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前有没有无数次的问过，开学为什么要定在9月1号？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今天不过是个照比前两个月有点拥堵的日子。而对于还在上学的大中小学学生来说，9月1号，一直是一个噩梦般的日子。

估计大多数人在8月31号的时候都会思索一个问题，开学为什么是9月1号？为什么不能等过了国庆节再开学？

其实，将开学定在9月1号已经很不错了，在这之前都还有过8月1号开学的历史呢！

要说中国的先进教育起步有点晚，中国近现代学制建立始于清末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壬寅学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制定出的第一个学制，但是它未得以实行。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的癸卯学制是近现代史上颁行的第一个学制。它们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建立和改革的序幕。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及艺徒学堂各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译学馆章程》(译学馆又称方言学堂)等，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

《奏定学堂章程》资料图

癸卯学制模仿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确定了新的学校系统，并对各级学堂的管理体制作了规范性的要求。这一点比洋务学堂有了明显的进步。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学堂的管理人员设总办、监督、堂长。各级教育均有定制，学制按规范的年限规定。这个时候已经在开学这件事上做出了定制，只不过并没有确定某一天，而是定在某一时间段内。

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于正月二十日开学，小暑散学；第二学期于元秋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散学。每月的房、虚、星、昴日为休息例假。逢庆祝日、端午节、中秋节也各放假一天。学堂每日讲堂授课不得超过六小时。各学堂建造屋宇，均宜求合规式。教科书编写应与教学程序相统一，制订出详细节目，按计划实施教学。

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一看，清末学制虽然学习西方，但仍然是“西为中用”，带有浓厚的帝制色彩。

癸卯学制特别强调各学堂必须坚持各种封建政治祭典。在学校举行封建政治祭典，是封建统治者规范学校政治方向，威慑学校师生的一个重要措施。癸卯学制十分重视这一点。它规定各级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懈怠。在月朔日，监督、教员须集学生于礼堂，宣读(圣渝广训》。皇太后、皇上的万寿节，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春、秋上丁释奠，都为学校的庆祝日。堂中各员须率学生至万岁牌前或圣人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月朔日、开学日、·散学日或毕业日，也要率学生至万岁牌前、圣人位前行礼如仪，学生还须向监督、教员行一跪三叩礼。

而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学生们就要开始学习如何忠君爱国了。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学部编纂发行的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第一课：

正月吉日，高等小学堂行开学礼。……龙旗交竿，华彩灿烂。同学皆衣冠肃立，俄而摇铃预备。未几，呜钟铿然。……学生鱼贯入，分班序列，以次恭向万岁牌，至圣位前各行三跪九叩首礼。

可见，比起当时的学生来说，现在我们至少不用三跪九叩了。

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的枪炮声稍有平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日，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日，在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就这样，身为堂堂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乘两轮的人力车，在人力车夫的一路奔跑摇铃声中，穿越南京拥挤的街道，亲自去大总统孙中山的办公处领取官印。虽然这次上任不过经历短短数月——因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蔡元培在同年7月愤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然后偕同家人奔赴德国留学考察。

不过蔡元培在位的这段时间，却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部班子，最终促使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壬子癸丑学制》出现在了中国教育的历史上。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新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总计14条，被教育界称为“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

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普通教育通令出炉的速度，令人咋舌，难免引来后人对其制定仓促草率的质疑。事实上，这种质疑和批评声音忽视了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杰出的统筹能力。这一法规是蒋维乔早在去南京之前，就由他主持，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们一起草拟的法规，不仅在时间上抢先一步，而且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员专业素质、水平能力都是当时国内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

蔡元培 照片

1912年5月，北京教育部在上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又改定普通教育办法9条，并且通告全国。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了自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第一次民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发言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君主时代“利己主义”的教育本质。

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

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人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师范学校本科四年，预科一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一年。此学校系统也称为《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本年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同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五条。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

一学年分为三学期：8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学期，翌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为一学期，4月1日至7月31日为一学期。

9月13日，教育部通电各省，规定自民国元年始，以公历10月7日为孔子诞辰，全国各校届时均举行纪念会。

同日，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十四条。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和师范学校教科用书可任人自行编辑，但须经教育都审定。凡审定认为合用之图书，每册书面载明经教育部审定字样。各省图书审查会就教育部审定图书内择定适宜之本，通告各校采用。

9月28日，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四十七条，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小学分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初小修业期限为四年，高小修业期限为三年，较清末缩短一年。

我们可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8月1号就要开学了，暑假只有短短一个月，相比较一下，现在能9月1号开学确实是比较幸福的啦！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学的时间就变成9月1号了呢？

民国时期，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战乱与被列强欺辱的时期，因此作为青年一代的学生们有时也会参与到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所以正常的学校教育往往会因此中断。

另一方面，由于军阀横征暴敛，教育经费无着，全国教育界啼饥号寒，难以维持，1926年1月5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部员开会索薪，决定查封四库全书以为欠薪抵押品。1月7日、11日，京师中小学联合会教职员开会，议决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如无办法则罢课坐索。1月9日，浙江全省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推选索费委员。前往财政厅催发所欠两个月之经费。9月，湖南省公立学校校长因教费积欠17个月，全体辞职。8月，京师国立八校校长因经费无着，不能开学，联名辞职；10月发表救校宣言。10月，安徽省立各校校长因经费积欠过久，全体总辞。山东、河南、江西、东三省情况类似。各地报纸报道此类消息的标题多用“险象”、“破产”、“危殆”、“荒凉”、“末路穷途”、“苦况”等词语。

次年，也就是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之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作的14件大事，其中第12件即“文化运动”。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

1932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内。

此刻摆在乱糟糟的民国政府官员面前的，就是迫在眉睫的教育改革。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9条。《条例》规定：“全国依现有之省分及特别区，定为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或特别区之名名之，如浙江大学、江苏大学等”。“每大学区设校长一人，综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本区立法机关”“大学区设研究院、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扩充教育部”。“本条例经国民政府核准后，暂在浙江、江苏等省试行之”。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江苏省大学区设第四中山大学(由东南大学等八校合并改组而成)；浙江省设第三中山大学(由省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而成)。

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大学规程》23条、《中学规程》23条。两个《规程》分别规定：大学以灌输及研究世界日新之学术，力图文化之上进，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中学以根据三民主义，完足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之需要为宗旨。两个《规程》在“总纲”之后，列专章对分科及课程教科、组织、入学修业及毕业、上课休业日等作了规定。

7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令江苏省裁撤教育厅，颁行大学区制。9日，江苏教育厅遵令裁撤，改组为大学区教育行政部。

然而，实行大学区制后，江苏省教育界多有非难。其反对理由为：大学区制使大学畸形发展；经济分配不均；偏重学术而忽视教育；行政效率低；易为少数人操纵等。1929年，北平教育界也提出反对大学区制。

1929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被迫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恢复教育厅制。大学区制试行不及二年，乃告终结。

7月12日，北京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命令公布《教育部官制》。其中规定：教育部直隶于大元帅，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教育部置总务厅及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并对各厅、司职掌等作了规定。

也就是在这一堆此起彼伏的改革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学校历》规定：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9月开学)。中小学校，寒假两星期，暑假45日；大学校，寒假三星期，暑假两个月。其他放假日有：秋节、重阳、武昌首义国庆日(10月10日)、总理生辰、冬节、元旦、总理逝世纪念日、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植树节、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4日)、惨案纪念日(5月30日)、夏节、学校纪念日。此外，《学校历》规定的不放假纪念日有：世界劳动节(5月1日)、国耻纪念日(5月9日)。

到了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小学学年起止时期不变，将暑假日期调整为6月30日至8月21日，共50天；寒假日期调整为1月1日至30日，共30天。另有各种纪念假8—9天。这一规定沿用至40年代末。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学时间上仍然经历一段变迁。

1950年6月24日，教育部颁发高校学校校历。校历规定：

一学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自8月1日至次年1月末，上课145天；第二学期自2月1日至7月末，上课144天。暑假62天，寒假14天。同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规定中等学校一学年分两学期，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第一学期，2月1日至7月31日为第二学期，各授课145天。暑假52天，寒假23天，春假3天。并规定“非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随便放假或停课。”全县中学参照部颁的高校和中等学校校历规定执行。

195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规定(草案)》，规定每年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第一学期，3月1日至6月30日为第二学期。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废除全国统一的校历。实际上，当时正在搞全民DYJ，各地中小学师生均投入“土法上马”的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劳动频繁已无校历可循。

在50年代，已经有3所高等院校实行学年学期制。9月1日为学年之始，翌年8月31日为学年之终，一学年分为二学期，第一学期从9月1日起至翌年2月，第二学期从3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为9个月。

1959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批转教育厅党组《关于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生产劳动和生活安排问题的规定》，高等学校平均每年的全部教学时间(星期日假日在内)为235天至265天，生产劳动时间为60天至90天；二年制专科学校或专修班，全部教学时间为280天至295天，生产劳动时间为30天至45天；学生的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在内)每天8至9个小时；每周应有6至8小时的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学校每年放假共40天；除寒暑假外，在农忙时应组织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其它假期按国务院规定执行。

WG期间，中学改为春季招生，校历又有不同，各地按照当地革委会指示自行安排。

60年代的课堂

1967年以后，各地学校的教学、学工学农(生产劳动)、寒暑假等，均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上级指示逐学期安排。例如在1973年，江西省颁布《江西省1973～1974学年度小学教学计划》，定小学全学年为43周零3天。其中，文化学习时间为39周，上学期18周，下学期21周；学工学农时问全学年近3周。另有农村小学农忙假、运动会、节假日时间的安排。1983年，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通知，全日制小学每年假期延长为12周。

1984年以后，根据《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和《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规定，全日制六年制小学上课34周，复习考试3周，集体教育活动和机动时间2周，寒暑假12周，节假日1周。农村小学根据当地农事季节，用部分假期和劳动时间放农忙假。

自此，小学校历变为全国有统一的教学、劳动、假期等事项的时量安排控制，但没有统一的开学、散学及放农忙假的具体日期，由各省市自行确定。

到1987年规定，一学年分为两学期，第一学期一般在9月初开学，翌年元月份放寒假；第二学期2月下旬或3月初开学，7月放暑假。同时按国务院规定：元旦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l天，国庆节放假2天，“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教师节”，教师放假半天。各高等学校因性质不同，教学时间安排也不尽一致。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固定每年9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为一学年。各地也依此制定出属地的年度中学校历。

从此以后，9月1号或9月初开学就形成了惯例，虽然有时会在具体时间上有些许不同，但大多数的学校都会选择1号这一天，因此这一天也成了学生时代最痛苦的一天。

参考资料：

《中华教育通史 第七卷》 安树芬、彭诗琅，《中国教育管理史教程》 王建军、薛卫，《思考体育 关于百多年来中国体育思想演化的梳理和反思 》金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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