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历史：论让

[意]吉奥乔·阿甘本

lightwhite 译

Jean-Luc Godard

在我看来，戈达尔作品的一个主要命题关注的是历史和电影之间的本质的、基本的联系。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本然地属于电影？这个问题也把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兴趣集中到电影上，并且是由他第一个提出的。但首先，它涉及什么样的历史？一个十分特别的历史，一个弥赛亚的历史。不是一个年代学的历史，而是一个和拯救有关的历史。某些东西必须被拯救。

在《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98]中，戈达尔说：“影像将在复活的时刻到来。”在这里，我们得到了诺斯替教的一个经典命题，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摩尼教，它们都把图像视为复活的元素。重新出现的是爱多斯（eidos），图像。一个人将通过图像得到拯救，并且看一个人的图像就意味着得救。《电影史》是电影的启示（在启示一词的各种意义上）。它的第一个意思是灾变的启示。在犹太传统中，弥赛亚降临的日子既是一个人所欲望的，也是一个人最害怕的。但在这个词的另一个最字面的意义上，它也是电影的启示：一种揭示。戈达尔的作品充当了电影对电影的一种去蔽。

影像如何获得这种弥赛亚的权力？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回应道：通过蒙太奇。根据达内的说法，戈达尔的《电影史》的命题是，电影只寻求一样东西——蒙太奇——并且这正是二十世纪的人绝望地需要的。但从这个角度看，蒙太奇是什么？更确切地说，蒙太奇之可能的条件是什么？这恰恰是戈达尔所表明的东西。这些条件至少有两个：重复和停止。

现代性承认四位有关重复的伟大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和德勒兹。他们都已经表明，重复不是相同者的回归，而是存在者之可能性的回归。回归者作为可能之物而回归。由此就有重复和记忆的亲近关系：一段记忆是存在者作为可能之物的回归。重复，就其自身而言，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记忆。这也是电影的定义：对不存在之物的记忆。这和媒体截然不同：媒体动用了相同的手段，但总是给出没有可能性的事实。它给出了一个不可重复的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人软弱无力：媒体的暴政喜欢愤愤不平但又软弱无力的公民。

第二个元素是停止，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革命的打断”。作为打断什么的权力，停止是把电影和，例如，叙事，区分开来的东西。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一个唯一的、清晰的区分元素：在诗歌中，一个人可以停顿并换行。停顿或换行允许一个人把声韵的限制和语义的限制对立起来，做出一个标志着意义和声音之差异的中断。诗歌能够停止；散文不能。电影也掌握着这种停止的权力。

重复和停止形成了电影的一个体系；它们是不可分的。它们一起实现了电影的弥赛亚使命。这个使命，就它在《电影史》当中出现了而言，并不是一个新的创造，而是一个“去除创造”（decréation）的行动。这就是重复和停止的权力。德勒兹说每一个创造的行动都是一个抵抗的行动，但一个行动只当它拥有“去除”事实之“创造”的权力时才能够抵抗。否则，任何抵抗都不可能；事实总更强大。什么生成了以这种方式被重复和停止所加工的影像？它，可以说，生成了“一个虚无的影像”。表面上，戈达尔向我们展示的影像是从其他电影中提取的影像的影像。但它们获得了将自身作为影像展示出来的能力。它们不再是一个人必须详细地说出一个意义，对之进行叙事的某种东西的影像。它们将自身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真正的弥赛亚权力就是这种把图像赋予“无图像性”的权力，正如本雅明所说，“无图像性”就是每一个图像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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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rgio Agamben, Cinema and History: On Jean-Luc Godard, trans. John V. Garner & Colin Williamson, 选自 Cinema and Agamben: Ethics, Biopolitics and the Moving Image, ed. Henrik Gustafsson & Asbjørn Grønstad, New York · London · New Delhi · Sydney: Bloomsbury, 2014, pp. 25-26. 原题为Face au cinéma et à l’Histoire: à propos de Jean-Luc Godard，发表于1995年10月6日的《世界报》（Le Monde）附刊，第I，X-XI页（此为阿甘本做有关居伊·德波的演讲前的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