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中国人真的不太行...”

中华民族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饮品。但是,作为拥有数千年饮酒历史的民族,中国人的酒量到底如何?小酌怡情,大酌伤身,真的是这样吗?

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人喝酒后脸红的现象尤为明显,甚至有“亚洲脸红症”的称号。中国是“脸红大国”,而脸红的人不太能喝酒也是众人皆知的。那中国人真的是不太能喝酒的民族吗?

决定酒量的关键是肝内的两种解酒酶:乙醇脱氢酶 (ADH)和乙醛脱氢酶(ALDH)。饮酒后第一步,酒精会在ADH的作用下转变为有毒性的乙醛;第二步,乙醛再在ALDH的帮助下变为无毒的乙酸。脸红的原因就是,第一步产生的乙醛会引起血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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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的解酒能力在第一阶段毫不逊色,甚至比其他国家更优秀。因为中国人普遍带有ADH1B基因变异,这会大大提高ADH的活性,减少乙醇在体内的积累。可以说,中国人一出生,就在解酒的第一阶段完美胜出!

但到了第二阶段,我们的先天不足就暴露无遗了。ALDH存在一种ALDH2 rs671基因型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ALDH的活性下降,不能很快地将乙醛转化为乙酸。《Cell Research》就发文指出,通过对中国全民族的基因组分析发现,中国人的ALDH 纯合突变率为4.50%, 杂合突变率为34.27%, 明显高于欧洲和非洲人群。

doi: 10.1038/s41422-020-0322-9

这意味着,约1/3的中国人先天就携带这种突变基因,而ALDH突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乙醛积累风险。加之中国人的乙醛生成能力更强,最终就导致了体内乙醛的大量积聚,沾酒就脸红的现象也就非常普遍了。也可以说,中国人的小酒量是写入了我们的基因。

对酒的偏好和ALDH突变关系密切。中国男性中,无ALDH突变的群体平均酒精摄入量为每周157克,杂合突变和纯合突变者则分别为每周37克和3克,他们中饮酒者的比例分别为 45%、16%和1%。ADH突变对饮酒量也有一定的影响,表现为无突变的饮酒最多,纯合突变者最少,但不如ALDH突变的影响明显。

doi: 10.1016/S0140-6736(18)31772-0

研究同时发现,中国北方人群的确比南方人能喝酒。因为,北方人群的ALDH突变较少,酒精代谢能力强于南方人群。各民族之间来看,藏族、蒙古族和彝族同胞的ALDH突变最少,解酒能力排名第一;而岭南和东南部的汉族人群酒量垫底。

doi: 10.1038/s41422-020-0322-9

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酒量也可以练出来?

某种程度上来说,酒量确实可以练出来,因为反复饮酒会让身体逐渐适应酒后头晕眼花的症状,出现酒量变大的感觉。有研究显示,长期喝酒后,主观的酒精耐受度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在客观上,解酒酶并不会因为多喝酒而明显变多,也不会出现基因突变率的改变。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并未真的减少,练出来的酒量其实只是一种假象。而有些人通过锻炼可以千杯不醉,其实是解酒酶先天活性就很高,潜能被挖掘出来而已。

既然天生酒量小,那我们就小酌怡情,毕竟大酌才伤身?

过去确实有许多研究都认为,适度饮酒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柳叶刀》就刊文称,酒精摄入量与中风、脑出血和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呈U型关联,也就是说相比于禁酒和酗酒者,适度饮酒似乎可以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

doi: 10.1016/S0140-6736(18)31772-0

传统的流行病学分析发现,中国人群中约64.5%的成年男性有喝酒的习惯,日均酒精摄入量约30克。男性每周饮酒约100克时,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似乎更低。但是女性中这种现象不明显,可能是因为女性饮酒者更少,数据收集存在偏差。

但是在遗传流行病学分析中,研究人员依据ADH和ALDH的基因型对中国人群重新分类,这种U型关联就消失了。男性适度饮酒对中风、脑出血或急性心梗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保护作用,患病风险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多而稳步增加。女性中,ADH和ALDH变异与这些疾病并没有明显的关联。

doi: 10.1016/S0140-6736(18)31772-0

据此,《柳叶刀》认为,U型关联并不说明适度饮酒有益健康。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加克制甚至戒酒,造成了反向因果关系,导致了不饮酒反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错误结论。ADH和ALDH基因型分析则更加客观,它说明,小酌怡情但也伤身,无论什么酒,能少喝则少喝。

其实,我国对居民饮酒量也有明确的推荐。日均酒精摄入量不宜超过25克,最好不超过15克。而以15克为标准的话,我国目前男女饮酒者过量饮酒比例分别为56.8%和27.8%。所以,中国人正处于既不能喝但又喝很多的尴尬境地。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酒量并不突出。酒杯在手,还是点到即止为好。

参考文献
1、Yanan Cao, et al. The ChinaMAP analytics of deep whole genome sequences in 10,588 individuals. Cell Res. 2020; 30(9):717-731. doi: 10.1038/s41422-020-0322-9.
2、Iona Y Millwood, et al. Conventional and genetic evidence on alcohol and vascular disease aetiology: a prospective study of 500 000 men and women in China. Lancet. 2019; 393(10183):1831-1842. doi: 10.1016/S0140-6736(18)31772-0.
3、丁钢强等,主编.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中国营养学会, 2021年1月.
撰文 | 官水木
编辑 |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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