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中国道教之十一：金元时期河北新道教

河北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和大道三个流派，尤以全真在后世影响最大。由于全真道领袖们的发展，使道教从理论到活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被称为道教史上的" 鼎革"。河北新道教异军突起，与当时中国北方沦为异民族统治区的现实有关，许多汉族士人不甘心于" 亡国奴" 的地位，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无心收复中原，使他们彻底失望。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具有正宗华夏文化色彩的思想作为精神的慰藉，道教恰恰符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金、元统治者及时加以利用，结果使新道教反而成了他们辅助统治的工具。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喆(1113年——1169年），陕西咸阳人。他幼习儒业，长入府学，本希望以儒术经世。青年时代恰逢宋金战争，报国之望破灭。在金代他也曾几次试图从科举出身，但皆未能如愿，心灰意冷，遁入教门。王喆出家修道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磨练，他掘地穴居，内修丹道，外佯疯狂，人称" 王害疯"。后他云游到山东半岛，打出了全真旗号，发展教徒，先后收留了马钰(1123年——1183年）、孙不二(1119年——1182年）、谭处瑞(1123年——1185年）、刘处玄(1147年- -1203 年）、丘处机(1148年——1227年）、王处一(1142年——1217年）、郝大通(1140年——1212年）等七大弟子。他们长期追随王喆从事创教活动，成为全真道的骨干。传统道教讲究个人修炼，因而组织松散，全真道借鉴佛教的丛林制度，在山东建立了" 三教七宝会" 、" 三教金莲会" 、" 三教玉华会" 、" 三教平等会" 、" 三教三光会" 等五个教团组织，道风朴素，纪律严明，在民众中获得了好评。王喆死后，相继由马钰、王处一、丘处机掌教，教团队伍不断扩大。金廷也转而从压制改为拉拢。金、元之际，南宋、金和元三派政治势力都派使者来邀请丘处机，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作了一番权衡，最终决定接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不顾七十高龄，远赴雪山绝域，到蒙古军队的大营所在地和林拜谒太祖，因而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为全真道在元代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真道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三教合一，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大潮流。他们以内丹道为基础，但是宣扬" 先性后命" ，以此与金丹南宗相区别。

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禅宗的" 直证本心" 和理学的" 主静立诚" ，认为：" 人之修行，先识取性命宗祖，然后真以保命修行。" 修性功夫就是要在反观内省上著力，因为人之真心圆满自足，清净不染，只要反身识取，" 全其真性" ，即可获得一个圆满的人生。王喆将新道教命名为" 全真" ，就是取" 全本无亏，真元无妄" 之意。从全真哲理出发，他们对" 成仙悟真" 进行了新的证明。王喆认为传统道教所宣称的肉体成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 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 ，" 欲永不死而离凡，大愚不达道理也" 。真正的长生，乃是对真性的识取，精神的超越，丘处机说：" 所以不言长生，非不长生，超之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 这样的" 长生不老" ，和佛教的" 顿悟涅槃" ，儒家的" 存诚立性" 已经相去不远了。

河北新道教还有两个流派，即太一道和大道教。太一道创始人肖抱珍(  ——1166年），生当宋金交兵激烈之时，摆脱异民族统治的强烈愿望和南宋王朝的腐败无能恰成反照，对现实的无望使他转向宗教，欲效法汉代道祖张陵，创教以号召人心，积蓄力量，以图将来。太一教以崇拜太一神而得名。太一本是先秦古籍中对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混沌状态的描述，汉武帝时才上升为人格神，具有主宰四方之神的至上意义。肖抱珍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可是创教之后，金廷迅速召见了他，并赐以观额，使之在维持现行统治的轨道上发展。肖抱珍去世以后，其徒韩道熙(1156年——1189年）成为第二代祖师，并按照本教规则改姓教主之姓。三祖肖志冲(1151年——1216年），四祖肖辅道(1191年——1251年）、五祖肖居寿(  ——1280）、六祖肖全佑、七祖肖天佑，以下传承世系不详。总体来讲，太一道在金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在元初曾兴盛一时，不过由于其自身理论缺乏，道徒文化素质不高，数传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大道教入元以后又称真大道，由刘德仁(1122年——1180年）创于金初，他本是一名举人，适逢靖康之变，不愿仕金为官，但也无力组织抗金，唯有创教以慰藉心灵，以教团联络自保。大道教以重视宗教伦理而著名，他们吸收儒、释而订九条戒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刘德仁又以祈禳治病称名于世，据记载他" 治病不用药，仰面视天，病无不愈。" 所以在朝野很有名气，吸引了大批教徒。大道教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金廷的注意，金世宗曾召见过刘德仁，赐号" 东岳先生"。刘德仁以后下传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五祖郦希诚、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九祖张清志等。在郦希诚时，正逢金元之交，由于他的杰出活动，大道教曾兴盛一时，至元末逐渐衰落。大道教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未能建立起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仅仅依靠宗教领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终难流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