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如何做好“十四五”开局？
编者按：站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识局、布局、破局的历史节点，“十三五”到“十四五”的发展起点，以及新冠疫情的历史拐点上，宁波需要更加志高存远、继往开来、时不我待地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宁波如何做好“十四五”开局，我们既需要通过认知升维抢位发展，还需要走出以往经验的发展包袱，更需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之中实现爆发和裂变。
一、抢位：甬担重新定义拥抱未来的使命
“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对于一个内敛、低调的城市而言，这是近些年来宁波发出最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吼声。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回答如何识局需要复盘历史，如何布局需要着眼未来，如何破局需要拥抱未来，地区发展责无旁贷，万亿级城市首当其冲。作为一个商帮文化孕育的城市，商机通常比未来的想象力、爆发力更重要。如今当长期主义成为标榜，发展导向比问题导向更重要，未来希望比当前困难更重要，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比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更重要。宁波倘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一定不在于跟随、不在于被裹挟、不在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与发展格局下重新定义如何拥抱未来。未来四十年、未来三十年、未来十年、未来五年，都有着变化万千的可能，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大趋势，从开放、发展、民生、创新、治理等方面带来系统的结构性转换，宁波更加需要面向未来、着眼未来、定义未来。
未来世界将更加平尖湿深。全球产业链在产业梯度转移与价值链贸易的带动下，使得世界越来越平坦；全球价值链伴随跨国技术转移与空间集聚，使得新的“创新尖峰”崛起；全球创新链伴随创新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湿润；全球供应链伴随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使得世界是深的。未来产业将更加跨界融合。产业发展将打破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不再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而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中产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从一维的物质能源主导的传统产业、走向二维虚拟空间驱动的信息产业、再走向三维或高维的数智产业。未来城市将更加数字孪生。城市将不再是基于钢筋混凝土的地域空间与生活载体，不再是人口越多产业、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就越大；而是基于数字新基建的想象空间、创新空间、发展空间、市场空间，在数字孪生机制下成为超级物联生态，人口越多交互价值就越大，发展潜力就越大。未来科技将更加软硬结合。不再是产品工艺创新、跟随式创新、薄创新的层级，而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技术、共性技术、工程技术的大科学、硬科技、厚创新，并在软硬结合中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技术创新成为重要趋势。未来社会将更加数智兼备。社会形态将加速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开辟全新的空间；在治理结构加速从科层化的金字塔结构走向平台化的橄榄型结构，公共行政逐步让位于公共治理、数字治理、智能治理。
二、升维：解除中长期中低速增长的锚定
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国更多地是借助外部需求的拉手与政府强大组织动员的推手，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下，成就了东南沿海主要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伴随舶来式“中等收入陷阱”的自我惊吓，大都以为在中长期没有中高速的发展空间、政策空间、操作空间。整体而言，以往的发展逻辑几乎建立在“生产函数”的逻辑之上。也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投入多少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企业家才能，就能有多得的产出，于是便出现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基本逻辑就是当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与外部需求、技术锁定、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不适配，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无法实现中高速了。但无论是中长期，还是“十四五”，我们需要干什么？就是需要在突破传统认识的前提下，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组织方式，进而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带动下保持中高速增长。
事实上，有多大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以及有多大差距就有多大发展空间，而地区发展更重要的不在于天赋的资源禀赋、他赋的外生变量，则来自于自赋的人择优势。譬如，日本名古屋产业结构以汽车、钢铁、纺织机械、电机、纺织、陶瓷制造为主，对于国内而言都是“传统产业”。宁波目前GDP大约高出名古屋500亿美元左右，但人口是其2倍左右、人均GDP大约为其一半，土地面积是其将近35倍、地均GDP在其3%-5%之间。应该说，立足工业比拼工业，宁波是在原来的产业赛道上能够在量上已经超越了名古屋，但在质的比拼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前及未来，只有立足工业跳出工业，尤其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与先进制造相结合，更要容易实现产业的战略突围。这种转变核心是从认知上从生产函数的滚动增长走向生态指数的爆发成长。在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新经济创新生态之中，将场景拉动业态创新、智能再造生产方式、数字驱动互联融通、平台承担产业组织、生态赋能市场活力、流量聚合资源配置有机结合，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
三、清零：卸下四十余年发展经验的包袱
最近老是如此反思，宁波改革开放以来前二十年是领先的，主要是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市场化改革等，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大局中举足轻重；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更多地是在“入世”后的外部环境下，把前二十年的发展模式予以放大，但在发展模式上并没有结构性转变和创造性调整，领先优势不再；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并没有走出路径依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基本呈现，传统发展模式红利殆尽，迫切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系统迭代。尽管近几年GDP提升了几个名次，保持了对青岛、无锡、长沙等城市些许微弱的优势，但并没有充分的辨识度、引领性和压倒性优势。从基本面来看，宁波最容易将发展经验弄成为发展包袱的，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发展战略上的港口路径依赖。以往经常鼓吹宁波既有鹿特丹的港口优势，还有德国的制造业底蕴，还有蓝色经济位势，还有全球甬商的人脉网络，更有硅谷的新经济冲动，如今都有很多无水港、数字港了，其发展怎能一个港子了得。 二是产业战略上产业分离的工业路径依赖。没有实体经济肯定是没有基本盘和根基的，但没有跨界融合就没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宁波产业发展需要彻底走出言必称制造业，在数字化条件下泛工业化与超智能化来袭。如今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硬科技技术构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经营方式，迫切需是要“立足工业，跳出工业”或者“立足工业，走出工业”，以数字产业化带动产业数字化。三是空间战略上的四面开花却无重磅炸弹。以往县域经济是宁波活力经济的基础，伴随从县际竞争走向城市竞合，宁波尽管通过撤县设区拉开城市框架，但又在行政区区划调整基础上，通过多个功能区布局再做一轮分割。如今伴随城市数字孪生机制，只有走出大分散小集聚，才能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共享超级智联生态、释放更多的发展红利。四是开放战略上红利递减的出口加工导向。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逻辑、价值链贸易的全球分工角色、货物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酒肉穿肠过”的运输港，勤劳、务实、内敛、灵敏的宁波人民不能再挣一些血汗钱，要么技术制胜、要么资本运作、要么分配财富。
但深层次的问题，是竞存战略上的跟随战略使然；而这又取决于文化上的自信不足。如今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那么宁波的发展，更多的是做好真实、独特、别致的自己。无论是苏南，还是宁波都有跟随上海、傍上海的色彩和元素。当宁波产业基础能力、市场业界关系、全球供应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傍就傍了，但跟随战略永远难以突围和超越。最关键的是，钱文忠教授曾经说很多人以为是上海代替了宁波，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实际上是宁波以它的资本、人才、经验，尤其是文化做了一次转移式发展。这种精神后来被移植到上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浙东学派”所主张的利己利私 、工商皆本、民富先于国富、利义观。当然，宁波的战略跟随并完全体现在与上海的关系上，也当然离开宁波的甬商在全球都是做“大生意”的。当前及未来，宁波需要重建敢为天下先、勇于吃螃蟹的创业文化、战略文化；只有超越甬商精神中灵敏与务实、冒险与保守、质朴与精明、低调与开放的文化矛盾，才能更有想象力、行动力、爆发力和创造性。
四、重建：破除“十四五”不确定性迷雾
近几年参与了不少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规划编制、研讨座谈以及规划评审等等，最大的反思有三点。一个是最反感的，就是很多人以为“十四五”规划是最难的一个五年规划，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发展规划本身就是解决如何在不确定性之中找到确定的东西、在千变万化之中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不确定性越大，能动性的空间、创造性的空间就越大，发展空间就越大。如何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之中转化为不确定性与爆发性是核心。一个是最感触的，就是“要么改变，要么被改变”，也就是要么在理念、战略、规划、组织上改变，要么被时代改变、在下一轮改变。很多规划带有浓厚的路径依赖，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大而无当，要么是事无巨细。最难改变的依然是认识、是洞见，是思想、是观念，是价值主张、价值判断与政策取舍。一个重要的感触，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大破大立之中，在“内忧、外患、天灾”三重门叠加的特殊时期，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不知道怎么干了，需要重新摸索。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让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让人（工）变得越来越“懒”，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精彩，传统的治理、组织、管理自然就难以适应了。
如今无论是领导者、决策者，还是建设者、企业家，都应该是带有强烈忧患、风控意识的乐观主义者，创造历史永远比研究历史更重要。就算中美各类摩擦至今，不过是人算不如天算。仅仅是疫情如果再持续一年半载，对于中国半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来了，使得中国在战略相持最困难的阶段缓解了较大压力。尽管短期内的外部需求、经济风险、产业升级、社会投资、安全问题、国际形势等等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中长期内消费升级、技术升级、结构改革、扩大开放的红利远远没有释放，发展空间、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尤其是在数智科技带动下，如何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从外向型工业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还远远没有破题。无论对于全国的、地区的、城市的发展而言，只有微观创业创新活力根基深厚，才有中观产业创新生态的基本盘，才有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的向好发展，才能在开放环境下参与全球的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同样，只有宏观的治理结构优化，才能增进微观创业创新活力，最终实现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区域宏观与开放环境的有机结合。总而言之，宁波在“十四五”期间，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实现中高速，以高水平发育带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效能循环，以高效能循环带动高速度增长。
五、裂变：打开高质量新发展格局的天窗
“十四五”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的第一个五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与发展拐点上，需要打破五年规划发展的周期律。不再是谋划研究年热血沸腾、规划成稿年妥协依赖、发布开局年四平八稳、中局实施年黯然神伤、邻近收官年重新再来；而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伴随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逆势而为、另辟蹊径、奋发有为，从“要素/投资驱动、外生增长、外延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尤其对于宁波而言，需要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新一轮地区一体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一轮产业变革、新一轮改革开放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一轮全球治理还有新一轮社会治理有机结合，率先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率先建设开放型创新经济体，加快建成国际化开放创新中心或国际化大都市。
如何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和爆发性，需要有充分的方位感、高级感、设计感、创业感、平台感、管廊感。这个“方位感”，自然是在高质量新发展格局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处于什么水准。如今没有高水平发育就没有高质量发展，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高效能循环，没有高效能循环就没有高速度增长。宁波需要立足文化底蕴传承与战略位势提升，系统性提升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开放功能，实现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开放发展模式转变。这个“高级感”就是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的治理方式（如以管的方式达到理的目的）、运行方式（如体制内体制外双轨为主体）、服务方式（如大政府小社会）、组织方式（如带有计划经济的工业化组织方式），走向智能社会条件下的数字治理、创新型服务政府等等。这个“设计感”就是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无论在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社会治理上，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发展规律、创新规律、财政规律，带有全新的思考用新办法做新事，把旧动能、旧经济、旧体系重新做一遍。这个“创业感”就是在清零的基础上，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协同”升维为泛工业化、超智能化、再城市化、深生态化、在全球化“新五化协同”，率先探索支撑中国未来四十年引领发展的发展模式、增长方式、组织方式。这个“平台感”，就是从做事到做局，不仅仅是充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而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而是真正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强化产业主导权、产业技术能力与财富分配能力。这个“管廊感”就是从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到创新生态的“输入-输出”，让更多的人才、资本、技术、经验、资源再宁波得以优化配置、高效循环和价值挥发。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宁波新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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