彤不能不信服中医。他这样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丁文江对中医绝对的拒斥态度，这让晚年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尽管胡适对中医也不是那么友好，更重要的是，晚年的胡适从自由主义角度，对许多事情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胡适在1956年的日记中写道：'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首先等等区别。如北平的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有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其实西医远不是就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状态，西医绝不是万能的，不管是在东方在西方，特别是在中国，西医在许许多多的领域都需要不断地改进与进化。
胡适时代是如此，在当今的时代依然如此。
笔者对西医有两个认识：其一，西医也是一个逐渐完成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二，西医并不是科学所指定的唯一代言人，它并不能垄断科学所有的概念与内涵。
因而，对科学本身不能作狭隘的理解与解读，仿佛只有西医才是科学的，一切非西医的形态的就不科学。周作人在《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把西医、中医区分理解为新、旧医学之别，这种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同时对中医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科学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似乎中医与科学观念是对立的。其实不然，中医西医，只是表现科学的方式、形态不一样，中医从种种方面上不同于西医，并不意味着中医就是反科学的，而西医并不是科学的化身，哪怕西医是科学的化身，也很难得出结论说，中医是违反科学的。
就好比说，歌剧是一种艺术，你可以很热爱歌剧，但你总不能因为热爱歌剧的缘故，就说京剧不是艺术吧。舞台艺术并不只有歌剧一种形式吧。歌剧有歌剧的审美方式，京剧有京剧的审美方式，不能因为京剧的审美方式不同于歌剧，就认为京剧没有审美，并且认为京剧根本就不是艺术。
曾经，被过度强调的'科学观念'一度把中医整的挺惨，连'废医存药'论都大有市场。而与中医划清界线的结果，不仅是中医自身发展上的损失，同时也是那些大师们自身'卫生'上的一大损失。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输'局面。
参考资料：
《胡适日记》（1950-1962）
《永日集》 周作人
《中国文明的历程》 张舜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