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外交”难以持续的缘由？德国政治底蕴薄弱、民族主义盛行
奥托·冯·俾斯麦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政坛影响力最高的外交家，祖籍位于萨克森州的莱比锡。1815年他出生于普鲁士的勃兰登堡，30岁便已经进入萨克森州议会，并于47岁那年成为普鲁士首相。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期间，俾斯麦推动进行了三次王朝战争，一举促使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
自神圣罗马帝国后期，德意志地区便长期处于分裂局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对欧洲地缘震动极大。为了防止遭到周边列强的战略合围，俾斯麦充分发挥其长袖善舞的外交才能，通过一系列精妙、灵活的手段，于列国间纵横捭阖，建立了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外交体系。然而，如此有利于解决德国地缘隐患的外交方针，却在俾斯麦下台以后便遭抛弃，这是为何？
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底色
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最后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二世放下皇冠，宣告了这个千年帝国的终结。同年，耶拿战役中的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得溃不成军，腓特烈大帝为普鲁士积累的威名一朝尽丧，整个德意志地区都被笼罩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
然而，恰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推进，启蒙思想和民族觉醒意识被传播至全欧洲。正因如此，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地区民族主义情节保障，再加上战后维也纳体系对德意志民族的种种束缚，更加剧了这一情绪的反弹。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要求废除德意志内部关税、建立统一市场的呼声愈演愈烈，并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交相呼应。
只是，由于漫长的分裂历史影响，德意志内部众多中小邦国虽然在关税同盟、经济政策等层面倾向于拥有漫长海岸线和众多港口的普鲁士，却在政治上有意倒向奥地利一方，意图以此确保自身的独立性。如此一来，德意志地区逐渐形成普鲁士与奥地利南北对垒、大小邦国继续分裂的局面。
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其根源便是19世纪欧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总爆发。德意志同样也不例外，革命者们组织召开了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国民议会，即法兰克福议会。后来虽然革命失败了，但法兰克福议会所提出的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倡议却获得了几乎全体德意志人的认同，只是会议上所提出的“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引发了广泛争论。
依据“大德意志方案”，新德国将会对奥地利进行拆分，仅吸纳日耳曼人、波西米亚人和捷克人等德意志化族群，这遭到了奥地利的强烈反对。至于“小德意志方案”则主张将整个奥地利排除在外，这让众多担忧自身权益遭到普鲁士侵蚀的中小邦国的抵制。最终，俾斯麦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变量。
1862年，正当普鲁士议会中的市民自由主义者与王党贵族围绕君主立宪还是君主专制展开激烈交锋之时，俾斯麦说服国王不要妥协，并通过对工人阶级做出福利制度的承诺来打压新兴资产阶级（市民、工商业者、自由主义者），从而完成了对普鲁士内部力量的整合。彼时，欧洲地缘版图上实力最为强劲的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分别因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大起义而消耗了相当大的精力。素有铁血威名的俾斯麦趁机发动三次王朝战争，凭借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完成了对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外交政策中的务实主义内核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事业中，宰相俾斯麦居功甚伟，然而这还远远没有到达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在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中，俾斯麦出于对欧洲形势的考虑，在战胜对手之后总能想方设法的拉住国内激进派攫取更多利益的欲望，又能成功推动将军们筹备接下来的事务，以避免陷入战略层面的惰性。比如在普丹战争胜利之后，俾斯麦就设法遏制激进派的赔偿想法，极力改善与丹麦的关系，以为后续对奥地利的战争做准备。普奥战争之后，俾斯麦故伎重演，凭借改善与奥地利的关系，以避免将来普法战争时陷于两线作战的窘境。只是在普法战争末期，早已欲望爆棚、饥渴难耐的激进派再也不愿意听从俾斯麦的劝告，从而彻底与法国结下了难以挽回的血仇。
普法战争以后，俾斯麦非常清楚法德两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均已积累到一定的密度，已经很难化解了。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开始在欧洲范围内着手构建一个孤立法国的外交环境，然而这并不容易。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分裂的德意志地区始终是欧洲均势秩序平衡的关键，如今德国在普鲁士的武力征伐下完成了统一，这股从欧洲中部迸发出来的地缘压力震撼了包括英国、俄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列强。为此，争取德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防范它们与法国结成反德同盟，就成为俾斯麦迫在眉睫的外交任务了。
事实证明，俾斯麦将这份难度极大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他首先于1873年以保守主义君主制为纽带，与沙俄、奥匈帝国共同建立了第一次三皇同盟，但在后来的“战争在望”危机和近东危机中土崩瓦解。尤其是近东危机中，俾斯麦由于在柏林会议中逼迫沙俄最初让步，导致俄国内部民族主义分子极力反对俾斯麦。为此，在重新拉拢沙俄的计划中，他选择率先与民族文化相近的奥匈结盟，这边给沙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要知道，在当时亚欧大陆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奥斯曼、清朝以及后来的日本都存在英国人势力的影子，如今德国与反俄的奥匈愈加紧密，不能不让沙皇寝食难安。
当时的欧洲，法国还在一旁默默舔着普法战争造成的伤口，刚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太过羸弱，德国似乎就成为沙俄唯一值得争取的对象了。在此背景之下，第二次三皇同盟成立，俾斯麦实现了抢先于法国与沙俄结盟的目的。然而，由于奥匈帝国与沙俄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冲突实在是难以调和，三皇同盟再次破灭。为了进一步稳固德俄关系，俾斯麦趁法国侵占突尼斯招致意大利不满的契机，将德奥同盟扩大为三国同盟，并推动奥匈、意大利与英国共同建立具有反法性质的地中海协议。
地中海协议很显然是受到了俾斯麦同盟体系外交的影响，它前后签署了两次，所针对目标分别是法国和俄国，这就导致法国被进一步孤立，俄国则更加迫切需要德国的支持。同样受到俾斯麦外交影响的还有刚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巴尔干诸国，这其中保加利亚深受俄国偏袒，这招致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憎恨并倒向奥匈帝国一方。如此以来，面对俾斯麦要求签署《再保险条约》的建议，沙俄方面很爽快地同意了。《再保险条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攻守同盟条约，仅仅规定了双方不得协助第三国进攻自己，这对于忌惮德国军事实力的俄国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同样的“特殊”条款还出现在德奥同盟之中，它规定了德国具有帮助奥匈抵御俄国入侵的义务，却并未赋予德国面临法国入侵时奥匈的同等义务。
很显然，确保“欧洲五球，飞而不落”的现状，是俾斯麦外交的精髓。依据时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灵活对策，其内核却是务实主义精神。通过在欧洲慢慢地编织起一片蜘蛛网般的同盟体系，纵使法国想要向德国复仇，仅凭其一家之力也是孤掌难鸣的。所以，虽然乍一看这些同盟条款是相互矛盾的，但却能很好的运转并实现俾斯麦的战略目标，即通过打压和拉拢俄国，进而控制住沙俄的外交方面，从而完成对法国的孤立。
皇权与民族主义逼迫“舵手离航”
威廉一世去世以后，经过了腓特烈三世短暂的“百日皇帝”时期过渡，第二帝国进入了威廉二世阶段。颇为遗憾的是，作为推动德国统一和维护德国外部地缘安全的重要功臣，俾斯麦同样未能逃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轮回。1890年3月，俾斯麦正式被解除职务，结束了长达28年的宰相生涯。当时的欧洲舆论曾将此事件称之为“舵手离航”，意指俾斯麦对德意志帝国这艘巨轮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俾斯麦的下台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他与威廉二世在看待国内具体事务中的态度差异，也有关于外交方针的不同见解，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中枢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即“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对待工人运动等社会事务时，威廉二世倾向于采取调和、宽柔的做法，这是俾斯麦所坚决反对的，但政策层面的矛盾并不足以促使双方决裂。在漫长的宰相生涯中，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始终秉承务实主义精髓，这是民族主义氛围弥漫的德意志政坛所无法理解的。这就德国内部逐渐形成一股反俾斯麦的势力，其中甚至就有许多由他亲手提拔上来的下属。
对于俾斯麦政策的内在逻辑和真实意图，就连他身边的人都不甚清楚，更罔论威廉二世等敌视俾斯麦的群体了。譬如在俾斯麦在位期间就有人曾询问过，如果最终俄国走向了德国的对立面，将如何应对。对此俾斯麦故作神秘地表示，即便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也还是有办法的。对此，恩格斯在研究俾斯麦外交的众多材料之后，就曾详细评论并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一旦德国与沙俄的冲突不可避免，奥匈帝国必定会成为俾斯麦出卖给俄国，借以换取法国的地缘战略筹码。显然，这样的外交策略是绝对不能够被提前泄露的，否则必定会遭至奥匈帝国乃至德国内部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噬。
不过，对于威廉二世而言，迫使老宰相俾斯麦离职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在于权力的争夺。毕竟对于一位年仅29岁，年轻气盛的皇帝非常期待自己能够亲政，而俾斯麦的存在是这条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一位功勋如此卓著的老臣，难保将来不会凭借自己的积威效仿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宫相篡权”的旧事。
德国缺乏俾斯麦外交的长期生存土壤
需要指出的是，俾斯麦外交并未彻底解决德国糟糕的地缘困局，毕竟地理位置是无法更改的，这就导致拉拢俄国、孤立法国依然是德国外交的最优选项。问题在于俾斯麦下台以后，活跃德国政坛的人几乎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无法理解俾斯麦外交的真实用意，同时在民族主义的挟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德奥同盟，拒绝了俄国要求续签《再保险条约》建议，将沙俄彻底推向了法国一边。
晚清时期的名臣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话获得李鸿章的极力赞同。从湘军到洋务派，再到北洋系，曾国藩、李鸿章的“替手”们影响了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生态。但是俾斯麦却从未考虑过培养自己的“替手”，从而导致“五球不落”的欧洲联盟体系一旦脱离了他个人的掌控，将会迅速发生异化。有人以此批评俾斯麦，认为这是他宰相工作中最大的败笔，这显然没有看清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
作为刚刚完成统一、步入近现代政治制度仅仅几十年的德国，在社会氛围中还没有培养出一套成熟的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模式，民族主义依然是凝聚国家的最重要因素。而俾斯麦外交政策宛若一套精妙的机器，内部“零件”众多，且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动，除却俾斯麦这样超凡绝伦的人物，就必须有一套缜密的外交团队前去执行。但是这样必将会增加德国外交意图泄露的风险，除非这个国家拥有像当时英国那样的制度化的底蕴进行制约。所以说一旦脱离了俾斯麦自己的掌控，其外交政策在没有长期生存土壤的情况下，被废止几乎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虽然俾斯麦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但鉴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底蕴太短，未能从文化层面形成务实主义精神，缺乏务实外交长期生存的土壤，未能通过制度化延续俾斯麦的政治遗产。故而当“舵手离航”以后，德国的外交政策迅速被民族主义裹挟，最终将俄国推向法国一方，并在接下来的一战中陷于两线作战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