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方法与封闭社会

笔者认为一个社会究竟是走向开放社会，还是走向封闭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这里区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理论的方法，二是历史的方法。文章将说明这两种方法和上述两种社会的关系。下面首先说明什么是理论的方法，什么是历史的方法。

在人类行动领域内，存在普遍正确知识。例如，人的每一个有意识的行动都会根据他认为的重要性高低，来安排他可以使用的资源，把他可以支配的资源首先用于实现他认为的最重要的目的。人的行动必然是如此的，从这些无可辩驳的公设出发，可以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价值，交换，成本，价格和货币等等，这样一套体系是形式化的，不包含具体的内容，其适用性不以地点、时间、国籍和种族为转移。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先验的法则为“行动学知识”。

这种先验的法则是普遍正确的知识，也被常被不太恰当地称为“经济规律”（因为它不只是关于“经济”的），它就如物理学法则一样，无法为权力或其他势力所改变。一个社会建立的人为规则必须适应于它来进行调整，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受惩罚。那些有助于提高个体幸福的法则，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认识上述先验法则的结果。通过认识这些先验的法则，人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建立的制度会产生什么后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从而决定究竟应该是抛弃还是保留他们建立的制度。对这种法则的认识，不应该被视为理性的狂妄，相反，它可以避免理性的狂妄，即避免建立有害于自己利益的制度。

这种法则是有关社会现象的普遍正确知识，它也是规范性科学，如伦理学、法哲学和系统法理学的基础。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社会现象的普遍正确知识（米塞斯）。因此，我们要区分普遍正确的知识（上述先验的法则），和有关人的行动之结果的经验性知识，如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和法律等，后者不能代替前者，而是要以前者为基础，因前者而改变。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建立在道德伦理之上。

相反，历史的方法不是从普遍正确的知识出发的。采用“历史”方法的经验主义学派或制度学派，对社会现象做经验性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否定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理论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还有，他们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确切的原理建立因果关系。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历史学的意义，历史学派和历史学可以予以区分。基于正确理论的历史学是真正的历史学，否则是伪历史学，或者说是历史学派。这里批评的历史的方法主要是指后者。

如前所述，“历史”的方法是根据经验建立因果关系，它容易把某种人为的或所谓演化产生的制度视为一个社会存在或发展的条件，从而人为地赋予这种制度以权威，使之具有不容挑战的地位。当把这样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时，一个社会就封闭了。因为这样的制度成为了“法律”，成为了衡量行动正当与否的标准，从而限制了人的行动，使可能更有助于社会繁荣的制度不可能出现。

因此，这里也可以对法律做如下区分，即符合行动学之要求，在行动学范围内的法律，和被人为地固定下来，超出行动学范围的法律，前者是使不同个体的行动得以协调，使开放社会得以可能的规则，后者则构成了对行动的限制。

如一个人研究历史、政治或伦理，但不理解上述先验的法则，那么就容易成为否定一般性法则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会认为一切都是“政治”，比的就是权力和力量的大小。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笔者所注意到一位马克斯.韦伯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就是如此。如一个民族流行历史的方法，那么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德国二战前走向希特勒的独裁专制，和之前至少半个多世纪历史学派在该国的流行密切相关。与历史学派争论的门格尔早就看到了这一事实，因此他在上世纪初就对德国的前景悲观，并且他的悲观也被二战的发生所验证。

历史的方法并不只是见于历史学界，而是普遍见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如在经济学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计量和实证等正是历史的方法，而不属于理论范畴。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它基本上是历史，该领域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没什么意义，对人们认识世界没什么帮助。可以说，应用经济学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无论是哪一种社会科学，首先都应该认识构成开放社会的法则。

理解这样的法则比了解历史更重要。很多历史研究属于考据性质，对当代人所要面对的未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历史是由特定理论的人写的，仅仅了解历史，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普遍正确的知识。很多历史知识只是消遣性质，比如古代某个皇帝有几个老婆，就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知识。相比之下，有关这种法则的知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关系到个体的幸福，关系到一个社会是走向封闭还是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