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1919年，正值苏俄内战的关键时期，一篇发表于美国的纪念文章将这位已经去世九年的作家评价为是“布尔什维克家庭的伟大元老”，认为他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精神是导致俄国革命不断激进化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俄国的一些保守知识分子同样将革命归咎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将俄国革命视作是俄国一场“由托尔斯泰发起，由列宁结束”的自杀行为，别尔嘉耶夫则认为俄国革命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胜利，“要使俄国获得新生，就必须肃清托尔斯泰主义！”
俄国的革命者们确实能从托尔斯泰主义者身上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他们都是沙皇政权的激烈批判者，都主张剥夺教会与地主的土地，都曾在一战期间进行过反战宣传。列宁于1908年写下的文章《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在苏联时代一再被引用，成为这位作家最为人熟知的标签。然而，革命后的苏联官方却立刻发现，如何将托尔斯泰的遗产纳入红色政权的思想体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作为一位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毫不妥协的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无论是沙皇的还是苏维埃的；作为一位主张“以爱制恶”的非暴力主义者，托尔斯泰又反对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更不要说这位作家浓厚的宗教思想背景与布尔什维克的无神论世界观格格不入。
最麻烦的是，托尔斯泰的影响早已超出单纯的文学和思想领域了，如同创教的先知一般在国内外拥有大批信徒。革命和内战期间，托尔斯泰主义运动在俄国如火如荼，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建立起不少将托尔斯泰的学说付诸实践的农民自治公社，号召农民拒绝纳税、拒服兵役，几乎成了威胁现政权的一股潜在力量。于是，如何评价托尔斯泰——不仅是他的文学创作还包括他的思想学说“托尔斯泰主义”、如何向新政权的公民宣传解读这位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成了令苏联文化教育工作者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
本期外刊扫描将带大家了解托尔斯泰的社会改革思想，回顾这位极度复杂的作家是如何在苏联时代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并得到新政权的认可与宣传的。
一、无政府与非暴力：托尔斯泰的农民乌托邦
要理解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就必须回到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本身，去了解他对旧制度的批判和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本篇文章便是通过对托尔斯泰晚年作品的文本分析，阐述他心目中理想的农民乌托邦社会是怎样的。
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托尔斯泰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抨击达到了一个巅峰。在1899年的杰作《复活》里，他将矛头指向了社会机器的方方面面：教会、政府、监狱和流放制度、军队，还有上层精英对穷人的剥削。所有这些中，他尤其将土地私有制视为是万恶之源，是一切不平等和奴役现象的基石。受美国社会思想家亨利·乔治（1839-1897）的影响，托尔斯泰试图建立一套理想的农民乌托邦体制，在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之间求得平衡。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阐述了自己新的农村公社的蓝图：土地必须是公有的，和水、阳光、空气一样都是上帝的财产，不能被私人拥有或买卖。公社的和谐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他人的爱之上，它将反过来促进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灵魂救赎。
托尔斯泰的理念的形成，与帝俄末期动荡的社会形势之间不无关系。1902年前后，由于经济萧条和农业歉收，俄国的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市无产阶级的罢工抗议和农村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多个地区发生了农民烧毁庄园、抢劫杀害地主的现象。而沙皇的镇压激起了公众更大的愤怒，一些激进主义者用暗杀政府官员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回应。托尔斯泰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对日益增多的流血事件感到忧心。他既谴责当时社会对于劳动者遭遇的冷漠，又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感到害怕。在他看来，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受剥削于国家、资本家和地主，从这些古老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式是对上帝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完善，而非任何世俗的、科学的和宗教的权威。托尔斯泰的新社会蓝图具有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力，无论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宪政的、苏维埃的。主张人们应该回到土地上，在乡村过一种更加简单道德的生活；主张拒绝参加政府机构、拒绝参军、拒绝纳税、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因为任何外在的权威只会带来新的不公和暴力。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后，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之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过剩人口流向城市。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工人接受了更加激进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依然和农村保持着很强的联系。托尔斯泰对这一切却并不乐观，他反对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主张工人回到土地上，从纳税制度和被城市文明塑造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过更加自然简单的生活。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是不敬神的，而且有赖于国家权威力量的维持。而且，他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很难依靠无产阶级，只有获得土地才能将人从所有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至于如何获得土地呢？托尔斯泰的主意并不是革命，而是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拒绝参军、拒绝进入农场工作，拒绝租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自己成为地主。当有足够多的人采用这一行动后，土地私有制就会自行消亡或被人们认定是非法。
1905年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了《十月宣言》，并于次年召开了第一届杜马议会。当时的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改革上，托尔斯泰却对宪政、议会这些东西也不感冒，这让他一度不能为人所理解，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在他看来，宪法和议会妨碍了俄罗斯人精神的成长，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与人民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明白当时的制度已经十分腐朽，托尔斯泰依然害怕去引进外来思想。他认为民主制度只是一个幻影，西方民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必然要导向殖民主义和对他人的奴役。对于现代科技，他只主张保留其中真正对人民有益的部分，拒绝富人的奢侈品和杀伤性较大的武器。科学的价值，在他看来和艺术一样，首先是教导人们以“善”的方式去生活。
在庄园里耕作的托尔斯泰，列宾，1887
托尔斯泰将上帝视作唯一的权威，却并不承认教会的权威性。在《一个时代的结束》一文中，他预言了过去那个错误的基督教会将被一个真正的、崇尚正义与平等的基督教所代替。日俄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一个官方的、军国主义的基督教的无用。在他眼中，真正的革命将是俄罗斯在精神上的净化，将引导人们消除一切人为的权威，建立单纯而神圣的村社式农业生活。俄罗斯，在他看来是引导这场革命的不二民族：因为俄罗斯介于东西方之间，更尊崇全人类的兄弟情谊；因为俄罗斯具有悠久的村社制度传统，保持了更强的精神上的纯洁；还因为俄罗斯人经历的长期的苦难洗礼。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且也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而在同时代及之后的很多人看来，托尔斯泰的思想不是净化了民族精神，而是危害了民族精神，他冲击了俄罗斯人关于君主、教会和人民的三位一体的神圣信仰，为日后的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他异端的信仰也同样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尤其在俄国革命与内战期间，残酷的外部环境迫使许多人从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寻求出路，“托尔斯泰主义”一度成为一股不容小遽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也让苏维埃政权在处理托尔斯泰的精神遗产方面变得更加困难。
整理自：Tolstoy's Georgist Spiritual Political Economy (1897-1910): Anarchism and Land Ref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6, No. 4(Oct., 1997), pp. 639-667
作者：Kenneth C. Wenzer
二、革命者or反动派？托尔斯泰是如何为新政权所接受的
托尔斯泰与革命的复杂关系为后来的苏维埃政权评价、接受他造成了挑战：这究竟是一位革命的还是反动的作家？Gleb Struve的这篇文章追溯了从俄国革命前到193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来分析共产主义俄国是如何一步步接受托尔斯泰，并努力将他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提到苏联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无法绕开的一个人就是列宁。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发表了多篇有关托尔斯泰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在日后被引用和再刊登的频率极高，几乎主宰了苏联的文学批评界，为人们评价托尔斯泰奠定了基本基调。其中最著名的一篇莫过于《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写于1908年托尔斯泰八十寿辰之际。这篇文章第一次将托尔斯泰的名字和这场他其实完全不理解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将这位不理解革命的作家称作是革命的镜子？列宁自己在文中也解释了这个问题。托尔斯泰在他看来，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作家，又是位愚蠢的信仰基督的地主；既是一位社会谎言和谬误的洞察者，又是一个整天喊着道德自我完善说教狂；既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沙皇残暴统治的批判者，又软弱地提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是一位最高超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家。列宁认为，尽管托尔斯泰提出了一些关于全人类救赎的可笑主张，却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前夜俄国千百万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他的观点在促进农民的革命性方面的作用，要远大于那些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多农民在革命中的表现，正是出于托尔斯泰的精神感召。
列宁《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镜子》，1955年印刷本
在1911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列宁强调了托尔斯泰学说中的乌托邦和反动特征，但没有否认那是社会主义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价值。但是，列宁反对任何试图理想化托尔斯泰学说的做法，他尤其批判了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认为这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列宁的评论在后来的苏维埃国家非常流行，“文学作为革命的镜子”这个原理也被广为接受。
比起列宁，普列汉诺夫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文章更长也更有针对性，他着重将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道德家来处理，对于艺术上的伟大成就着墨很少。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政治的理想主义者，他虽然没有理想化地主阶级的生活，却对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性因素，尤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关注不够。普列汉诺夫对将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托尔斯泰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划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却是一个糟糕的思想家。作为思想家，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苍白的精神疗法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托尔斯泰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是截然不同的。
托尔斯泰与高尔基，1900
俄国革命后，在对托尔斯泰做出评价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里，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位的观点值得注意。在托洛茨基看来，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在于他是个“历史盲”，这让他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像个孩子一样的无助”。他不了解历史前进的规律，与之进行悲剧的对抗，结果只会陷入不可避免的自我矛盾中。
卢那察尔斯基是革命后评价托尔斯泰的主力，他主持了1928年的托尔斯泰诞辰百年庆典和托尔斯泰全集的编纂。在这场庆典中苏联批评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将托尔斯泰融入红色政权思想体系的方法：将文学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托尔斯泰区分开来，将托尔斯泰本人和他的学说托尔斯泰主义区分开来。他在文章中解释了苏联政府隆重纪念托尔斯泰的原因：托尔斯泰不仅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具有深刻良心的人，是一位对现存社会秩序、对教会和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真诚革命者。应该向公众去广泛宣传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积极内容，淡化或者忘掉他的消极一面。比起在苏联时期被打入冷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从此作为最伟大的俄国作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然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苏联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在二三十年代遭到了排挤和镇压，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曾一度入狱后来前往国外的亚历桑德拉·托尔斯泰娅。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受到了一些正统共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认为他歪曲了列宁的观点，将托尔斯泰理想化成一个主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家。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拒绝这种将托尔斯泰拆分开的评价方式，甚至拒绝接受将托尔斯泰作为值得新政权宣扬的伟大作家。持这种批评意见的典型人物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尔明斯基。奥尔明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内，都是反革命的，是有害并且危险的，应该从所属社会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托尔斯泰；而从这点上看，托尔斯泰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立场的。
还有另一群人，强调从文学而非宗教或哲学的角度来评价托尔斯泰，认为他在艺术上的伟大创造力可以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作家提供巨大营养。很多无产阶级作家，如肖洛霍夫和法捷耶夫，都将托尔斯泰视为自己的旗帜，视为是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来进行学习模仿。1930年代，苏联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它与旧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如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作品——的关系受到了激烈的争论。努希洛夫认为托尔斯泰的文学是理想主义、非历史的，脱离了时代社会，他“将物质世界变成了理想化了的宗教世界的一部分”。他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巨匠进行了比较，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乐观主义和对人类的终极信念让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永远是邪恶的来源，只有在卸去社会的桎梏后人才能变得更善良，这种思想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危险。在他看来，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更接近社会现实主义，因为他们的视角是社会历史的而非伦理或宗教哲学的。
整理自：Tolstoy in Soviet Criticism,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9, No. 2(Apr., 1960), pp.171-186.
作者：Gleb Struve
三、如何解读托尔斯泰的作品？苏联文学教育中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这个名字对于苏联的孩子来说并不陌生。从一年级开始，他们的课本中就会陆陆续续的引入一些托尔斯泰的小作品。引入课本的节选片段通常会进行一定的修改，尤其为了避免在这么小的年级激起学生关于禁欲和宗教问题的疑问。事实上托尔斯泰并不算一个儿童作家，他后期的很多看似写给儿童的故事都是用来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学校的教学中强化了一些故事的意识形态内容，尤其是托尔斯泰作品对于沙皇时代的压迫和不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对于统治阶级和贵族的腐朽生活的揭露。
这种简单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引起学生们的困惑：为什么作家写了这些被压迫者的痛苦，却没有写他们是如何行动起来去反抗的呢？这时就难免要引入托尔斯泰的伦理思想，引导学生去讨论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去告诉学生，托尔斯泰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得出正确结论，依然坚信自己那套错误的非暴力的观点。且往往只用简短的几句总结，很少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思想和他的宗教理念之间的关系。
从九年级的文学课开始，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将被系统的介绍给学生。这篇文章对1970年代苏联通行的文学教科书和托尔斯泰普及读物进行了分析。在生平方面，这些教科书会强调早年托尔斯泰身上的诸多积极因素：对普通人生活的兴趣和同情、爱国主义精神；提到托尔斯泰支持立即解放农奴，但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方式。托尔斯泰后期的思想转变没有被提到，部分教科书也没有提到他的《忏悔录》，只说了这场转变让托尔斯泰与贵族、国家政权、教会还有私人财产彻底决裂。这些说法都是可靠的，但没有涉及托尔斯泰这场精神探索的整个过程和宗教内核。很多学生甚至将教会等同于宗教，以为托尔斯泰与教会的决裂就是同宗教的决裂。教课书还提到了他对革命者的同情，却常常混淆了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差别，给人一种托尔斯泰同情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觉。事实上托尔斯泰的同情对象主要是民粹派，而《复活》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托尔斯泰看来则是“没有道德原则”和“极度自负”的。
九年级文学课有相当多时间都用来阅读、分析和讨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布尔索夫编纂的教科书首先会强调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是它对当时俄国官僚和上层阶级的批判性描述；二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人民的思想”被认为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是推动主要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评价书中人物的主要标准。书中的正面人物，如安德烈、娜塔莎、皮埃尔、库图佐夫都是与人民相亲近的人，而所有的负面角色，如库拉金一家、拿破仑等都是远离人民的人。其实对书中部分人物的“人民性”，不同评论家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安德烈公爵如果还活着，也会像皮埃尔一样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一部分吗？还是会走上一条亲近上帝的宗教救赎之路？毕竟书中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安德烈公爵被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所主宰，他死于一种神秘的观念，认为幸福不在于生而在于死。而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会发现：书中的“人民”有其超阶级的特定含义，并不等同于那些被剥削和丧失了公民权利的大众。库图佐夫、罗斯托夫一家也是“人民”之一。只有在晚年思想转变后托尔斯泰才将那些只凭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定义为“人民”。教课书以这种方式对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加以润色，使他们更能为苏联的读者所接受。
在被教科书奉为正面形象的四位主人公中，尼古拉·罗斯托夫作为正面人物形象一度受到了质疑，因为他既不像皮埃尔那般接近人民，也没有其他人物那般突出的个人品质。教科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他评价为是“作者对于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描绘”，而忽视了书中他对皮埃尔加入十二月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反对。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对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他在书中是托尔斯泰的宿命论思想的主要载体，是托尔斯泰表达个人哲学观点的一个窗口。他身上恰恰有被苏联教育界视为托尔斯泰的消极思想并极力弱化的东西。萨布罗夫的教科书中认为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物，他在书中的作用只是引导主人公皮埃尔去进一步接近农民群众，当这一任务完成后，他就从书中消失了。
还有在对库图佐夫这个人物的评价上。托尔斯泰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没有特别的军事才能、只是在听任事态照他原有的自然方式发展的人，强调历史的自发性，弱化了历史人物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的批评家同意他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看法，却反对他完全否认领袖和主观意识的作用。列宁认为自发性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必须要用先进的理论来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世界观，激发他们的主动意识。库图佐夫的伟大性，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因为他尊重了人民的自发性意志，不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对于苏联历史学家来说，则是因为他领导了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尽管如此，爱国主义和人民性依然被视为是《战争与和平》最重要的主题，几乎成了苏联中学毕业考试的必备题目。
在对托尔斯泰的另一部杰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中，关于社会、政治的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同样的强调。安娜的悲剧被视为是她与当时的社会相冲突的结果，奥勃朗斯基、弗伦斯基和卡列宁则反映了作者对贵族和官僚们的批判性描绘。列文这个代表了作者个人精神探索的主人公，他的生平活动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状况。社会历史视角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压过了苏联初期流行的形式主义和纯文学的评价方式。安娜的悲剧被视为是由虚伪的社会道德造成的，而非她个人性格的内在悲剧性。在人物命运的个人性格心理与社会政治原因上，苏联的文学教育者显然更倾向于强调后者而弱化前者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1908年的文章中，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并没有被分开，这与后来苏联批评界的方式并不相同。作为作家，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旧社会的猛烈批判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但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于宗教和非暴力理念，这些都遭到了极大的弱化。而西方的文学研究者常常被指责将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视为是其最重要的遗产。苏联的文学教育中对托尔斯泰的解读有其统一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但不可否认确实是单一和片面的。这种片面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类似作家的解读上也可以看到。
整理自：Soviet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L. Tolstoy in Soviet Education，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 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 Vol. 15, No. 3 (Autumn,1973), pp. 325-350.
作者：N. N. Shneid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