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崇祯并不是吊死在歪脖树上，而是吊死在拱廊的一根突出的柱子上

编者按：按照汤若望的记录，崇祯并不是吊死在歪脖树上的，而是吊死在拱廊的一根突出的柱子上。——翻译教学与研究

作为来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是明清之际唯一同两代最高统治者有过间接或直接接触的传教士，他直接参与到了清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纷争之中。1665年（康熙四年），汤若望用拉丁文出版了《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下的中国传教史》（以下简称《中国传教史》），主要记述了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他所经历的明清之变和明末清初的宫廷情况。此书截止于1661年顺治帝驾崩，记载了很多他与顺治帝交往的逸事，堪称一部有关17世纪中国的史书。本文所使用的译本系由曼塞克翻译的德译本，1834年出版于维也纳。汤若望笔下明清之变的材料有一部分是他从当时的社会上收集而来的，尽管不一定是史实，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状况。另有一些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或可以与中国史料相印证，或补足中文正史之阙如。汤若望对崇祯皇帝之殉国以及山海关之战的描述，以及他对明亡原因的思考，对晚明史研究都极具价值。本文拟依据此书的德译本对以上提到的几方面内容作一介绍。

汤若望

1

对崇祯帝末日的陈述

明末李自成所率领的起义军于1644年占领西安之后，建立了大顺政权。二月，起义军兵分两路进攻北京，其中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经大同、宣府直逼明王朝的首都，并于三月十八日围城，次日攻入北京城。而此时，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对此依然所知甚少。汤若望写道：

可惜，宫中的人至今还对皇帝隐瞒这种混乱的局势，面对全国到处风起云涌的起义，他们却向皇帝解释说，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或者把皇帝所承受的沉 重的精神负担，看作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最后，皇帝终于被整日在耳边响起的武器的嘈杂声所惊醒，虽然为时已晚，但他还是想全力以赴地制止这场灾难。（第八章） 　　

　

据《明史》记载：“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三月十九日，北京的外城已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内城危在旦夕，而守卫京城的大营兵已经溃散，城内的喊杀声、兵戈相接声惊醒了崇祯皇帝。据汤若望的记载，最终还是他转告了崇祯皇帝灾难已经到来的消息：

因此，神父唯一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他作为一个坏消息的转达者，一无所获地重新回到了朝廷。在那里，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劝说皇帝，说他最终决定要坚持不懈地部署防御工事以保卫皇宫。同时，他没有忘记用这种方式推心置腹地和皇帝进行交谈，他说，无论是社会的道德，还是基督教的博爱，或者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坦率，都不容许他在这种纷乱的境况下有任何作为。（第八章） 　

　　

在分析太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皇帝的原因时，汤若望认为：

那些至今还一直用欺骗和阴谋包围皇帝的太监们，导致了皇帝在高度危险的境地中还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这并不单单是疏忽大意的原因。这些人的心中还 隐藏着另一个恶毒的阴谋，想让他们的主人垮台。这些从性别上来说，接近男人的太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狂热，他们不去想怎样保护他们的君主，而是盼着他的灭亡。由于先前他们的私利曾受到过损害，为了报仇，他们和敌人勾结在了一起，全然不考虑自己也要灭亡。（第八章） 　

崇祯即位后，尽管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逐步扫除了阉党的余孽，但最终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　

　　

他们一会儿将皇宫的珍宝隐藏起来，一会儿又将用于战争的粮食埋起来，以挑起起义，然后又和这些起义的强盗们暗中勾结，隐瞒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使皇帝不去关注显然日益逼近的危险。他们任凭这位可怜的君主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此前他的判断曾促使他去反对这些无耻之徒。最后终于导致了这些无赖在叛乱者逼近皇宫时，背信弃义地打开了城门，首当其冲地去欢迎这些敌人的到来。（第八章）

　

尽管皇城之中有七万禁军，但他们却听命于三千太监的指挥，而守城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了外城的西门——彰仪门（此门原系金都西城门名，后用以指称广安门）：

现在的这座皇城配有足够的武器装置，几乎每段城墙的城垛上都排列着新铸的火炮，虎视眈眈地盯着入侵的强盗。正如强盗们事后所承认的那样，这些武器引起了他们的极度恐慌。但这些卑鄙的太监们却在强盗抵达的第二天，就为他们打开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正门。（第八章）

后来，崇祯至前殿鸣钟召集百官，竟没有一位大臣前来报到。最后这位皇帝也被逼得走投无路：

　　　

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和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600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的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皇帝只能绕过神父们的房屋，向另一个门跑去。但为了防止宫内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来保护城门的地方已经被付之一炬。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内，在那里听候命运对他的最后裁决。（第八章）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载，当崇祯“率数十人，至前门，见城上白灯已悬三矣。”崇祯事先已与守城官商量好了：“城破则悬三灯也。”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对崇祯之死的描写

《明史》中关于崇祯殉国的描写非常简单，而汤若望书中的描写却很详细。思宗在回到紫禁城之后，只有等死了：　

　　

皇帝回到皇宫后，看到事情已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因此，他劝说皇后用一条绳子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三个儿子，他则鼓励他们通过逃亡的方式来自救。此外，他希望他那唯一的、已经成年的女儿，能够拔剑自刎，以免遭受强盗们的蹂躏。但他的女儿却回避这种做法，在她试图逃亡时，皇帝砍下了她的手。现在，他彻底没有其他办法了，于是，他重新走出了皇宫，向皇宫后面的一座山上走去，不久前，他正是在这里参观了新铸的火炮。在这块见证了一个人命运转折的地方，他停下了，拿起一根中国人用来替代羽管笔的毛笔，在黄袍的折边上用他那特有的、优美的书法写下了以下的话。据说，他是在左臂受伤后，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

“敬礼未来的李姓皇帝！我至诚地恳求你：勿害吾国民，勿用吾国臣。（Ve hai ugo miù, ve yum ugo chiù.）”

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压迫我的人民，不要利用我的机构！”这些在命运的痛苦转折时期流露出来的话语，充分展示了皇帝高尚的心灵和经验。写完这些话以后，他就脱掉了靴子，扔掉了皇帝的冠冕，在空旷的场地上，用麻布袋缠住自己的脖子，然后吊死在拱廊的一根突出的柱子上。（第八章） 　　

汤若望在此处的记载应当是符合事实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十三岁的定王朱慈炯和十二岁的永王朱慈炤。“成年的公主”当是住在寿宁宫的长平公主。据记载，最终跟随崇祯皇帝的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而已。《明史》记载：“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而《明季北略》说：“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

正是在此处，崇祯也参观过汤若望新铸的大炮。据《明史》和《再生纪略》记载，崇祯在衣襟上写下的血书内容为：“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最后两句无疑是留给农民军的。尽管意思相差不大，但汤若望的版本与《明史》的记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　

　　

三月二十二日，宫中之人才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的尸体：

在敌人到达后的第三天，由30万人组成的主力部队进入了皇城。与此同时，叛军的头目也正沿着笔直的道路赶往皇宫。因为哪儿都不见皇帝的踪影，因此，他悬赏10万金币去寻找皇帝。没有人能够告诉他这期间发生的一切，因为所有人对此都是一无所知，最后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发现这个令人同情的傀儡皇帝吊死在一根不幸的栏杆上。但他现在已经得不到任何人的尊敬和同情了。（第八章）

后来李自成为崇祯举行了礼葬，允许以帝礼祭，不过明故臣往哭拜者无几。这说明大顺政权在最初进入北京之后所实行的政策是成功的，笼络住了不少官僚。当时在北京的官员约有二三千人，跟随崇祯自杀的并不多。李自成进城的当天就颁布命令说：“文武百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为官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赵士锦《甲申纪事》）

3

对崇祯的评价

汤若望实际上很同情这位不得志的皇帝：

这就是这位君主的结局，他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权势的皇帝，并且在思想和性格上也比他人毫不逊色。但由于他的仆人和官员的卑鄙无耻以及他自身的麻痹大意，使他在36岁的时候，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他同时灭亡的还有存在了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以及拥有大约8万名成员的整个皇室家族。（第八章） 　

　　

也就是说，在汤若望看来，崇祯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而党争的群臣，特别是擅权的宦官才是“亡国之臣”。崇祯自己在殉国前的遗言也说：“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崇祯的学识、胆魄，也让明朝遗老遗少们追怀。清初时吴伟业就曾在《绥寇纪略》中写道：“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白皙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寸，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既莅事，视容端，手容庄，拜移晷刻而后起，欠伸跛踦无自而入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崇祯的确“在思想和性格上也比他人毫不逊色”。而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国破家亡的下场。《明史》在论及明亡的主要原因时也指出：“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萧一山在论及明亡时曾哀叹道：“外缘于清兴，内困于流寇，臣逞于私图，民病于征敛，而明卒以亡矣！”（《清代通史》）不过崇祯皇帝在性格方面上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他多疑、寡恩，常常以个人的好恶来罢黜大臣，刚愎自用而又优柔寡断。再加上当时的内忧外患，朝臣之间的党争，不可避免地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境地。后来汤若望与顺治帝谈及崇祯皇帝可悲结局的原因时，也感慨道：

在谈到前一任皇帝的情况时，他（指顺治帝—引者注）问神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丢失了政权。神父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一些狂妄的成分。因此他用下面的方式进行了回答：这个皇帝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也非常节欲，爱护自己的臣民。但他却过于自信，并且他的坚定已经超出了时局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至于所有的官员和将士都不再忠诚于他。最后他失去了帝国，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第十六章） 　

　　

以当时镇守辽东的统帅袁崇焕（1584—1630）为例，尽管他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为严明军纪而擅自处死了毛文龙，这引发了崇祯对袁崇焕权势的极度不安。后来正是由于过于自信，崇祯才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了一个从敌方逃回的宦官的话，而自毁了长城。《明史》的评论曰：“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4

对山海关之战的追述

　

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清军的劲敌就只有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了。后来吴三桂虽然接受了李自成的招抚，但由于听说了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政策，还听说了他的家人被拘，于是又起兵反叛。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在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　

　　

因此，他（指李自成）认为，在自己加冕之前，应当首先安抚整个帝国，并铲除那位死去的皇帝的统帅们，他们驻扎在他的周围，是他未来的敌人。与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身边相比，他更不想很快地失去这个还不稳固的政权。于是，他率兵东征，来到了帝国的边界，去抗击那些最勇敢的统帅们，这些将军驻扎在那里，是为了阻止鞑靼人入侵。因为他似乎有理由这样猜测：这些人至少会赞成他的反叛行为。他从已经投降他的皇帝的军队中抽出了一部分人，并加上他强盗队伍中的二十万同伙，奔赴边界，并让其余的人返回城中，继续在那里制造流血事件。（第九章）

李自成本以为用吴三桂的父亲、曾经担任锦州总兵的吴襄做人质可以劝降吴三桂：

在这里，他那背信弃义的行为遭到了阻碍，并最终导致了失败。在远离皇城70英里、与鞑靼人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山海关（原文作Useù quay（吴三桂），这显然是跟镇守于此的将领的名字弄混了）的边境城市，它由一位对皇帝非常忠诚，且功勋卓著的将领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驻守。现在，这位帝国的刽子手来到这里，想占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传来了国家破灭、皇宫遭洗劫的消息。但这位将领并没有被吓倒，不愿改变自己忠诚于皇帝的誓言，因此，他决定，在国家处于高度危难的时刻，更加应当竭尽全力来救助它。他全副武装，等待着这位强盗的来临。因为整座城池被城墙包围，因此，强盗决定，首先根据战术来攻城。他把这位将领的父亲带到了他的驻地，并将他置于城墙前，威胁道，如果他的儿子不把这座城池交出来，归顺于强盗，为父亲求情的话，他将遭到最残酷的严刑折磨。这位英雄从城墙上看到了下面发生的一切，也听到了这位暴君的可怕威胁，但他并未动摇自己的勇气，他跪倒在地，恳请父亲原谅，说忠孝不得双全，他不得不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违背自己的意愿，无法拯救父亲。他说自己对皇帝和国家的责任，比对生身父亲更加重大。人活着自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维持生命的权力却掌握在了这个残忍不仁者的手中。如果他和这个可耻的敌人勾结起来，一起去导致国家的灭亡，这对于他来说，将是一个永远的耻辱。父亲怀着坚定不移的英雄气概，赞扬了儿子的勇气，并用极其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儿子要马上为他的父亲和国家所遭受的耻辱复仇。　

　　

据计六奇言，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遣降将唐通带着吴襄的劝降书面见吴三桂，当时吴三桂便怒道：“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逆贼，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实际上吴襄是后来吴三桂率军逼到永平城下时，李自成下令处死的。吴三桂向多尔衮求援，以期两面夹击起义军：

父亲的死，更加激起了儿子的勇气，现在，他到处研究怎样最好地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从何处能够最安全地靠近这个强盗，也就是谋害他父亲的人。他对自己的军队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其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敌人的军队相比，因此，他决定寻求外援。恰好，不久前，鞑靼人的国王也厌倦了战争那变幻多端的命运，放弃了早先对帝国的侵略，并通过谈判和中国人签订了协议。在媾和条件中也提到过强盗，因此，双方达成了一致，由鞑靼人派兵帮助中国人赶走这批强盗。作为交换条件，中国人必须允许鞑靼人在帝国内进行自由贸易，同时将一块长约100英里的土地重新全部归还给鞑靼人—中国人曾经掠夺了这块属于鞑靼帝国的土地，后来，通过战争，已经将其大部分归还给了鞑靼人。（第九章） 　

　　

这一记载跟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是相符的。吴三桂借兵的目的是联清抗李，他以明朝臣子的名义向清求援，“灭流寇”，从而“中兴”明朝，而不是让清人入主中原。作为酬谢，吴三桂许诺：“……则我国之报贵国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决不食言。”（《清世祖实录》）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使战争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汤若望，在中国经历了明清鼎革的传教士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亦未提及陈圆圆。而据《明史》记载，本来吴三桂已经准备投降李自成，但“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也就是说，姑苏名妓陈圆圆（亦即《明史》中的“陈沅”）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所霸占，吴三桂得知此事后，“冲冠一怒为红颜”，才决定联清击李。耶稣会的传教士对陈圆圆只字不提，很可能是因为耶稣会认为一夫多妻制是违背婚姻的目的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纳妾，也是背弃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正如邓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更倾向于相信，驱使吴三桂做出牺牲自己亲生父亲的重大选择的动机，是对王朝的忠诚而不是对一个情妇的爱。”（邓恩著、余三乐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5

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及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城

　　

汤若望对多尔衮部队入关的原因作了解释，同样对八旗骑兵的特点作了描述：

当鞑靼人的统治者通过特急信使得知了邻国的悲惨局面后，他想起了和邻国签订的协议以及他自己的希望，因此，他承诺向邻国提供必要的帮助，并马上派出了数千人马驰援。当务之急，是要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鞑靼人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敌人的军队，因此必须设法使敌人的军队分散开来。鞑靼人的首领很聪明地做到 了这一点，因为他的军队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所以，他就对敌人的骑兵发起攻击，而丝毫不去顾及那些围困城市的步兵。强盗们的军队比较习惯于暗中追杀，因此他们很快就招架不住这种在公开的战场上举行的有规则进攻。第一个逃跑的就是那个暴君自己，也就是这次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发起者。鞑靼人一路追杀这股逃跑的敌人，并和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了京城。而留下来的士兵，则在和围困城市的步兵的战斗中，纷纷战死，因为他们在既没有骑兵的帮助，也没有头领指挥的情况下，无力抵挡这种猛烈的攻击。强盗们中有将近10万人丧生。（第九章） 　

　　

根据汤若望的解释，八旗的军队远远少于李自成的军队，八旗军队取胜的原因在于“在公开的战场上举行有规则的进攻”。据《明史》记载：“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可以看出，汤若望的记载跟《明史》的描述是相符的。

实际上李自成自从进入北京，就没有长期驻留此地的打算。刚入北京城时成立的“比饷镇抚司”所追助饷的钱财，“悉熔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斤，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史松、林铁钧《小腆记年附考》）他一直认为“陕，吾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因此，李自成一直将西安看作自己政权的中心，时刻都想要退出北京：　　　

当这位强盗不久前闯入皇宫进行大肆破坏时，他发现，这座皇宫被坚实的城墙包围，驻守着无数的士兵，他们荷枪实弹，并备有足够的粮食，完全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围困。但他却对自己的事情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恶魔在任何时候都是胆怯的—所以他情愿继续他的流亡日子，而不愿安安静静地待在宫中。因此，回到京城后，他未作任何停留，就踏上了逃往陕西省，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的道路。临行前，他命令他的士兵，在离开皇宫前，将其整个点燃。但留下来的这些士兵人数太少，没有能力烧毁整座城池，或许他们害怕那些刚刚得以喘息的居民，会对他们施以重罚，因此他们去那位暴君那里请求更多人的帮助，因为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在这些援兵到达之前，他们停止了各种罪恶的行动。而强盗派来增援的部队中，有数千人在离城墙不远处遇到了鞑靼人，并被斩尽杀绝。（第九章）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军被迫撤出了北京，撤离前“焚五凤楼，九门放火，火光烛天，号哭之声闻数十里”（计六奇《明季北略》）。放弃北京实际上是由于大顺军缺乏远见而在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它造成了李自成军队自绝后路，铸就了起义军的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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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明末以来，中国的历史跟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传教士的进入，世界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而传教士们所撰写的有关他们在华经历的回忆录， 无疑是对明末和清代的正史之必要补充。由于传教士没有中国史家们的各种禁忌，而且他们的西文著作基本上是供本国的知识分子阅读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隐晦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类回忆录都是从耶稣会的年度报告总结而来的，是对他们每一年生活的比较忠实的纪录。由于他们大都亲身经历了他们所描述的史实，同时也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大都是符合实际的。比如卫匡国对明亡的分析就非常精到，他指出：　　　

尽管鞑靼人的攻打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和骚乱，看来局势仍然平稳，没有更大的危险；辽东西部防守坚固，秦皇岛附近有大军驻守，防止辽东鞑靼入侵。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内部的叛匪和强盗，他们最终摧毁了中国，把它奉送给鞑靼。（卫匡国著，何高济译《鞑靼战纪》）

再加上内部的腐败和领导人的无能，明朝的毁灭并不足奇。汤若望以其《中国传教史》成为了明清之变重要且客观的历史见证人。很明显，从内容上来讲，传教士的著作，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史学仅仅依赖官方文字史料的范围，更有利于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把握历史，扩大研究领域，使研究题材不断得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