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法者必藏、必读、必思、最好能背的雄文《碑拓拓片知识基础》
中国古代碑帖（石刻），大致可分为刻石、碑碣、墓志、墓莂、石阙、摩崖、造像、塔铭、画像、浮图、刻经、界至、医方、井阑、桥柱、题咏、题名以及诗文杂著等，几乎无体不包，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广泛。碑帖（石刻）艺术自出现以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元、明、清及民国，直至新中国诞生，可以说代有佳刻，至今不衰。其文种除汉文以外，还有满文、蒙文、维文、回文、吐蕃文、西夏文、女真文以及外文等。碑帖（石刻）的文体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魏书、楷书、草书、行书及民间一些创意字等。其内容大多是王朝建国、典章制度、战功记录、封疆定界、农业丰歉、社会治乱、宗庙立主、世族谱系、抗灾济民、掘井开路、立界买地、书札医方、名人经传、游览题名等。
中国碑帖（石刻）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其拓片一直成为历代金石、书法、艺术、文学、史学等文人墨客及其书画商人竞相收集珍藏的艺术品。宋代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石刻）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开拓片收藏研究大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两周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明、清及民国更是碑帖（石刻）拓片收藏之高潮。如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都是收藏拓片大家之代表。如明代万历中叶的关中奇士赵崡，30余年间遍足中国大江南北收藏碑帖拓片，曾以白金百两从一破落官宦手中购得宋拓《麓山寺碑》及《画像赞碑》拓片，并著有《石墨镌华》传世。明末间著名书法家王铎当收到一套《淳化阁帖》时，如获之宝，自己用隶书、草书、行书多种书体书签，极为精妙。清人朱文钧以自己30余年之心血，收藏汉唐碑帖拓本七百余种，他曾为收藏宋拓《醴泉铭》拓本忍着巨大沉痛变卖掉家藏明代沈周的《吴江图》和文徵明的《云山图》，才凑够款额四千块大洋购得之。据说在京城当时买一所四合院才七八百元，买这件拓本等于买五所四合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收藏拓片其重要意义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一，古代碑帖（石刻）原石破坏严重。原石过去或因遭遇兵燹，或因保护措施不得力，或因一些政治因素人为毁坏，或因火灾、地震之天祸，或因盗贼偷窃流出境外等，其数量愈来愈少，漫漶剥蚀日趋严重。如王铎书写的著名法帖《拟山园》，曾因政治运动被砸得面目全非，被世人所称赞的“苍老劲健，全力以胜”之风已一扫而光。当今谁藏有旧拓本其珍贵可想而知了。第二，旧拓片失散无量。从现在角度讲，民国时期以前拓本应算旧拓了，首先是“文革”中破“四旧”时烧毁失散无数，甚至一些博物馆也用架子车把拓片一车车拉到大街上投入火海。再就是民间中尚留存下来的，由于后代文化素养低，有的当废纸卖掉；有的当糊墙纸贴墙了，第三，国家已开始对碑帖（石刻）管理日趋正规。特别是对一些名碑帖（石刻）早已采取严格措施加以保护。除研究部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需捶拓少量外，其它是不允许随意捶拓的。现在偶尔在社会上见到的也只是散落在民间的旧拓片，如能收到，应是很可贵的。第四，碑帖（石刻）拓片以前几年的曲高和寡已开始逐渐变为今天收藏的热门了。其价格也由前几年的几十元几百元一帧，变为近几年上千元上万元的价位，甚至几百万元的价位。
说说碑帖
一， 概述
碑帖拓本，是诸多收藏品中的一个大类。碑帖收藏，就这一概念而言，是指关于碑帖的收藏、保存、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对碑帖的研究，始于北宋，现在公认大文学家欧阳修，是这门学问的开创者。据史书记载，早在隋代就有了拓本，可惜如今还没有发现隋以前的拓本，现存最早的拓本为唐代。可以说，自拓术发明以后，就有了拓本，就有了碑帖拓本的收藏活动。如今，碑帖拓本，仍然吸引着无数的收藏爱好者。
１，什么是碑？
《说文》对碑的解释是，“竖石也”。上古时期，在宫、庙门前，必立竖石，称之为碑。其作用是“识日影、引阴阳也。”起初的碑，就是立着的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在石板上方中间，还有一个圆孔，称为碑穿。立在墓穴旁边的碑，是用作拴系绳索的，以便把棺材放入墓穴；立于豪门大宅前的，是用作拴马的，即拴马桩；立在庙宇祠堂前的，是用来拴祭祀用的牺牲。当时被称作碑的石板，上面没有镌刻任何文字。大约在西汉初年，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碑，即刻有文字的石板。现在人们理解的碑刻，实际上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经幢、崖壁题刻等。
一块碑，又分为碑额、碑阳、碑阴、碑侧、碑座，碑座也称之为趺或龟趺。碑额即碑的上端，又叫碑首，上面刻标题，其字体多为篆文，在文字的四周一般刻有蟠螭、蟠龙等图案。碑阳，即碑的正面，刻碑的正文。如果碑文太长，正文刻不下，也有刻在碑侧和碑阴的。碑阴，即碑的背面。碑阴有的刻字，有的不刻字。碑阴所刻的内容，一般是碑的题名和建碑的捐赠人的姓名及捐赠钱币数量。碑侧，也就是碑的左右两个侧面。碑侧如同碑阴，有刻字的，也有不刻字的。刻字的，一般刻的是题名。碑座，就是安放碑身的石座，也叫龟趺，因其雕刻的形状如龟而得名。早期的碑座，只是一个长方形的石板，上面一般刻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到南北朝时，才出现了龟形碑座，才有了龟趺之说。龟，象征着长寿。以龟趺为碑座，表达了树碑者的一种愿望，希望碑能保存久远。关于碑的形制，王芑孙在他的《碑版广例》中，作了详尽的论述。
不是所有刻有文字的石板，都可以冠以“碑”名的，也有的被称之为碣。碑与碣，在形制上的主要区别在于，长方形刻石称之为碑，圆形刻石则称之为碣。
２，什么是帖？
上古时期，没有纸，书于帛者，曰之帖。为了久存，把帛书刻于石上，也称之为帖。从帖的刻石上拓印下来的拓本，仍称为帖。
立石为碑，横石为帖。帖，是刻石中的一类，是把前人的墨迹摹刻上石，以供学习书法的人们临摹。帖，也有用木刻的，如今市面上仍有许多清代木刻帖出售。帖为横石，每块石的高约25到35厘米，宽70到100厘米。帖的刻石一般存于室内，或镶之于墙壁间，以供人们欣赏传拓。帖的内容大多是帝王、重臣和一些文化名人所书诗词、信札等。帖又分为单帖和丛帖。只刻单篇的帖，称为单帖。著名的单帖有，钟繇的《宣示表》、《还示表》、《贺捷表》，陆机的《平复帖》，皇象的《急就章》，王羲之的《黄庭经》、《兰亭序》、《乐毅论》，王献之的《中秋帖》、《洛神赋十三行》，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欧阳询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虞世南的《破邪论叙》，褚遂良的《阴符经》、《度人经》、《西升经》、《千字文》，颜真卿的《小麻姑仙坛记》、《争座位帖》、《祭侄文稿》，柳公权的《护命经》、《常清静经》，孙过庭的《书谱》，张旭的《千字文》、《肚痛帖》，怀素的《千字文》、《圣母帖》，钟绍京的《维摩经》，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黄庭坚的《松风阁诗》，米沛的《多景楼诗帖》，赵子昂的《道德经》等。
把多人的书法或一人的数种书法刻在一起的，称之为丛帖。我国从古至今，见之于著录的丛帖约300余种。集刻数人书法的丛帖，著名的有《淳化阁帖》，刻于宋淳化三年。还有《大观帖》、《澄清堂帖》、《博古堂帖》、《宝晋斋帖》、《凤墅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秋碧堂帖》、《快雪堂帖》、《式古堂帖》、《三希堂帖》等。著名的个人丛帖有，王羲之书《十七帖》，颜真卿书《忠义堂帖》，苏轼书《观海堂苏帖》，黄庭坚书《黄文节公法书》，米沛书《英光堂帖》，赵炅书《至道御书法帖》，赵子昂书《松雪斋法书墨刻》文征明书《停云馆真迹》，董其昌书《书种堂帖》，刘墉书《刘文清公手迹》，邓石如书《完白真迹》等。
上面，是从碑和帖的基本概念介绍碑帖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碑帖理解，不是单指碑石和帖石以及从这两种刻石上拓下来的拓片（本），其涵盖面是比较广的，广到可以包括刻有文字的所有刻石及其拓片。作为个人收藏来说，不妨从广义上去理解它，收集的范围可以广一些。凡有文字的刻石拓片（本），都应是你关注的范围。
如，我国现在保存最早的石刻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歌颂秦国君游猎情况，故有人提议，将其更名为“猎碣”。现在，我们说的“石鼓文”这三个字，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字形，或者说字体，即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的一种文字。另一层意思是指这批刻石。据说周宣王太史籀把甲骨文书改为大篆，也称之为“籀文”。石鼓文是其遗法，它被视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发端，人们对它有着极高的评价。虽然目前对这批刻石的确切年代，没有完全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是我国目前所存最早的刻石，是我国先秦时代的遗物。这批刻石，现在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文，虽然既不是碑刻石，也不是帖刻石，但它是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如果你收集碑帖，你研究碑刻文字，研究书法艺术，你不仅不能放弃收藏石鼓文拓片的机会，而且还应该把能得到它的拓本（片），当成人生的一件幸事。
诸如此类虽非碑帖刻石，但其价值却很高，值得收藏的还很多，如《琅琊台刻石》。此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立，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清人杨守敬在《评碑记》中，对此碑作过这样的评价，“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３，为什么碑帖具有收藏价值？
碑帖刻之于石或木上，立于某地，或镶于某壁，尤其是那些墓铭，往往立之于荒野中，给观赏传摹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发明了拓术。据有关资料记载，拓术发明于东汉。蔡邕善书法，刻经书于辟雍学府外，以供大家观摩学习。因前来观摩学习的人多，且辗转反复多有不便，拓术也就产生了。在《隋书．经籍志》中说，“后汉镌刻七经于石碑（即熹平石经），皆蔡邕所书……共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拓术的发明，肯定在造纸术发明之后，至于发明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它在唐以前是肯定的。因为现存最早的是几件唐拓本。发现于敦煌石室的三件唐代拓本《温泉铭》、《化度寺塔铭》和《柳书金刚经》，其中在《温泉铭》拓本上，有唐人写“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题记。可惜的是，这三件国宝，如今在藏在法国巴黎图书馆。另有两件唐拓本，《夫子庙堂碑》和《孟法师碑》，如今也在日本人的手中。当然，我们的国宝不仅只是流到了法国、日本，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列强，只要他们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罪恶的足迹，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抢劫了中国的文物。除新中国成立以后，个别社会主义国家，退还了部分本属中国的文物外，其他被抢劫的文物，仍然在抢劫者们的手中。
从上文中引用的《隋书．经籍志》中的那句话可以看出，早在在隋代，人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碑帖拓本的重要价值，并将其拓本藏之于密府。能藏之于秘府的东西，视其为“价值连城”并不为过的。古人如此珍视碑帖拓本，到了近现代，人们对古旧碑帖拓本的珍视程度，也绝不亚于古。各种组织机构、名人雅士，争相购藏。在晚清至民国初年间，如端方购买的《华山碑》，王常树购买的《圣教序》，衡亮生购买的《刘熊碑》，所费白银都在万元左右。据说端方，为了收集碑帖，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他看中了的珍稀碑帖，他非得到不可。晚清著名作家刘鹗，也是一位金石家，他收到过一珍本《刘熊碑》，秘不示人。端方知道刘鹗得有此本后，先派人去借阅，刘鹗怕有去无归，干脆不承认自己有此拓本。端方哪肯罢休，便许以高官厚禄，要刘鹗将《刘熊碑》拓本转卖给他。刘鹗面对此利诱仍不动心，仍说没有得到过《刘熊碑》拓本。这一下把端大人惹火了，于是，强加刘鹗以“通洋”之罪，强夺之。后来端方将此拓本，以银万元卖给了衡永。如今，这个拓本，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在1995年嘉德拍卖图录上，定价最高的一张旧拓片是《郭云铭》，定价13至15万元，其次是苏轼书《仙游潭碑记》，清拓本，标价4点5万至5万元。2000年秋季上海博古斋拍卖的碑贴中，定价最高的是清拓片《天发神谶碑》，为1万5至2万元。这次拍卖，以民国拓本居多，其价格一般都在3千元左右。清以前拓本的价格，较之五年前，虽略有回落，但可以明显地感到，民国间的拓本，价格在不断上升。因此，我们在清以前的旧拓本不易得，且价格太高的情况下，应该多注意民国以后的拓本收藏。这类拓本，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近年来，碑帖拓片（本）进入拍卖市场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碑帖拓片（本）的收藏，也渐渐地“热”了起来。但是，这种收藏又完全不同于青铜器物、不同于金银玉器、也不同于瓷器，它与古籍版本收藏有近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碑帖的收藏与鉴定的学问是非常大的，正因如此，古人才把碑帖及其拓片称之为“黑老虎”。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拓片与拓本的区别。拓片是直接从碑版上拓印下来的，未经过剪裁。拓片，可以反映出原碑版的形制面貌。拓本，则是为了翻阅保存的方便，将拓片进行剪裁，然后按阅读的顺序，根据沾贴本的大小，按照每行统一的字数（草书除外，因草书字的大小不一，难以统一）沾贴在上面，并装订成册。因此，拓片的价值又高于拓本。石拓本的价值，高于木拓本。明人顾从义摹刻了《淳化阁帖》，在其初拓本上，有跋语云，“玉泓馆重摹《淳化阁帖》，其石一半尚留京师，不可多得。近见吴中市人将此本糊木板上，又重刻二种，刻既潦草滥恶，拓亦重纸取捷。况木易于翻动，其工一日可拓一二部；石本四五日方拓一部，若遇阴雨即不可拓矣。其价固自不同，四方大雅自有真赏，恐不知者以为价值何太悬绝，难分真伪。”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问题，石拓本费时多于木拓本，而且还择天气，所以价格高于木拓本。翻刻本不如原刻。当然，如果都是翻刻本，其价值又另当别论了。这些都有是确定某个具体碑帖拓本的价值应考虑的因素。
碑帖能使许多人对它产生兴趣和爱好，这些人中，既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被中国公认、同时也被外国人——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同的20世纪东方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鲁迅先生，在其一生中，就收藏了大量的珍贵碑帖拓本（片）。碑帖吸引这许多人的原因，就在于它独特的价值。人们在长久的碑帖收藏活动中，总结出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词内容方面的历史、语言、文学的资料价值；文字、书法方面的文字学、书法史、书法艺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石碑造型、雕琢、刻字方面的工艺美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根据碑帖进行学术考证；用碑的内容来证史、补史和证文、补文等。我相信，在今后的碑帖收藏活动中，人们还会不断发现它的价值，碑帖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对它的收藏和研究。
二 收集知识
１，应确立怎样的收藏观和原则？
无论从事哪类收藏，作为收藏者，都必须确立正确的收藏观。一些老一代的收藏家，在长期的收藏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件藏品与藏主的关系，就是基于一种缘份。收藏人的正确收藏观，来自他于自身的学养、道德操守以及他对藏品的正确认识。“凡物莫不聚于所好。”一件藏品到了你的手中，肯定是因为你喜欢它。但是，仅仅是喜欢是不够的，因为在茫茫人世间喜欢它的人何止千万，为什么只有你喜欢它就能得到它，别的人就得不到呢？所以说，每一件藏品，都有它自身的独特命运。清人张瑛说，“盖典籍，天下之神物也。非其人，非其地，则神物不能以久聚。”（《铁琴铜剑楼书目》后序）张瑛将典籍视为神物，笔者认为，一切珍贵的文物都如同神物。它的迁徙流动，是择其人、其地、其时的。因此，当一件珍贵的碑帖，到了你的手中以后，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能躲过各种灾厄仍存留于天地间，它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精心呵护过它的个人或组织；在芸芸众生中，它却偏偏与你有缘，来投靠你来了。你该怎么办，惟有像前人一样呵护它了。当自己无力保护它的时候，还必须给它找一个放心的去处。
古人对藏书的艰难有诸多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说艰难。但是，就古籍版本自身的命运来说，只归纳了五大厄运。而碑帖的命运，比古籍版本的命运还要惨，却有七种厄运。首先，当然要从碑石所处的位置说起。因为碑石一般立于山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自然灾害。韩愈有诗云，“雨淋日炙野火烧”。他还说，“牧童敲火牛砺角。” 牛有磨角习惯，那犀利的牛角，在被风雨剥蚀的碑上捣几下，对碑的损伤是可以想见的。还有水漶、雷电、地震等。著名的《琅琊台石刻》，就是在民国年间，被雷火毁碎。《汉华山碑》、《唐顺陵碑》都是因地震而崩裂。其次是，将碑石用着盖房，修桥补路等。第三是。在前人题名的基础上，后人又在上面题写，有的将前人刻字全部磨去，有的部分磨去，然后刻上自己的题名。如此这般，宋人题于唐人之上，而明人又题于宋人之上，有如床上架床。第四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将旧碑上的名字，改为自己的名字，或苦于取材之不便，将旧碑上的字磨去，另行刊刻。金牛头祖书唐相魏文贞庙记，就是磨去唐碑重刻的，在碑额上尚存一“唐”字。唐代深州剌史墓志铭盖，被明人刻作金牛禅塔碑趺。第五是，凡反臣、篡位者所立之碑，大多被产毁。如凡署史思明年号的碑，在史思明失败后，均被改为唐号。还有，因为朝代的更迭，当朝毁坏前朝碑，是难以避免的。叶昌炽说，“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宋人碑刻，多为金人所毁。从现在存世的墓志来看，宋代墓志约有唐代的十分之一，其原因就在于此。第六是，一方有名碑帖刻石，必有多方前来访求，尤其是官方，一纸便函，可以给当地小吏居民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当地有小吏居民，把碑刻当成负担，便予毁弃。第七是，许多文人雅士有收藏碑刻的兴趣，致使碑刻迁徙辗转，或遗失，或被毁。毕秋帆从关中购回四方唐碑，置于“灵崖山馆”，尽毁于火。除此之外，如唐会昌年间，由于皇帝厌恶僧尼，除保留一小部分寺外，其余尽毁，共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寺中碑幢铭赞均被錾毁。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古旧碑版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毁者不计其数。所以说，碑帖能存之于世，你能得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珍惜它。
收藏碑帖拓片（本），本身就有经济上意义。俗话说，“乱世黄金，太平文物”。旧拓碑帖，本身就是文物。在乱世中收到的有价值的藏品保存到太平年间，或者说在太平年间收到的藏品，经过一段时间收藏之后，只要世道仍是太平的，你的藏品绝对是不断升值的。
然而升值之后的藏品，亦可通过变卖，使自己能从中得到高额利润。但我国大多数收藏家，都选择了将其毕生心血得到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碑帖与收藏古籍版本和字画一样，是个人的爱好所致。收藏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一个收藏家得到了一件他特别想得到的藏品以后，他同时也得到了欢乐。之后，他还会不继地欣赏、把玩、品味，从中寻求新的乐趣。然而，一个收藏家，他的藏品中，珍贵的藏品绝不是一件两件，应该有一定数量的珍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欢乐来自于一定数量的珍藏品，一个收藏家的一生会有许多欢乐的时光，但他的欢乐，又是与他的藏品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他的藏品变成了金钱，又让他回到只有金钱而没有藏品生活里，他是绝不愿意的。只要他尚可维持生计，他就不会卖他的藏品，他会捐给国家或传给他的子孙。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收藏家，他们的事迹为世人所称颂。如，在藏书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大藏书家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先生的壮举。潘宗周一生收宋本书105部，元版书6部，共计111部，1088册。这批书，分别来自黄氏百宋一尘、汪氏艺芸精舍、杨氏海源阁、郁氏宜稼轩、韩氏读有用书斋，以及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等大藏书家，其中不乏世间孤品。如果按现在的拍卖价格，总价格可能要以十亿计。1939年潘宗周去世以后，其子潘世滋在1941，为了使这宗国宝不被日寇掠走，请求英国驻上海的文化机构，将其运送到安全地方。英国人得到请求，立即派一艘军舰，专程护送这批国宝至香港。到港后，又派专车运至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储存。此后日美等国的文化商人，一直想获得这批藏品，可潘先生不为金钱所动，直到解放以后，主动将其捐献给国家。这批书，现在藏于北京图书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说收藏观这类似乎与本文主旨无关紧要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确立了正确的收藏观，他才能以一个收藏人应有的心态去获取和对待各种藏品。他不会为了得到某种藏品而不择手段，不会见利忘义，不会巧取豪夺，他也不会在他已经得到藏品上动一些歪心思。这里所说的歪心思，说穿了就是作伪。在当今年这个假货充斥市场的社会里，在科技水平比较发达，有高科技为作伪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的今天，那些假货，确实是让真正的收藏家们头痛的一件事。如今，真有些真假不辨了，尤其是字画市场，有的作者本人都鉴定不了自己作品的真假，搞得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公开声称不再拍卖中国画了。因此，在现在作为一个碑帖收藏者，确立正确的收藏观尤其重要。
收藏碑帖，不是收破烂，不分好坏，什么都收。作为初学者，标准不要定得太高，只要见到是碑帖拓本或拓片，价格又不高，不妨多收一些。现在市场上，新拓本或拓片，其价格不会超过100元，一般的就20至30元，最便宜的在10元左右。买得不对，人家把石印本当拓本卖给你了，也吃不了大亏。民国间的拓本或拓片，最便宜的，其价格都在1000元左右。当然，假定你花了1000元，买了一件真正的民国货，那倒也值，如果你买到的是人家做过旧的新货，那就算吃一次不小的亏了。收藏碑帖的人，注定了是要吃亏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做假呢，那些专门做伪的碑帖商人靠什么生活？所以，我主张初学者，无论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起步的时候，不要轻易购买旧拓本或拓片。旧拓本或拓片的价格是十分复杂的，其拓印时间不同，拓印时间相同但由于拓印方法不同，拓印方法相同保存条件不同而出现品相不同，拓印的纸和装裱不同，拓本或拓片的存世量的不同，有无题跋和题跋人的不同，名碑与普通碑等因素，决定着旧拓本和拓片的不同价格，其差距可谓天壤之间。有的旧拓本属于“国宝”级文物，有的还及拓印较精的新拓呢。
对碑帖的收藏，我倒主张“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天下碑石，难以数计。旧的碑帖刻石湮没了，新的碑帖刻石又立了起来，你是永远也休想收齐的。据初步估计，我国现存有一定价值的碑刻约二十万种。作为收藏者来说，其精力和财力是有限的，即使你倾其全力，又能收多少呢？因此，作为收藏者来说，最忌贪多求全。
当你有了相应的鉴别知识和经验以后，就不能再像初学者那样，只要便宜，只要是碑帖，见什么就买。那样，你永远也不会有成就，在收藏和鉴定方面也不会有进步。作为收藏者来说，其基本心态是，花很少的钱买到应该花较多或很多的钱才能买到好货，至少是不能吃亏上当。这样，就要求收藏者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挑战碑帖商，使自己能从一些具体的拓本（片）上，发现碑帖商和一般碑帖收藏者发现不了的价值。
所谓“抓两头”，第一是，集中精力收名碑帖的拓本（片）。名碑帖的拓本，当然是越旧越好了。但是，在没有机缘或无实力收到名碑帖旧拓本的情况下，也可以收新拓本。第二是，收集新发现的旧碑石拓片。解放以后，我国新出土的古代碑刻2000多种。这些碑刻都是未见著录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中有些碑的拓本的价值，绝不比那些翻刻碑帖旧拓本的价值低。然而，它们的价值，又在于人们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去发现。可是现在，却很少有人、特别是那些能称得上碑版专家的人去关注它们。因些，这类碑刻拓本应在必收之列。所谓“带中间”，就是除名碑帖和新出土的碑帖之外，在不影响重点的情况下，也可以收一点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精拓本，以丰富自己的库藏。“抓两头”，是收藏的重要目标和方向，“带中间”，则是次要的目标和方向。
２，怎样制作拓片？
我国名碑帖刻石，为了避免自然灾害对它们的损坏，自宋以来，采取了集中保护的方法。在宋代元右二年（1087年），为了保存“开成石经”，建立了西安碑林，九百多年来，碑林不断扩大，收藏不断丰富，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碑石约3000方，共设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的碑石1087方。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碑帖刻石最多的地方，除此以外，还有曲阜碑林、昭陵碑林、岱庙碑林等。凡已经入藏的碑帖刻石，都是作为国家文物进行保护着。有的名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风化和损伤，除外面加保护罩外，还在碑文上覆以金泊纸。非特殊情况、经特别批准，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些碑帖刻石制作拓片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作拓片的技术，对于碑帖的收藏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场。但是，相对于2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来说，入藏数是相当少的。因此，拓技的掌握，对于收藏者不仅有用，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你在拓术方面的知识，在制作拓片上派不上用场，在碑帖的鉴定上也会有帮助的。也可以说，制作拓片的知识，对于碑帖拓片的鉴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一点，下面，将拓片的制作技术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工具材料的准备
制作拓片的主要工具有：棕刷，是用来刷纸、上纸的；打刷，是在上纸之后，用来将纸均匀地打入凹陷处，使纸面和器物之间不留空隙；木榔头，主要用于敲打宣纸的接茬处，使其能牢固地衔接起来；扑子，也称拓包、墨包，是用于拓片上墨的。另外，如碗、墨盘、抹布、毛刷、毛巾、小喷雾器等，都是制作拓片的必备工具。有些工具在商店里能买到，有的则需要自己制作。
有了工具以后，还要准备一些材料。首先是纸张。对于纸张的要求是，白而细腻，柔软且有拉力、薄而有韧性。大多采用为宣纸和皮纸，也有采用高丽纸或连史纸的。其次是墨。墨以紫光为佳。用墨量少的时候，可以用墨锭磨墨；量大，则可用“一得阁”或“曹素功”墨汁。如果在墨汁中掺适量的水，然后研磨，其效果更理想；再就是白芨水或稀释胶水，其作用是使纸附于碑上。
操作程序
操作程序叙述起来就更简单了，主要是三条，洗碑石、上纸和上墨。洗碑，就是把碑上的污垢藓苔清洗掉。使用工具，有毛刷和竹扦等，以不伤碑石又能将污垢除净为原则。上纸，分干上和湿上。干上纸，就是将拓纸直接上在刷有白芨水或清水的碑石上。湿上纸，就是将拓纸叠好放入清水中，然后将湿纸上在碑石上。上墨，就是用扑子沾墨，采用扑或擦的方法，将墨上在附于碑石上的拓纸上。
上面所介绍的工具材料和操作程序问题，只是说了个大概，在实际操作中，是十分复杂的。现在，书店里有一些制作拓片的专门书籍，可购回参考。要拓出好的拓片，理论、工具材料及操作程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拓工的经验。同一碑石，两个拓工同时拓，优秀的拓工制作的拓片，质量就高，价格也高。有的拓片上，还署有拓工的姓名。还有的碑帖收藏家，只收某位优秀拓工的拓片。
３，怎样鉴定碑帖拓本？
我国自宋以降，研究碑帖的书籍难以数计，但有参考价值的约有400余种。碑帖属金石类。这里的金石二字，金是指，金属器物上铸刻的文字，石是指石刻拓印的文字。在旧目录的四部分类中，凡碑帖方面的书，大多归于史部金石类，也有的把它编入子部的艺术类。读者要查阅这类书，可在这些子目中找到。要准确地鉴定碑贴，必须有扎实的碑帖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经验是从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得来的，而扎实的知识不是靠读普及性的书籍杂志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专门谈碑帖的书籍，身边还必须备一些专供查阅的工具书。
一个从事碑帖收藏的人，总是要交一些学费的。这不仅是指一个人从不会到会，到比较精通有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一个人的常识才智和精力是相当有限的，谁想以个人去与久远的历史抗衡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哪一天，你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碑帖鉴定专家，也绝对不能保证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专家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犯的错误多与少，所犯的错误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因此，我们多学习，多实践的目的，就在于少交一些学费，少犯一些错误，尤其是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你遇到了一个行书碑拓本，就不能把这个拓本原碑的时间定在汉魏以前。因为，在我国隋代以前的碑，是没有行书的。以行书写碑，以唐太宗晋祠铭开始。自此以后，有唐高宗的万年宫铭、纪功颂、英国公李 碑，都是行书。自唐开元以后，有李北海、苏灵芝等人以行书书碑。这也是一个作为碑帖收藏者必须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所谓的低级错误，也就是常识性的错误。
鉴定碑帖拓本，就是全面确定它的价值，这里面包括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甚至连拓本用纸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在清代的宣纸中，开化纸的价值肯定比其他宣纸高。如果遇到的是侧理纸本，它是什么时候拓的、是真碑还是伪碑等等因素，你都用不着去考虑了，只管买就行了。因为这种纸，本身就是价值连城。但是，知识是靠循序渐进地慢慢积累起来的，这许多门类的知识，不是一夕之功就能解决的。把这许多知识掌握了，再去鉴定碑帖也是不现实的。应该选准突破口，找一些切要的书，边学习边实践。为此，笔者向初学者推荐一些书籍，既有理论性很强又通俗易懂的，也有理论性很强而初学者不易读懂的，还有只供平时查阅的工具书，算作阅读的门径吧。
《金石录三十卷》宋人赵明仁撰。这部书也凝聚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以血。有淡生堂余苑本、顺治庚寅谢世箕刻本、雅雨堂刻本等，建国以后，出版了多种单行本。《墓铭举例四卷》，明人王行撰，道光间朱墨套印本。墓铭是碑刻的一个大类，此书文字不多，但对不同时代的墓铭，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考证。《金薤琳琅二十卷》明人都穆撰，有明正德间刊本、乾隆四十三年杭州宋氏刊本、四库全书本，还有80年代影印四库全书本。《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人王昶撰，嘉庆十年刊本。《环宇访碑录十二卷》清人孙星衍、邢澍撰，嘉庆七年孙氏自刊平津馆丛书丙集本、民国间铅排本。《两汉金石记》清人翁方纲撰，乾隆五十四年自刊本。《来斋金石考三卷》清人林侗撰，道光辛丑上海徐渭仁刻本。《语石十卷 语石异同评十卷》清人叶昌炽撰，柯昌洇评，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合集，叶氏所著《语石》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最有学术水平的著作。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购得柯昌泗所撰原稿《语石异同论》十卷。柯氏对《语石》一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也论及其得失。《校碑随笔》民国方若撰，有民国间铅排本和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据说这部书是王国维和罗振玉合写的，后来由方若整理出书。这部书的特点是，它搜录了一些清代后期出土的碑铭石刻。它对读者研究碑的拓本年代会有很大的帮助。《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荣丽华编集、王世民校订，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不仅收录了1949年至1989年这40年间出的墓志，还收录了个别1949年以前出土的墓志，全书共收录墓志1464方。《中国碑帖艺术论》蒋文光、张菊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部书对碑帖知识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文字通俗易懂，书末还附有历代有影响的书家、镌刻家小传和碑帖图片，便于读者查阅对照。《唐代墓志铭》周绍良主编，1992 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70余万字，是目前收唐墓志最完备的一部书。《民国人物碑传集》，收民国间（1912～1949年）去世的各界知名人士473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还有钱仪吉撰《碑传集一百六十四卷》，收天命至嘉庆七朝2026人；缪荃孙撰《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收道光至光绪四朝气1092，也是可资参考的书籍。
另外，要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省的碑帖，你首先必须了解前人和今人关于那个地区、那个省的金石方面的著述。许多省都有自己的《金石志》。如果你要研究四川省的碑帖情况，你就应该读《四川通志》（有嘉庆二十年刊本，1984年影印本）中的金石编，还应该读一读专录四川碑刻的，如王象之的《蜀碑记》、李调元的《蜀碑补记》和刘喜海的《三巴金石苑》等书。近人邓少琴编《益部汉隶集》（1949年7月四川大学双钩线描石印本）等书，也属应读之列。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四川某一个具体的碑帖，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们阅读了部分专门书籍并有了一些必备的工具书后，还必须对不同时代的书法艺术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书法，是我国特有一种传统艺术，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其悠久的历史。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赵子昂说，“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书法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书体在不断地变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点。
从书体上说，可以分成八种，即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八分书、草书、楷书（也叫真书）、行书。甲骨文，是上古时代书写在龟板、兽骨上的一种文字。大篆，史称周宣王太史籀首创，也叫“籀文”，我们今天见到的“石鼓文”是其遗法。小篆，据载，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变大篆为小篆，存世的《琅琊台刻石》，据说就是李斯所书，其书体就是小篆。隶书，据传为秦人程邈创造的。程是秦时县令，因罪被幽禁在云阳狱中，探索字形的改变，终于改篆为隶三千字，并奏始皇大帝，得到始皇大帝的赞赏，并任命他做御史之职。八分书，翁方纲在他的《两汉金石记》中，对这种字体下过定义，他说，“上尊号碑、受禅表碑，是钟元常书，这种书体称金针八分书。盖纯取方整，开唐隶之渐矣。”草书，现存最早的草书是《急就章帖》，即常说的“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所书。因此，人们认为史游是草书的创始人。行书，其创始人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楷书，也叫“真书”、“正书”，还有人把它叫做“正楷”。传说这种字体是王仲次创造的。说他以隶书变楷书，又以楷书变八分体。到底是不是王次仲创造的楷体和八分书，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尚无定论。即便真有王次仲其人，他也真正创造了楷书，我想，他所创造的楷书，与我们现在所指的楷书是不一样的。现存最早的楷书是魏钟繇所书“宣示表”、“荐季真表”、“力命表”等帖。由此说明，楷书的出现应在汉代。
在对各种字体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之后，对各个时代的的书法艺术特点，本应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项工作就由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完成了。一般要求，必须把握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如南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特点。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但其书法却有其独特之处，清代后期才被引起重视，并称之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支奇葩。它是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体自然而富有变化，承隶为楷，在重以平衡的条件下，纵横跌宕。它是处于书体嬗变过渡阶段的书法，具有古朴、厚重、峻峭、活泼的美。
在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后，才谈得上鉴定碑帖了。鉴定碑帖，说穿了，就是确定碑帖的真伪和拓印时间。
真伪对于具体的碑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某碑到底是真的还是虚拟的。比如，有一方碑，从碑上文字内容看，它是唐开元年间王林的墓志，其立墓志的时间也写得非常清楚，是唐人某某立于唐代。而实际上呢，这个王林是明人或清人虚拟的一个人，这块墓主为王林的墓志，是明人或清人伪造的。一句话，就是伪造古碑。第二种是，某碑是原刻，还是后人根据原碑的拓本或拓片翻刻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
伪造古碑，古代有，近现代也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利。当然，也不排斥有个别好事者是为了寻找刺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制造点新闻。故宫博物院所藏黄小松旧物汉魏五种孤本，前后均有洪亮吉、孙星衍、黄小松、钱泳、阮元、翁方纲、冯敏昌、杨守敬等名人真迹题跋和钤印，一致认为这五种拓本为宋拓孤本。可实际上经今人考证，这五种碑拓中，有三种碑是明人伪造的。由此也说明，即便是大名家的真迹题跋，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一代碑版名家、民国间方若，也误把伪碑《朱博残碑》作为汉碑，录入了他的《校碑随笔》中，并写道，“审书法，由篆入隶之过脉。碑云：惟汉河其为西汉河平年乎。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第三行起至第六行下斜文一道。”
翻刻碑帖，目的不一，有的是为了广流传，有的是为了谋利。一个拓本，到底是原刻还是翻刻，是让鉴定者十分头痛的事情。如果有原刻拓本作比较，倒要容易一些，在没有原刻拓本作比较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把翻刻拓本当成原刻拓本了。比如，《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在唐代便有两种翻刻，并有其拓本传之于世，一本原藏西安学府，一本为翁方纲。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当时均被视为原刻宋拓本，并有许多名人作过鉴定，写下了题跋。翁氏视自己所藏拓本为至宝，终身临摹。但是，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拓本后，一经比较，才知道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都是翻刻本。
翻刻碑帖与原刻的区别，主要在于字划的神韵上。这就要求鉴定者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书法人的艺术特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明人有将无名或名气不大的人书写的宋元旧碑，改成唐代名人书写的碑。如将书体近似于欧体的碑，把撰书人直接改刻成欧阳询，把书体近于柳体的旧碑，改刻成柳公权书。还有的从名人撰书的碑上，拓下撰书人，更换无名氏或小有名气的撰书人，以冒充名人书写的碑。对于这类作伪手段，只要我们能把握名人的书法特点，就能识别其真伪。
有的碑拓，称同一原碑所拓，但其字划却有肥瘦之别，使自己不能不对其真伪产生怀疑。这就要求鉴定人对拓本上文字的笔道和字口进行认真甄别。如果其笔道和字口基本一致，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从同一原石上拓下来的，只不过是拓印时间不一样，字肥者为洗碑之前所拓，字瘦者为洗碑之后所拓。
有将影印本碑帖冒充拓本卖，目前在旧肆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多。其原因是，民国间出版过大量的碑帖影印本，九十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次，影印碑帖的数量也比较大；还因为拓印比影印的值钱。影印的拓片鉴别起来要容易一些，但是，将影印的拓片一条一条地剪裁下来，拼贴成拓本鉴别起来就难一些了。一般情况下，用手一摸，感觉纸面平滑，那肯定是影印的。但有时候是靠手摸不出来的。狡猾的作伪者，不辞辛劳，逐字涂上墨，并用竹签做出字口。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认真对待了，主要从字面的墨色差异上去鉴定了。因为拓本的墨色基本是一致的。
在分清真伪碑帖和真假拓本之后，接下来就是鉴定拓本的具体时间了，也就是说，拿到你手中的这个拓本到底是什么时候拓的。我们首先可以从外观上的装祯、拓法和材料入手。不同时代的拓本，其拓印方法和装祯也不尽相同。
唐代拓本，从仅存的《温泉铭》、《化度寺塔铭》、柳书《金刚经》和《神策军碑》（只存上册，藏在国家图书馆）等拓本看，都是浓墨擦拓，其墨色乌黑，拓本黑白对比强烈，即所谓“乌金拓”。这个时期至元代的乌金拓，墨色少光。这是因为，元以前所用之墨，烟重胶轻。而到了明代以后，则胶重烟轻，使墨现紫光，似燕子的尾巴，故又称燕尾色。尤其是乾隆年间的御制墨，制作精良，用此墨拓的御书碑，墨光如镜。现在人们解释“乌金拓”一词，大多认为，其拓本墨色像乌金一样乌黑透亮，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宋代拓本为两类，除乌金拓外，还有蝉翼拓。所谓蝉翼拓，就是其墨淡而均匀，如蝉翼一般细润淡雅，纤毫毕显。
宋元两代的碑帖拓本，绝大多数为浓墨擦拓，少数为淡墨扑拓。一般认为，早期的拓本，其拓术为扑拓，擦拓则始于宋代。由于制墨技术的发展，也引起了拓法上的变化，这是鉴定碑帖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元代以前的擦拓碑帖的主要工具，是以细毡卷成圆卷，用火烙平底部，蘸墨擦拓，擦拓三遍以后，如觉不匀，再行补擦，直至均匀一致，然后用蜡板抹一层川蜡，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脱墨和伤字。所以，在宋元时候的拓本上，常常会见到白色的痕迹，那是使用蜡后留下的痕迹。明代以后，由于使用的墨是胶重烟轻，也就不用担心脱墨了，抹蜡这道工序自然就废掉了。这种抹蜡方法，也被称为蜡拓法。蜡拓法从工艺上讲，也分为两种，除上文介绍的一种外，还有一种就是，用烟子合蜡成饼状，等碑上纸干后，以蜡饼擦拓。这种拓法，操作简便，现在仍运用于边远山区，一些野外不便于施工的地方，如拓摩崖石刻，拓的效果也不错，墨黑而有光泽，比较美观。但是，由于它有容易伤字口的弊病，所以这种方法使用不多。
宋拓所用的纸，拓碑主要用的是麻纸，拓帖主要用棉纸和麻纸，也有少量的葛麻纸。葛麻纸是朝鲜所出，因其纸面有葛布纹痕迹而得名。葛麻纸虽然产于朝鲜，但是朝鲜的拓本，所用的纸，又主要是其自产的蚕茧纸。朝鲜的拓本，大多用水墨淡拓，而且只拓碑上有字处，无字的地方不拓。
明代发明了彩拓。彩拓以其色冠名，如朱拓，即指以朱砂拓印。但是朱拓使用的又不完全是朱砂。它是用鸡内子去黄留青合入朱砂。其比例是，一两朱砂合七个鸡内子。将二者调匀后，用软毡卷做擦拓。拓时必须按顺序轻轻地擦拓。擦拓第一遍后，必须等色干了才能拓第二遍，否则字划模糊。彩拓，有单色的，还有特别复杂的，用五种颜色拓，被称之为五色拓或五彩拓。明益王喜还发明了镶拓。这种拓法所用的是李廷圭墨和金泊纸。当时的金泊纸，是一种质地细润而纯净，其色浅黄的纸。镶拓的方法是，先在纸上绘出拓处，上纸后以淡墨拓绘处，然后，再以乌金墨拓地。用这种方法拓出来的，墨色浓淡分明，对比强烈，十分美观。
清代后期，还发明了摹拓，也叫笔拓。这种拓法的肇始者为黄士陵。其方法就是用笔摹仿拓的模样画出来，使别人看上去如拓的一样。在清道光间，焦山寺僧六舟，还发明了金石彝器全拓法。在所有的拓法中，这种拓法的难度最大。其方法是，先以灯取影，把被拓的器物尺寸量好并绘出轮廓，再用厚纸做漏子。上纸之前，应先用毛笔沾白芨水刷器物，用湿棉花擦拭后上纸。用纸也十分讲究，最好的是细薄的六吉棉连纸。以绸布包棉花做扑子，待纸干后，扑墨拓之。
碑帖的装祯，在宋至明代，大多是天地、边镶、分心宽大，单纸挖镶，开版裱。其表面一般为纸，但也有少数用绫绢的。装裱的形式，有宣和装、金镶玉、连环装、蝴蝶装等。清代以后的装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五镶经楷、四版带大耳（即先裱成两开加半开白纸的一种装裱方法）、整纸软托和硬挖及整纸软挖等，其天地、边镶和分心也渐渐缩小。
其次是从拓片上看原碑的磨泐程度，主要是指字划的缺损和碑石的断裂情况。一块碑存世的时间越长，其磨泐的程度肯定越大，受损的字也就越多。
例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守敬撰文曰，凡“出入王命”的“出”字不坏者，为宋拓，“裂冠毁囊”之“冠”字左点不损者，为200年前旧物。杨文告诉我们“出”与“冠”字的坏损情况，是确定此帖拓印时间的根本依据。另外，要鉴定此帖石的拓本，还必须了解此帖的翻刻情况。据介绍，此帖共有七种刻本，分别为京兆安师文刻本、吴中复重刻本、米襄阳临本、北京刻本、戏鸿堂本、嘉善堂魏氏本、阁中本。其中刊刻最精的是北京本。此本，宋末至明初拓本因缺二石，故前缺六行，后缺八行。明永乐十一年，民家发地得二石，始为完物。因此，鉴定京本，还必须记住这一条史料。又如《皇甫府君碑》，宋拓本，自“碑”字始，有一断裂斜纹，此裂纹于明万历间断开。所以，凡宋拓本，碑未断，且字画肥，明代拓本字画渐瘦，至万历间为断碑。至清初，字画渐肥，且“监”字缺损。
上面，就是以字的缺损断鉴定拓本产生时间例证，可以说，占相当大比例的碑拓，主要是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其拓印时间的。但是，这也绝对不是最可靠的依据。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以考据的某字磨泐情况，来确定拓本的新旧程度，那么我就在那个字上做文章。在清代，就十分盛行补字造假。
有的用灰和胶补在碑帖原石的泐处，然后按照旧拓考据的字样刻好，再用旧墨旧纸拓印，最后再用旧式装裱。遇到这种情况，最难鉴定。鉴定的主要办法是，盯准那些旧拓考据的字，看它们与全碑字的形态肥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的人，是把缺损的旧拓考据字摹刻在另一块石上，在进行仿旧装裱时，把旧拓考据字拓下来，补在拓本的缺损处。还有的是直接从原碑上拓下考据字。因为一个碑上，一个字可能出现数次，如某碑上的第二行，“天”字末笔有缺损，但在其他地方的“天”字并没有缺损，于是，把别处“天”字单拓下来，以替代那个缺损的“天”字。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从拓本的纸色和墨色来鉴定了，主要看其是否协调。
在明清两代，还有人将明清拓片或拓本，裱在宋时装裱的拓片或拓本的边框或纸本上，冒充宋拓本。现在书画市场，把这种作伪方法叫做“装棺材”。有的是将名人在旧碑拓上的题跋取到新拓本上冒充旧拓本。还有的将古代碑版大家的印章盖在新拓本上，以充旧拓本。有的章虽然是真的，但是后面盖上的，有的连章都是伪造的。这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审视拓本上文字的磨泐程度，来确定拓本的拓印时间性，同时还有印章的真伪和印色的古旧程度。
三 保存与养护
第一，除尘。得到拓本以后，应该做的第一项工作是除尘。除尘，也会起到一定的除虫效果。除尘时，一般是用毛笔或细毛刷，轻轻地刷掉附在纸上的灰尘。如果沾贴较牢，也可以用吸尘器除尘。用乳光去污袋，除去拓本表面的灰尘，其效果也很好。
第二，除虫。伤害纸类物质的虫有很多，如，书虱、白蚁、毛衣虫、短鼻木象、蟑螂、裸株甲、中华圆皮囊、谷粉虫、东方蜚蠊等。它们有的只是吃装裱材料中的淀粉及胶类物质，有的几乎什么都吃，而且在上面产卵，孵化出的小虫又吃纸类物质，小虫又结蛹变成成虫。同时，它们还排出有色液体，污染拓本。除虫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用四氧化碳、磷化氢、氯化乙烯和二氧化碳、甲酸甲酯和二氧化碳、二氯乙烯和二氧化碳等作为薰蒸济，将拓本置于密闭的容器中，在温度30℃的条件下，薰蒸一至二天，即可达到除虫的目的。一种是采用真空灭虫的办法。将拓本置于真空中一至二天，即可除虫。还有一种是，在存放拓本的箱柜或盒子中，放樟脑丸、檀香、藏香等，也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但这种方法不是特别牢靠，须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对除过尘和虫的碑帖拓本，可以制作一些盒套，把它们分别装进盒套里。这种办法，既可以减少灰尘、光线和空气污染的损害，也可以减轻碑帖拓本在搬动过程中的机械损伤。
有些人只图简便，把买回的旧拓本，拿到医院，用紫外线照上一夜，就万事大吉了。认为这种办法，既可消毒，也可除虫。殊不知，这种办法虽然能起到杀虫灭菌的作用，但是，对拓本自身也带来了巨大损伤，缩短了它的寿命。
古人有用太阳暴晒的方法，来解决生霉和除虫的问题。大学者、藏书家朱彝尊，就有“暴书亭”之号。这种办法虽然对解决生霉和除虫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加快了拓本纸质的老化，使拓本的纸变黄变脆。因为太阳的暴晒，不仅对拓本有紫外线的损害，还有高温带来的损害。经老化实验证明，在100℃下烘烤三天的纸张，相当于常温条件下在储藏室里保存25年。
第三，注意拓本的存放条件。拓本应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潮湿生霉，避免光的直接照射，尤其是紫外线的照射。物别珍贵的拓本，如有条件，应将其置于湿度在50～60%,温度在14～18℃以下的环境中。但温度也不能太低，温度太低会使纸张变脆。控制好存放拓本的环境，保持好相应的湿度和温度，是预防霉菌以及细菌滋生和繁殖的有效措施。除虫害以外，还有危害拓本的微生物，它们是真菌（即霉菌）和细菌。霉菌分泌出的色素十分稳定，大多不溶于水，因此，它使拓本上产生的颜色和斑点（一般为黄色、褐色和黑色的的色斑），不易除掉。通过实验证明，霉菌的滋生漫延，可以在五天之内，使纸的强度降低一半。由此可见，给拓本创造好的保存环境，防止滋生霉菌，是十分重要的。前些年，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研制出了一种名叫叶醇徐放抗霉剂，还有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研制的气相防霉剂，对于防霉菌，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作为收藏碑帖的人，初学者还必须知道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有时候，作伪和无知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如补墨的问题。拓本到了你的手中以后，绝不能凭想当然，为了拓本的美观，在墨淡的地方，或者应该有墨而没有墨的地方补上墨。这样做的结果是，掩盖了原碑石磨泐的真实面貌，容易造成鉴定人对拓本的误断。
四 破损的补救技巧
１， 对破损的拓本进行修复装裱
装裱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一个好的装裱工和一个普通的装裱工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对装裱修复难度较大的拓本上。如果有特别珍贵的拓本需要修复和装裱，必须请高明的装裱师装裱，绝不能为了节约，自己凑合着干或者让技术一般的人去干。如果自己经济困难，实在请不起名师，可以放一放，等以后自己有条件的时候再请。在我看来，技术一般的装裱工修复装裱珍贵拓本，从本质上讲，是毁坏文物。通过名师修复装裱，不仅能对拓本起到保护作用，而且美观大方，使你的拓本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当然，如果拓本的修复难度不大，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也不妨自己动手。不过，要注意浆糊。按传统的办法，一般在浆糊中加入川椒、白矾、除虫菊细茉等，这样，就可以起到防虫的作用。在拓本的装裱时，也可以使用CMC粘合剂。这种粘合剂不发酵、不发霉、虫不吃、鼠不咬，而且还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和抗盐性。
２，污垢的清除方法
凡水斑和泥斑，可用清水清洗。清洗的时候，先将被清冼的纸，放入60～70℃的水盘中，轻轻地冲洗二至三十分钟，取出后，再用吸水纸吸去纸面上的水分，并进行压干。
对付油斑的办法，可以用有机溶剂进行清除。主要有乙醚、丙酮、甲苯和四氯化碳等。
霉斑、虫斑以及墨水斑的清除难度较大，一般使用双氧水、氯胺T、次氯酸钠等氧化的办法清除。
铁锈斑，则可以用5％草酸溶液，或者是抗坏血酸（也就是维生素C）的稀溶液进行清洗，可以达到较好的清除效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清除污垢的过程中，凡是用化学药品清洗的，应该立即用清水洗净，以防止留下新的色斑和增加拓本纸张的酸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