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第一章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功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功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约可分三方面观察：
甲史迹方面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对象专在史迹方面。因为书籍参杂，遂令史迹发生下列四种不良现象，很难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头昏：
一、进化系统紊乱我们打开马绣《绎史》一看，里面讲远古的事迹很多，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假使马绣所根据那些无穷材料全是真的，那么中国在盘古时代业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农、轩辕，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服器物，应有尽有，文化真是发达极了，许比别的古代文明还高得多。不说《绎史》，就打开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文明万年前是黄金，千年前是银，以后是铜，渐渐地变成了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的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绎史》所根据各书与《汉志》所载神农、黄帝著作，皆本无其书，由后人伪造假托。诸君在小学、中学所念中国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载神农、黄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许改变了），其时程度极高，世界所有文物大体俱已齐备，我们觉得真可以自豪了。不过古代那样发达，为什么老不长进？旁人天天进步，自己天天很退，我们又觉得非常惭愧。其实原本不是这回事，是书籍参杂，把进化系统紊乱了。姑且放下古籍不讲，稍近点的如《周礼》，向来的人都说是周公所作，不过其中有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礼》，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涨，起初是占据一小部分，后来扩充得很宽。造《周礼》的人看见当时文化如此，依榜现实的社会，构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把一千年后的战国或秦汉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时代弄成一样。如果《周礼》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谓毫无进步。自春秋经战国及秦到西汉，中间一千多年，一点亦没有进步，然事实不如此。因书籍年代不分明，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我们读史的人得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对于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会背景混淆这一条与前一条所讲内容差不多，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读古书，不单年人看事，还要看时代背景。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书籍是假的，读书的人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即如《西京杂记》，分明是晋人葛洪所作，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葛洪同刘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讲东晋时事，刘讲西汉时事，若以《西京杂记》作为东晋时的资料，那就非常正确，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说西京即长安，那便大错特错了。又有一部小说，名为《杂事秘辛》，此书疑即晚明时杨慎用修所作。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据他说，由一处旧书摊中得来，内容讲东汉时梁冀家事。其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描写得异常优美，但是全非事实，系杨老先生自掩笔墨，假托为汉人作品。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学界价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说是汉人做的，后来的人不知底细，把他当作宝贝，以为研究汉代风俗、典礼、衣服、首饰的绝好资料，那就错了。我自己许多年前曾上这个当，把他当作汉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讲缠脚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检点所留下来的破绽。明时缠脚因而想到汉人缠脚，若相信这部书是汉人作品，因无断定缠脚起自汉朝，不起自五代，岂非笑话？
三、事实是非倒置现存的有两部书，因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一部是《涑水纪闻》，一部是《幸存录》，都是野史。《涑水纪闻》向称宋时司马光作，原书虽是真的，许是未定稿，后代的人因为司马光大，易于欺世骇俗，于是抽些出来，加此进去，以为攻击造谣的工具。其中对王安石造谣特别多，攻击得特别利害。平常人骂王安石无足轻重，若是司马光骂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实则光书虽有，已非原物。光之孙司马汲曾上书奏称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见。现存的《涑水纪闻》攻击阴私之处颇多，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合，最少他的人格不会攻人阴私，这是我们可以当保的。后人利用他的声名，把攻人阴私的话硬派到他身上，这就是因为造假，使得是非错乱。《幸存录》一向都说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东林党人，人格极其高尚，我们看他不会作《幸存录》那种作品。书中一面骂魏忠贤，一面骂东林党，造伪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觉得公道。忠贤固非，东林亦未必是，还是自家人出来说公道话。黄宗羲曾讲过，《幸存录》真是「不幸存录」，并且说原著非夏允彝作，夏不会说那种话。虽然如此，《幸存录》至今尚在。我们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书作为参考，假使是栽赃，并不是夏作，亦许早佚，亦许无人过问。因为尊重这个人，遂保存了这部书，这是史迹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有许多史迹本无其事，因为伪托的人物伟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譬如孔子诛少正卯，何尝有这回事？但是《孔子家语》言之綦详。《家语》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称孔子与少正卯同时招生讲学，二人相距不远，好像燕大和清华一样。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𨙷儿那去了，孔子异常生气，得政后三天，就把少正卯捉起来杀了。后来儒家矜矜乐道，以为孔子有手段，通权达变，还有许多人想去学他。我们看诛少正卯的罪名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润泽而非，记丑而博』四句话。这分明是出于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们想厉行专制政体，就替孔子捏造事实，以为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实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完全是贵族政治，杀一贵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杀大夫？最妙是那个时代前后三事，完全一样：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又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同一题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万无几百年间同样事实，前后三见，一点不改之理。这明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实。后代佩服孔子的人以为有手腕，攻击孔子的人以为太专制，其实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岂不误事？《家语》是伪书且不用说，《论语》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东壁的考证，真的占十之八九，最后几篇还是有假。阳货第十七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下面一段又说：『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大夫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公山弗扰、佛肸两人先后造反，都请孔子去帮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门人之谏而止，恭维孔子的人以为通权达变，爱国忧民，骂孔子的人就说他官迷，出处不慎。其实公山弗扰乃季氏手下家臣，费又是季氏采邑，孔子当时作鲁司寇，公山弗扰好像北京的大兴县知事一样，孔子好比司法总长，岂有大兴县知事造反，司法总长跑去帮忙的道理？这个话无论如何说不通。关于公山弗扰以费畔的事迹，《左传》中言之极详，可以不辩。至于佛肸以中牟畔时，孔子已经死了十余年，佛肸虽愚，万不会请死人帮忙，孔子纵想作官，亦不会从坟墓中跳起来，亲于其身为不善。这件事，《说苑》中考证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辩。上面两段话因为在《论语》中，大家不敢怀疑，一般腐儒，故意曲为辩护，尤为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乱了，使研究历史的人头痛眼花，无从索解，还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从而模仿他的行为，或作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而模仿他的行为，或作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而模仿他的行为，或作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思想方面
书籍是古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造他以研究思想之发展与进步，如果有伪书参杂在里边，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
一、时代思想紊乱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评兼爱、非攻、息兵的话，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才会成为问题。若认《管子》是管仲作的，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又如《老子》，大家以为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辈，其思想学说应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评仁同仁义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号，仁义并讲是孟子的口号，以前还无人道及。老子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说：『大道废，有仁义。』这全是为孔孟而发。从思想系统看来，应当在孔孟之后。黑格尔Hagel论哲学的发达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后进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张，如墨子的非攻、兼爱；一人作反面的攻击，如管子对于非攻兼爱批评的很厉害；一人提出几个问题，如儒家的仁和仁义；一人根本不赞成仁和仁义的价值，然后后代的人又从而折冲调和之，学术自然一天天的发达了。没有墨家的主张，管子的意见无所附丽；没有儒家的见解，老子的批评也就无的放矢。如果说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进步的常轨。
二、学术源流混淆前面讲管子老子，虽非全伪，但是时代不同，稍为颠倒便可以发生毛病。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当然不会错了。按理，列御寇是庄周的前辈，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讲两晋间之佛教思想，并杂以许多佛家神话，显系后人伪托无疑。可是后人不知底细，以为佛家思想何足为奇，中国两千多年早有人说过了。夸大狂是人类共同的弱点，我们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乐得瞎吹一顿。张湛生当两晋，遍读佛教经典，所以能融化佛教思想，连神话一并用上。若不知其然，误以为真属列御寇所作，而且根据它来讲庄列异同，说列子比庄子更精深，这个笑话可就大了。列子尚有可说，时代较早，文章亦很优美，比旁的伪书都强。还有《关尹子》，时代更近，中间所讲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词亦全取自佛经。如受想行识、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话，文章则四字一句同《楞严经》一样。《史记》称关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后辈。老子出关，他请老子作书，《庄子·天下篇》亦把老聃、关尹并列，说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这样看来，关尹这个人生得很早，但是《关尹子》这部书则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纯似唐人翻译佛经的笔墨，至少当在唐代之后。这类的书，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后，道教与佛教争风，故意造出许多假书，以为自己装门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为教主，尊称之曰「太上老君」，又说老聃除作《老子》之外，还作了许多书，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经》尤为荒诞，现尚存道藏中。因为《史记》有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话，后人附会起来，说他到印度传教去了，教出来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教之所以发生，还很沾中国人的光呢。老子与释迦，本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样辗转的附会，岂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个人主张矛盾单就一个学者讲，因为有伪书的关系，可以使思想前后错乱矛盾，譬如《易经·系辞》究系何人所著，我们不敢确说，前人称为孔子所作，我始终不敢相信，因为里边有许多与《论语》冲突的话，孰为真孔，颇不易知。依《论语》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带宗教色彩，依《系辞》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孔子又是一个宗教家。到底哪句才真是孔子说的，这就成问题了。如果两书皆真，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系辞》又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话从哲学的意义看来，虽然很好，可是确因受道家的影响以后才发生的，《论语》中就没有这类话。若两书全信，则是自矛盾，如单信一种，又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依我看来，《论语》言辞简朴，来历分明，当然最为可靠；《系辞》言辞玄妙，来历较晦，最多只能认为儒家后学，或进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说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认为全属孔作则不可。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辞义闪烁可疑。墨子根本反对儒家，处处与儒家立于对抗的地位，然墨经前七篇有许多儒家的话，当然不是墨家真相，许多人都怀疑它。《墨子闲诂》的作者孙仲容以为是当时儒家势大，盖上许多稻草。同一用意，因为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个口吻，后来又换一种态度，错认墨子首鼠两端，反为失了他的真相。
四、学者枉费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书叫《楞严经》，此书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在佛学中势力还是很大，其中论佛理精辟之处固不少，但是与佛理矛盾冲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力说，是道家的主张，佛教本主无神论，然《楞严经》中不少谈及神仙的话，遂令道佛界限弄得不清楚了。《楞严经》到现在还没有人根本否认它，说它是接班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伪考》，材料倒收集得不少了，可惜还没有作成。认真研究佛教，应当用辨伪书的方法，考求此书的真伪，如果属伪就可以把它烧了。全书文章极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浅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离的宋儒学说参杂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清楚，作为佛教宝典，仔细研究，或混合儒、释、道三种思想，冶为一炉，还说佛家真相如此，岂不枉费力气？
丙文学方面
大凡读一种书籍，除研究义理外，还要诵读文章。至于文学的书，可以供我的欣赏更不用说，若对于书的真假，或相传的年代不弄清楚，亦有前面所述，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个人价值矛盾、学者枉费精神几种毛病。
一、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现在所唱的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相传为帝尧或帝舜时所作，好歹是一个问题，但是唐虞时代，便有此种作品，而《诗经》三百篇应该是春秋时代的诗歌，亦不过尔尔，则夏商周三代的人皆应当打板子，为什么几百年乃至千年之间老不长进呢？所以按进化公例看来，《卿云歌》不会是唐虞时代所作。又如伪古文《尚书》有一篇《五子之歌》，说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灭，其五个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开首几句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下全篇文体大略都是如此。我们看这首歌，文从字顺，此刻虽令小孩子读之亦能读懂，可见当时文章明显极了。但是我们试读《周诰》、《殷盘》看，便觉得诘屈聱牙，异常难读。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后，反而难晓呢？不惟《周诰》、《殷盘》难懂，就是殷墟所发现的文字亦复难以索解。如《五子之歌》属真，则中国文学演进的步骤真是奇怪极了。《古诗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各万余⾥，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经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忽复道，努力加餐饭。』（录一，余从略。）我们看，何等风华典雅，真可以说一字千金。据《玉台新咏》所说，十九首中有八首为枚乘所作。枚乘是汉景帝、武帝间的人，已经作有如此好诗，他死后百余年间何以无人能作？直到东汉时才有几篇五言诗，有一篇为大文学家班固所作，音韵即不调和，词旨亦很平淡，直到东汉末出了一个蔡文姬，三国时出了一个曹子健，他们的诗倒与《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真有些是枚乘所作，则西汉至三国中间毫无进步，实在无法解释。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学史无从作起。再如词人之祖相传为李太白，太白有两首词据说是后代词曲的起原，一首菩萨鬘『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还有一首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两首词，神气高迈，大家以为非太白不能做此。但是太白词最初只有两首，后来《樽前集》增至十余首，旁的选本又多至几十首。唐时的词已经如此好了，为什么五代的《花间集》亦不过尔尔？再说《花间集》中，双调的词很少，纵有之，字句亦一样。但李白的词都是双调，而且字句一样，这亦可疑。盛唐有词，中唐百余年间无人作词，直到晚唐才有一个温庭筠。按进化原理来看，不当如此。若太白之词为真，则文学史很难作，若由各方面考证其伪，则文学史的局面又当大大不同。
二、个人价值矛盾、学士枉费精神再就个人而言，有名人的作品，赝品很多。名气愈大，假的愈厉害。即如《李太白集》，严格考起来，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题目叫《笑矣乎》，内容恶劣，文格亦卑下，显非太白所作。此外类此者尚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了。为什么假，盛名之下，最易盗窃。传抄的人，辗转加入，于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晚唐时有一个李赤，处处模仿李白，自称为李白之兄，并且说他的诗文比李白还做的好，《唐文粹》中还有他的传，天天吃酒赋诗，后来发疯，堕在茅厕里淹死了。一个「白化」，一个「赤化」，一个死在水中，一个死在茅坑里，无独有偶，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究竟真否虽不可知，但他想学李白而作了许多如《笑矣乎》一类的诗，许是有的。若没有考虑清楚，则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词作得那么好，诗作得那么丑，若拿《笑矣乎》来考试，简直是不及格，而且该打。《东坡集》，其中亦有假。据清代纪昀所考订，假的有好几十首。作假的原因与太白集中假诗正同，因为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诗，诬蔑作家，真是可恨！若从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渊，以李赤的诗断定太白人格，以后人假诗断定东坡人格，一则误事，而且白费功夫。再要举例，还有许多可讲，不过已经可以说明大意，用不着辞费了。总之，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有了标准，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为一门功课讲，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订出来了的已经很多，尚有徯径可寻，不大费事。诸君旁的功课忙，不能每一部书都作考证，但是研究学问又不能不把资料弄清楚，最好有这样一种演讲，把前人已经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来，随后研究本国书籍才不会走错，不会上当。
第二章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
伪书的种类很多，各家的分类法亦不同。按照性质，用不十分科学的方法，大概讲起来，可以分为十种。现在依次讨论如下：
一、全部伪此类书，子部很多。如《鬼谷子》《关尹子》之类皆是。经部书亦不少，如《尚书孔氏传》《子贡诗传》《孔子家语》皆是。
二、一部伪这类书，古籍中多极了，几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庄子》之类，其中一部分为后人窜附，先辈多已经论及了。即极真之书，如《论语》如《左传》如《史记》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论？有的同在一书，若干篇真，若干篇伪；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参几句伪。
三、本无其书而伪如《亢仓子》《子华子》之类。《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皆不著录，因《史记·庄周传》称其为书《畏屡虚》《元桑子》皆空言无事实，故后人据以作假。《子华子》，《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因《家语》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之事，《庄子》亦载子华子见昭僖侯，后人从此附会出来。
四、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如《列子》，昔称列御寇撰，刘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汉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为魏晋间张湛所伪托，全非刘向、班固之旧。如《竹书纪年》，晋时出河南汲冢，当系战国时人所撰，至唐中叶而没。今通行本为宋后人所假造，惟王国维所辑则真，可以证通行本之伪。
五、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为创作，今名《春秋左氏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相同，不过《春秋经》三注解之一而已。原书本真，经刘歆之改窜，大非本来面目，名字改，内容改，体例亦改。其中内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书名假，精神亦全变了。
六、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管子》及《商君书》皆先秦作品，非后人伪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战国时事的资料，惟两书皆非原名。《管子》为无名氏的丛抄，《商君书》亦战国时的法家杂着，其中讲管仲、商鞅死后之事甚多，当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如《孙子》十三篇，为战国时书，非汉人撰。《史记》称孙武、孙膑皆作书，则此书也许为孙膑作，或另一个姓孙的人所作。今本称孙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杂记》分明为晋时葛洪所撰，述东晋时事甚详，然后人以为刘歆所作，则大谬。
八、盗袭割裂旧书而伪如郭象《庄子注》偷自向秀，王鸿绪《明史稿》偷自万斯同。此种偷书贼最可恶。《庄子注》十之八九为向秀作，十之一二为郭象作，然研究时颇难分别，虽知有伪而无可如何。《明史稿》为一代大事迹，万斯同为二千年大史家，内容极可富贵。王为《明史》馆总裁，盗窃万稿，大加改窜，题曰横云山人所著书，这无异杀人灭尸，令后人毫无根据，居心尤为险毒！
九、伪后出伪如《今文尚书》本只二十八篇属真，武帝时孔壁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后人已疑其伪，不久旋佚。东晋时，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书之旧，当然没有可信的价值。又如《孟子》，《汉志》有十一篇，七内篇，四外篇，武帝时赵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为伪，不久遂佚，本无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书》四篇，更非武帝时旧物，这真是画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汉志》有之，后佚，《百子全书》本乃宋以后人零凑而成，其中一部伪托，一部由古书中辑出。近《四部丛刊》有足本《慎子》，系缪荃荪家藏书，说是明人慎懋赏传下，显系慎懋赏伪造，为同姓人张目。缪氏是专门目录学者，居然相信这种伪书，我们看见之后，大大失望。
十、伪中益伪此类书，谶纬最多。如《干凿度》本战国阴阳家及西汉方士的作，恐后人不置信，伪托为孔子于删定群经之后为之，当然全部皆假。今本《干凿度》又非汉时旧物，乃后人陆续增加补缀而成，这岂不是伪中益伪吗？如果研究此书，应以辨别《左传》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来，中国的伪书真是多极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伪书，其来历怎样，依我看来有下列四种：
一、好古好古本为人类通性，中国人固为受儒家的影响，好古性质尤为发达。孔子尝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多闻阙疑……多闻阙殆……』孔子如此，其门下亦复如此，所以好古成为儒家的特别精神。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后来的人每见一部古书都是非常珍重，书愈古愈宝贵，若是后人所作反而没有价值。有许多书，年代不确，想抬高它的价值，只得往上推。有许多书，分明是后人所作，又往往假托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秘密性从前印刷术尚未发明，读书专靠抄写，抄写是极费事的。中国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难。又没有公共藏书机关，如今日之图书馆，可以公开阅览，因此每得一种佳本，不肯轻易示人，书籍变成为含有秘密性的东西了。要是印刷发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书籍人人能见，不易随便造假，即造假亦会让人发见的。凡事愈公开，愈是本来面目；愈秘密，愈有造假的余地。书籍亦当然不能例外。
三、散乱及购求中国内乱太多而藏书的人太少，所有书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书的收藏传播，靠皇帝之力为多。既然好书都在天府，每经一次内乱，焚毁散失，一扫而空，再要收集恢复，异常费事。隋牛弘请开献书表，称书有五厄『……秦皇驭宇……始下焚书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起兵，宫室图书并从焚毁……二厄也。孝献移都，西京大乱，一时燔荡……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四厄也。萧绎据有江陵……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书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后，为厄更多。隋焬帝在江都，把内府藏书携去，焬帝死，书亦散失无遗，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乱，长安残破，唐代藏书焚毁一空，这可以算是一厄。及黄巢作乱，到处焚杀，所过之处几于寸草不留，天下文献，丧失大半，这亦算是一厄。以下历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内乱，而且每经一次内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费了许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扫荡得干干净净。书籍散亡之后，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设法恢复补充，愿出高价，收买私家书籍，宝之天府，把历史打开，大致翻一翻，这类事情不少。如汉武帝广开献之路，置写书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写。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广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时，因宰相牛弘的条陈，分头使人访求异本，每书一卷，赏縜一匹。唐贞观中，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募亡逸书籍，酬报从厚。肃宗、代宗当安史之乱后，皆相继购求典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乱之后，书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于补充，因之不能严格。从重赏赐，从宽取录，以广招徕，遂与人以作伪的机会。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割裂杂凑，有的伪造重抄，许多人出来作这种投机事业，以图弋取厚利，伪书所以重见叠出以此。一方面因为散亡太多，真本失传；一方面因为购求太急，赝品充斥。四个原因中，要算这个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古代书籍中经散佚，时常有偶然的意外发现，如晋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许多竹简。经后人的考证，知道古冢是魏襄王（从前人以为是安厘王）的葬地，竹简是战国时的东西。襄王死时，以书殉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皆从其中得来。古冢中发现书籍本来是可能的，因此后代有许多人造假附会，所以历史上纪载某处老房子、某处古冢发现古书的事情很多。或者发现是真的，书却是假的；或者发现是假的，书亦是假的。于是伪书流传，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绪末年，在河南殷墟发现许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东西，孔子所不曾见过的。本来极可宝贵，不过发现以后二十年来至于今，琉璃厂的假甲骨就很多，因为从前不贵，现在很贵，小者数元，大者数十元，自然有人伪造牟利了。书契典籍亡佚，后有再出的可能，开后人作伪之路。伪书之多，这亦是一个原因，不过没有第三个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讲伪书的种类，以书的性质分，大概有十种；若以作伪的动机分，又可另外别为二类，这种分类法比头一种分类法还重要些。
甲有意作伪的
有意作伪，其动机可归纳为六项：
一、托古这项动机比较上最纯洁，我们还可以相当的原谅。为什么要托古？因为中国人喜欢古董，以古为贵，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有很好的见解，但恐旁人不信他，只得引古人以为重。要说古人如此主张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拥护自己的见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虽然不对，动机尚为清白。这种现象，春秋战国时最多，如《史记·五帝本纪》赞称『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驯。』可见春秋战国时人皆笃信文化甚古说，以为皇帝时代，各学术思想已经很发达了。《孟子·滕文公》上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是无政府党，与马克斯派的唯物主义气味有点相近，他因为理想特别，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为神农以自重。神农去得很远，其时社会如何不得而知，亦许许行理想中的神农时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不特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复托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厉害，《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贤》中说『尧舜禹汤文武之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槖耜……禹，大圣也，而形式天下如此。』大凡春秋战国的开宗大师，莫不挟古人以为重，《韩非子·显学篇》批评他们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始定儒墨之诚乎？』这真痛快极了！尧舜死了，没有生口对证，谁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有可以说「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儒家可以说「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说「有为黄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学说，动机不甚坏，不过先生一种主张，学生变本加厉的鼓吹之，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则流弊就不堪设想了。即如许行并耕之说，本来是他自创的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偏要说神农时代如此，后来愈说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十二篇、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会的。最著名的《神农本草》一书 ，相传为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苦辛，然后编著成书。其实此书与神农丝毫无关，乃汉末以后渐渐凑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写定。又如庄子著书，明白声明寓言十九，因为要发表自己主张，最好用小说体裁，容易畅达。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本是庄子的理想，借名字以点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红楼梦》 ，借宝玉、黛玉的口脗，以发舒他的牢骚一样，后人却因为庄周说黄帝，平空附会许多关于黄帝的事实及黄帝所著的书籍。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那许多伪书，大半由于引古人以自重的动机而出，书之著成亦多半在战国时代，因为战国末年，社会变动很大，思想极其自由。有人借寓言发表，有借神话发表，开宗大师都引一个古人作护身符才足使人动听，他们的学生变本加厉，于是大造伪书，学术所以隆盛在此，伪书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书以前，春秋战国间的伪书大概都只有这一个动机。
二、邀赏方才讲每经丧乱以后，出重价求书，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汉武、唐太稽古右文，悬赏征集，当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专做投机事业，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伪书愈多一回。还有几次特别一点的，如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以亲王的力量亲贤下士，访求典籍，得书异常之多，他尤喜欢秦汉以前古文字，搜罗不遗余力，所以古文各经俱从河间献王而出。汉朝经师有今文、古文的争辩，其来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遗书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颇不少，因为造一部伪书既可卖钱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伪书就层出不穷了。汉代除伪古文的经书以外，还有所谓纬书，前回所说的《干凿度》就是纬书之一种。纬书，古代有无，殊不可知，战国末年，阴阳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说，这可以说是纬书一大根源。至西汉中叶以后，作品极多，流传亦盛，尤以宣帝一朝为数特伙。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戾太子被谗而死，宣帝自狱中辗转流落民间。当他年轻的时候，常听见《烧饼歌》一类的寓言，偶有几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后来他作皇帝，极力推崇奖励，当然以皇帝的威权临之，不愁全国人不从风而靡。其时「《烧饼歌》式」的著作——即纤纬——极为流行，西汉东汉这类东西都是十分的发达。汉成帝时有一宗特别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别喜欢《尚书》，可是《尚书》百篇，自经秦火后，十丧其七，只余二十八篇。成帝因为酷好这部书，打尽了主意，以求得足本为快。于是张霸出来，作投机的事业，造出了一部百两尚书，比足本还多两篇，称为春秋以前旧物。书上，成帝大喜，立刻赐他一个博士的官职，等于现今的国立大学教授。后来仔细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尽都是假的。有人主张杀他，成帝深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仅革博士职，饶他一命。到了东汉时代，不特伪书充斥，《烧饼歌》亦很流行。汉光武一代中兴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国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刘秀，王莽时，民间有「刘秀作天子」的谣言。时刘歆作国师，欲符合流传的歌谣，改称刘秀。光武正在南阳耕田，有人把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说『国师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锄而起，答道『安知非我 。』后来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为皇帝。他觉得《烧饼歌》很灵验，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于是矫揉造作，故作隐语以欺世，虽然不是直接假造伪书，但于假造伪书有极大的影响。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别的事情。文帝酷爱古书，尤爱易经。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刘炫，声望学问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为北方大经师，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因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他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是周朝的易经。我们年轻时读三字经，中间有几句『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就从这里生出来的。《连山》《归藏》，《周礼》中提到过，乃假造周礼的人随便乱说，本来没有这两部书，刘炫因《周易》而想及《连山》《归藏》 。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后来知道是假的，以为大逆不道，就把刘炫杀了。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
三、争胜中国人有好古的习气，愈古愈好，以为今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许多学术上的争辩引古人以自重，然绝不诬陷古人，亦未诋毁旁人。争胜是不好的，只要可以达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杀，未免过于刻薄。为争胜而作假，自西汉武刘歆起。其时经学上有今文古文之争，歆父刘向为大经师，歆自己学问亦很渊博。《汉书·艺文志》即根据他的底稿。在学问上，我们应当敬礼，在人格上，我们就不敢赞同。他姓刘，但是为王莽作国师，又改名刘秀以应民谣，可谓不忠；他父亲是今文家，诗宗鲁诗，春秋宗谷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诗宗毛诗，春秋宗左氏，可谓不孝。从前只有《左氏春秋》，后有《春秋左氏传》，刘歆引传改经，又添上许多话才有《左传》出现，他说《公羊》、《谷梁》皆晚出，得出传说，伪漏百出，惟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论语》曾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当然最为可靠。他专门与今文家作对，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谷梁》，诗经用《毛诗》以打倒齐、鲁、韩三家，礼则用《周礼》以打倒《仪礼》，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争胜，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窜古书，如《周礼》，全部由刘歆假造的。《左传》一部是刘歆编定的，其余各经，涂改亦多。汉以后至魏晋间，有王肃出师刘歆的故智，以为要打倒当时大经师郑康成，非假造伪书不可，所以有许多伪书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据说是他改窜的。主名虽未完全确定，十成之中总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语》《孔丛子》几乎可以说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简直没有什么问题。此外历代假造古书以求打倒对手方的人还很多，这里只举刘歆、王肃二人作为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与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种哲学思想，如老聃、庄周一派，道教是无聊的宗教，最初由黄巾贼张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后来愈演愈厉，成为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派。道教自东汉末起，二千年来，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势力。直至去年，党军入江西，才把张天师赶走。道教初起的时候，符咒骗人，其中无甚奥义，其后愚民信之者众，这才野心勃发，想树立一大宗派。会佛教自印度输入，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 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各亦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年代愈久，书目愈增，到现代不可胜数了。佛教本身伪书亦复不少。佛经从域外输入，辞义艰深晦涩，不易理会，释书比自己作书都难，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六朝隋唐之间，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确翻译通来，一般人看不懂，于是投机的人东拼西凑，用佛家的话杂以周秦诸子的话，看时易解，人人都喜欢诵，但不是佛经原样了。佛徒为增进自己的势力起见，为同大师争名起见，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伪书的往往有之，如《楞严经》，直到现代，大家还以为佛教入门宝籍，就是因为其中思想与我国思想接近。然而《楞严经》便不可靠，其他无聊作品不如《楞严经》的还多得很哪。
四、炫名这种动机比邀赏好一点，不过还是卑劣，只是为外来的虚荣，不是为自己的主张。假造《列子》的张湛学得当时学者对于老庄的注解甚多，若不别开生面，不能不出风头，而列御寇这个人，《庄子》中说及过，《汉书·艺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于是搜集前说，附以己见，作为《列子》一书，自编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风头。在未曾认为假书之前，他的声名，与王弼、向秀、何晏并称。这算是走偏锋以炫名，竟能如愿以偿。⼜如杨慎生平喜欢吹渊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书。本来一个人讲学，只问见地有无，不问学识之博否，但杨老先生则不然，专以博学为贵。《太平御览》是中国很大的一部类书，根据《修文御览》而出。《修文御览》早佚，杨老先生偏他曾经看见过，后来的人因为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所以对于他所说所写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则以他的话作根据，一口说《修文御览》明时尚有此书，岂非受愚？再如丰坊，为明代一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所藏之书多半从丰氏得来。丰氏累代藏书，购置极富，第三代坊好书尤酷。他家里所藏抄本诚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犹以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真是可笑。丰坊又好书，又好名，他的喜欢造假书，许有点神经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满他的欲望，似乎又赶造不及，结果竟得神经病而死。
五、诬善造作伪书、诬毁旁人。譬如前回所讲《涑水纪闻》是后人假司马光之名痛诋王安石，《幸存录》是后人假夏允彝之名毁谤东林党。其实皆本无此书，或有些书而无毁人的话，系后人假造或参杂进去的。还有想害某人，故意堪栽脏，如宋魏泰欲害梅圣俞，故作《碧云騢》一书，托名为梅圣俞撰。碧云騢者，谓马有旋毛，品格虽贵，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书一卷，所载皆历诋当时朝士的话，欲借此引起公愤，不幸后来让人发觉了。有一种人，费了许多心血，作成一部书，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觉得不方便，想抛弃了似乎又舍不得，于是造一个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匲集》本为和凝所作，在文学界价值很高，惟其中讲恋的话太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称，乃嫁名韩偓所作。其实和凝在当时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说《香匲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体诗亦无不可，偏要故意规避，其动机虽非纯粹出于诬善，然有点相近，终究是不正当。
六、掠美这类人在学术界很多，如前回所说郭象的《庄子注》是盗窃向秀的，王鸿绪的《明史稿》是盗窃万斯同的。《庄子注》还好，没有什么大错，《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谓点金成铁，令我们读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编制排比，详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据邵念鲁《思复堂文集·移民传》称为山阴张岱所撰，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果尔，我们对于谷氏不能不说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乙非有意作伪的
有许多书，作者不伪，后人胡猜瞎派，名称内容遂乱。既然要辨别古书，这种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论，以下分为子、丑两部说明之。
子全书误题或妄题者
这类作品又可分为四类：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如《素问》一书，最早是战国末年的作品，稍晚则在西汉末叶始出，为中国一部顶古的医书。其中虽然可议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宝贵。古代医学知识，可考见的，多赖此书。原书作者，姓名不传，今称黄帝素问，或称黄帝内经。还有一部《灵枢》，作者姓名亦不传，今称灵枢针经。作书的人本来不想作伪，然因为素问起首有『黄帝问于歧伯曰……』的话，乃属作者假为黄帝、歧伯问答之词以发抒其医学上的见解。而后人不察，即以此误会为黄帝所作，是以今人称赞名医，说他「术精歧黄」以此。又如《周髀算经》一书，当属汉人作品，为中国一部最古的数学书，价值亦极宝贵。原书作者，姓名不传，后人因为起首有『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遂误为周公所作。实则「周」是讲圆，「髀」是讲股，等于现在的几何三角。其称周公、商高，亦不过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发抒其数学上的见解。初非有意作伪，后人不察，硬派为周公所作，于是一圆一股的「周」「髀」便成为周公的一条腿了。许多古书，皆以有古人问答之词，因而得名。
二、因书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论而得名这类书与前一类相近，亦以战国、西汉时代为最多。如《孝经》一书，不惟不是孔门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遗书，乃汉儒抄袭《左传》，益以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为里边讲曾子的话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为曾参所作，实大误。此书若认为汉儒作品，有相当的价值；若认为孔门作品，则牴牾挂漏之处特多。又如《管子》及《商君书》本为战国末年著作，其中不过多载管仲商鞅的话及其行事而已，关于管仲商鞅死后的事情，记载亦复不少。若认为战国末年法家作品，其价值极高，有许多很好的参考资料；若认为管商本人所作，则万万说不通。这种书，作者没有标出姓名，大致是一种类书，杂记各项言语行事，起初并不是诚心作伪，乃后人看见书中多述某人言行，从而附会之，因此得名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题许多很有价值的书籍，因为寻不着主名，就编派到一个阔人身上。如《山海经》是一总古代神话集成，最古的部分许是春秋战国时人手笔，最晚的部分当出于西汉东汉之间。因为其中多荒诞之语，历代皆认为一部异书。《史记》虽引其名，但未言为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因为太史公都看见过，相信确有其书，列子又有这套话，遂编派为大禹伯益所作。实在书中多载春秋战国地名，至早以春秋为止，绝不会出在三代以前。又如《难经》，是中国医学界最有名的古书，内中载八十一个医学上的难题及其答案，当系东汉末、三国时时人所作，与《素问》、《灵枢》齐名。《素问》、《灵枢》要早点，就派给黄帝，《难经》稍晚点，就派给秦越人（扁鹊）是战国最有名的医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杰作。当初作《难经》的人何尝有意造假，都是后人摸不着主名，无端编派到扁鹊名下。古书如此，近代之书亦然，如坊间通行的《黄梨洲集》，中有《郑成功传》，作品虽然不坏，然绝非黄氏手笔。一则文笔不像，再则恭维满清，有「圣朝」「大兵」等语，与黄氏身份不称。黄为明室遗民，满洲入关，抵死不肯屈节，安有恭维满清之理？大抵当时有人作郑成功传，然因他种关系不敢自出主名，后人因为梨洲有《行朝录》，言鲁王、唐王之事甚详，郑成功为排满中坚分子，为之作传者必系梨洲无疑，遂把此传收入黄氏集中，铸此大错。诸如此类，作者无心造假，后人瞎乱胡猜，遂致张冠李戴。古书如此，字画诗词亦然，所以无名汉碑往往误认为蔡邕所书，无名唐画往往误认为吴道子所作，《古诗十九首》后人多谓出自枚乘，《菩萨蛮》《忆秦娥》两阙，后人多谓出自李白。事情虽不一样，道理完全相同。我们从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为虚名所误。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题如《越绝书》记江浙间事甚详，为汉魏时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戏，不愿明标主名，故意在书后作了四句隐语：『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们这四句话，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还有什么问题？后人不察，偏要编派一个名人身上，以为书中多记吴越之事，细考孔门弟子中，惟子贡曾到越国，遂指为子贡所作，今《四库全书》仍题为子贡撰，这是多么可笑一件事情。佛经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论》，系中国最先批评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极有价值，自序云：『灵帝时，遭世乱离，避地交州，著书不仕。』把时代、经历、地方都说得很明白。《隋书·经籍志》因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题为牟融作，已大错特错了，《唐书·艺文志》更糊涂，又考出牟融官职，给他加上官衔，题汉太尉牟融作。本来是隐士，忽然变作达官；本来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当桓灵时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后相差两百年。书错还是小事，后人根据作者姓名，用以推断佛教，说佛教之输入确在光武之前，牟融时已经很发达了，这样一来，那真是受害不浅。
丑部分误编或附入
这类作品又可分为五类：
一、类书误作专书如《管子》全书，非一人一时所作，乃杂志体，聚焦若干篇法家言，并未标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职》、《内业》等篇，与全书体例不符，范围、文体皆有出入，可见显系杂抄之书无疑。若认为一部类书到还可以，若认为一种专书那就错了。因为其中讲管子的话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实非管仲所作。
二、注解与正文同列，混入正⽂ 《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乃后人注解庄周之书。抄书的人抄了内篇，又把注解一并抄下，统名之为庄子，但是内篇外篇内容文体俱不相同，一见可以了然，绝不能认为出自一人之手。如认内篇为正⽂，则外篇杂篇必为注解；如认外篇杂篇非注解，则外篇杂篇必为后人所伪托，总之不是庄周所作的东西。一部之中，有注解附入正文处；一篇之中，亦有注解附入正文处。因为古代用竹简，正文是刀刻或者漆书，注解亦是刀刻或者漆书，没有法子区别。如《礼记·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这两段皆与本文无关，当系注解。或者后人读《周礼》读到此处，作了一点考证的功夫，因而随笔记下，所以与正文连接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