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打了三百余年，汉朝复仇心为何这么强？原来与儒家一思想有关

公元前101年，匈奴攻入定襄、云中，杀死汉朝百姓数千人，汉武帝大怒，准备再一次北伐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因此，汉武帝将汉匈之战看成复九世之仇。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打下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从刘邦到刘彻，汉朝只传承了七代，中间五位皇帝是刘盈、刘恭、刘弘、刘恒、刘启，为何在汉匈之战中，刘彻却宣称与匈奴是九世之仇？在九世之仇的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历史？

所谓九世之仇，出自《公羊传·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春秋时期，齐襄公继位第三年，就出兵攻打纪国。纪国求救于鲁国，鲁桓公出面调停，纪国危机得到缓解。但第二年，齐襄公杀死鲁桓公和郑君子亹，纪国失去鲁、郑保护。又一年，齐襄公撕毁盟约再次伐纪，连下三城，驱其民而占其地。又两年，纪国分裂，甘做齐国附庸。又一年，齐襄公派兵攻破纪国都城，纪国灭亡。

齐襄公灭纪，固然与春秋形势有关，但春秋还有一个特色，即必须“师出有名”。齐、纪两国没有纷争，为何齐襄公以什么理由一直对纪国穷追不舍呢？

原来，在180年前，齐哀公在位时，纪国国君看到齐哀公对周夷王不尊重，于是向周夷王进言：“齐哀公对你不尊重，你应该把他杀了，以警告其他诸侯王。”于是，周夷王就把齐哀公残忍地给烹杀了，史称“哀公烹乎周”。

于是，齐襄王以此为理由，打着为九世祖报仇名义，不惜得罪鲁、郑两个强国，也要灭了纪国。《公羊传》记载“襄公将复雠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 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意思是齐哀公到齐襄公已有九世，这样的仇还能报复吗？即便百世都可以报。

但齐哀公到齐襄公是九世，而刘邦到刘彻才七世，为何刘彻宣传与匈奴是九世之仇呢？原因很简单，“九”是虚指，指久远的深仇，意义重大的国仇，未必一定就是九世。按照春秋风俗，家仇只论五世，《公羊传》认为国仇不受世代限制，随时都可以报复。

从刘邦白登之围开始，汉朝就遭到匈奴一次又一次羞辱，不仅是频繁劫掠汉朝，予取予夺嚣张跋扈，而且更在外交上羞辱汉朝。

白登之围中，刘邦为了脱困，不得不被迫贡献金帛女子，此后又采用和亲这种屈辱的方式求和；吕后时代，冒顿给吕后写了一封“情书”向吕后“求婚”，以迎娶吕后的说辞羞辱汉朝，所谓“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文帝时代，匈奴又以“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贬低汉文帝.......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前，匈奴气焰嚣张，视汉朝为圈羊，让汉朝倍感耻辱。

刘彻继位之后，一直念念不忘这个仇恨，汉朝开始反击匈奴，不忘任何打击匈奴的机会。狼居胥与姑衍山是匈奴圣地，霍去病攻入匈奴之后，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以北）举行祭地禅礼，就是在死敌圣地祭祀华夏天帝，之所以如此羞辱匈奴，是因为汉匈之仇不共戴天，除非其中一个臣服或倒下。

在中国历史上，汉匈之战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激烈，始于白登之围，转折于汉武帝反击匈奴，但真正解决匈奴问题是在公元91年，东汉大将军窦宪、耿秉深入瀚海沙漠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但此时距离白登之围已有三百年之久，距离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马邑之谋已有二百二十年之久，因此汉匈之战应该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战。

我们都知道，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奇，唐与突厥、宋与契丹蒙古、明与蒙古等，但汉朝与之皆大不相同，对匈奴恨了三百年之久，而且是水银泻地般的仇恨，没有什么以德报怨之说，只有报仇雪耻，匈奴或倒下或臣服，没有第三条路。那么，汉朝为何如此刚烈血性，为何复仇心如此之强，为何与我们熟知的“以德报怨”的后世儒家大不一样？

董仲舒是儒家重要人物，推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鲜为人知的是，董仲舒是公羊学派传人，他是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在此基础上融合诸子百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历史上，公羊学派主张“大一统”等进步思想，但公羊学派也提倡“大报复”理论，即国仇即便过了百世都可以报复，而公羊学派这种报复理论又符合汉朝与刘彻的需求，所以迅速被汉朝人接受。

但在汉朝之后，公羊学派逐渐没落，不再成为社会主流学派，大报复思想也就鲜有问津。相反，后世儒家反而逐渐宣扬“以德报怨”思想，慢慢消磨了中国人的血性。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为人诟病让中国人软弱的儒学，其实发源之初充满了血性，孔子曾说“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犹可报也！”又有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只是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学者根据自身需要篡改儒学，最终让儒学慢慢变味、慢慢软弱。

参考资料：《公羊春秋》、《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