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面对和接受不断出现的新的历史知识，因为我们已知的有记载的历史知识只是历史极少的一部分，而且这极少的部分又绝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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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乡音君以策划的2019年最后一场新锐讲座迎接2020年的到来！感谢主办单位萤火虫读书会和协办单位大美当代艺术馆的大力支持。这是建议作者首开的讲座。乡音君进场前就感到十分震惊，四五十个花篮一字摆开，排满了大美当代艺术馆的门口。据乡音君所知，这是泉州史上送花篮最多的讲座，没有之一。主讲人说，他进场前看到那么多的花篮，十分感动。主讲人一开场从自己手串戴错十几年最近才被高人纠正说到历史知识更新的重要性。乡音君发现，主讲人不善高谈阔论，却善于以小见大，从历史细节去剖析和颠覆已有的历史定论和更新已知的历史知识。大美当代艺术馆门口走廊摆满了50多个祝贺讲座的花篮。（图源：陈栋材/摄）
主讲人的讲座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重新认识宋元刺桐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中心地位，第二部分是推翻定论颠覆旧说。主讲人第一部分对一般听众而言是比较深奥。“刺桐历史中心”是主讲人首次提出的概念，以往从未有人提及。这一新概念是主讲人则是运用卢格霍德关于13—14世纪世界体系的新历史叙事建构理论研究得出的。这一话题的论述可参考乡音文化公众号139、140期。此处不再赘述。主讲人认为，从全球经济分工和跨国贸易来看，宋元刺桐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中心地位极为独特。它既是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又是多个制造业中心，这一双重特质有别于其他枢纽城市。而刺桐这一独特的历史中心地位是贸易所打造，而不是其他因素：“贸易就像一双看不见的巨手，推动和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思想观念的革命甚至战争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带来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东西方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正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
关于宋元刺桐的贸易史，主讲人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宋元刺桐贸易量最大的不是瓷器，也不是丝绸，而是胡椒……主讲人的首个论据就是马可波罗关于刺桐港的那段著名的描述：该城的沿海有一座闻名于世的贸易港口，海外运来的各种商品，将从这里发往蛮子各地。这里的胡椒进口量非常巨大，相比之下，运往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的数量就显得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及这里的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量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2］主讲人说，马可波罗这段描述人们往往引用是是最后一段，很少有人注意马可·波罗为什么刻意提到亚历山大港的胡椒船仅为刺桐港胡椒船的百分之一？主讲人认为，这是因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当时几乎垄断了欧洲胡椒等香料贸易，刺桐港的胡椒船数量之多不能不引起马可波罗的注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把返乡途中经历亚历山大港的情景与刺桐港作了对比得出以上的结论。1974年后渚宋代沉船的胡椒。该船总共出水2吨多胡椒等香料。泉州海交馆藏。主讲人接着从北宋以来，刺桐海商对史称“胡椒海岸”的苏门答腊岛三佛齐诸国的航线、贸易史以及三佛齐商人和泉州商人在侨居国活动解答刺桐海量胡椒从哪里贩运的问题，而后阿拉伯人又从刺桐通过海路贩运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流向全欧。马可·波罗在刺桐港所见情景正是刺桐胡椒贸易巅峰时期的历史场景。宋元刺桐南海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图左下的室利佛逝就是三佛齐，其所处的岛屿就是史称”胡椒海岸“的苏门答腊岛。紧接着，主讲人又从“一吨胡椒换一城人生命”的古罗马城的历史故事阐述胡椒在欧洲的价值以及为什么胡椒风靡欧洲的根本原因：改变肉食的美味功能和灵丹妙药的药用功能。“人类文明史往往如此，看似宏大的历史往往是由一些小物件勾连起来的。”［3］。主讲人认为宋元刺桐是联结中世纪欧亚胡椒贸易史的最重要一环。其结论是：宋元刺桐是欧亚大陆最大的胡椒集散中心。主讲人认为，刺桐外销瓷直接进入欧洲约在13世纪中叶，早期贸易量虽远远不及胡椒，也晚于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但却深刻影响欧洲的上层社会。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以德化窑为代表的刺桐外销瓷贸易量激增，方才对欧洲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乔凡尼·贝里尼与提香《诸神之宴》油画（1514—1529年）。瓷器可以强身健体，可以试毒，可以治疗牙病，可以止住鼻血……这些如今看来颇为荒诞的功效，在17世纪以前，却被很多欧洲人深信不疑，以至于成为人人向往的圣物。该画作描绘众神在林泉之间开怀畅饮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的三件中国瓷盘，分明带有圣洁的含义。（来源：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主讲人还举例印证刺桐还是丝绸、海船、铁器、蔗糖、海盐、酿酒等制造业中心。
宋代，刺桐造船业相当发达，是中世纪中国海船制造中心。所造海船质量居全国之首。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三朝北盟会会编》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州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元代，刺桐造船业达到顶峰，是元廷倚重的造船基地，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刺桐所造最大的海船可乘千人。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时就见过，“每一大船役使千人”的大海船。 图为刺桐海舶船模。
主讲人认为，所谓大城市，首先评估的数据是居民户数和人口数量。以往不少学者认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言“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是虚数，其实不然。为此，主讲人还专门制作从北宋太平兴国至南宋淳佑年间的泉州户数与人口增量的图表。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至南宋淳佑年间，泉州府总计户口255758户，人口约1329940人，而且外来人口已占本土人口的一半以上。
主讲人还从“诸行百市”等方面论证了宋元刺桐已经具有现代大城市特征的货币流通、资本经营、商品经济、合股经营、中外合资、契约缔结、信贷制度、承包预购、城乡集市等。此外，世界主要宗教的集结刺桐也是主讲人观察的焦点，这是“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的主要论据。“刺桐历史中心”的开放与包容、自由与平等、互为欣赏与尊重是12-14世纪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杰出表现，完全不同于其时和其后的其他地域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这是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刺桐历史中心”正是这一文化现象之总结。［4］相对于第一部分全新的观点，第二部分直接颠覆已知历史知识，更引起人们的兴趣。
主讲人首先针对的是学术大咖关于“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定论。主讲人认为“后渚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港口远离城市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据介绍，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等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主讲人提交的《刺桐港考证及其申报“世遗”的文化意义》从五个方面推翻了“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定论，至今尚无发现反驳的文章。后渚发现宋代沉船是“后渚说”的最大理由。主讲人通过考证认为，这艘载满胡椒等香料的宋船，是1277年夏乘南风返航，当年沉没。其出海时间是1276年秋冬北风季节。1277年元月，蒲寿庚举城降元。也就是说，这艘宋船出海是南宋天下，返航时朝代已变。当年七月，张士杰率宋军乘元军元兵离闽出征西南之机，杀“回马枪”妄图夺回这座富可敌国的城市。当这艘满载香料的宋船进入泉州湾时，正遇宋军攻城正紧（宋军围城达90日之久），只好将船泊进后渚。主讲人认为，宋船临时泊后渚是有道理的。后渚周边有山梁保护，如果泊在另一端法石一带，则是平原老远就会被发现。从沉船出土时“基本水平”可以断定是人为破坏而沉，不会是船遇台风倾覆。1974年后渚宋代沉船出土现场（图源：泉州海交馆）“后渚说”另一大理由是《元史》记载：“至元廿九年征爪哇……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 1292年12月元军会集三省的2万兵马、1000多艘船及其一年之用的粮食、辎重，由泉州后渚港启航远征爪哇。此次海上远征两年后以惨败而告终，从而为蒙古帝国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军事扩张画上句号。主讲人认为，帆樯林立的南关港不可能为元军大规模的海上军事集结提供充足的泊位和航道；再者，人烟稠密的城南一带也容纳不下2万大军及其一年粮草的囤积。这样一来，江面开阔的后渚自然而然成了元军千帆待发的临时军事港口以及远征“海军”兵马集结的临时营地。因此，后渚港只是元军越洋征爪哇的临时集结的军事用港，仅此而已。帆樯林立的南关港不可能为元军大规模的海上军事集结提供充足的泊位和航道；再者，人烟稠密的城南一带也容纳不下2万大军及其一年粮草的囤积。图为清末进入南关港的多桅木帆船。（图源：乡音文化）主讲人又从泉州历代古城向南发展、市舶司的位置等论证了刺桐港就是南关港即顺济桥下至法石一带。这一论断与元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所记载“一城要地，莫胜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相符，与著名史学家张星烺到泉州考古时所作的论断一致：“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登陆。马可波罗、马黎诺里回欧洲，自刺桐放洋；孟德高维奴、和德里、拔都他来中国，先抵刺桐港登陆。盖宋元时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门外晋江畔，即当时之黄浦江……”。清源山右峰罗山、武山之下为老君岩，古称羽仙岩。（图源：宋元郎/摄）主讲人首先对老君岩的创建年代作了考证，提出“北宋说”。随后对比了宋以前国内几大老君造像，并从美术史、思想史的角度阐述老君岩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提出“老君岩造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方人文主义最伟大的艺术杰作。”相关论述请参见“乡音｜126期”，这里不再赘述。以往几乎所有学者的文章都认定，著名的元代石刻“四翼天使”的所戴的“三尖冠”类似元廷官帽，“云肩”是蒙元贵妇披饰。尖拱形镂空四翼天使墓碑是泉州元代古基督教石刻的精品。泉州海交馆藏。主讲人直接用图像推翻了这种说法。主讲人说，“云肩”披饰早在隋唐宋的上层社会服饰就已流行。元代贵妇服饰常见的是头戴“蛊蛊冠”、身着元团衫。元代历朝官帽多为冬戴帽夏戴笠。所谓“三尖冠”的元代官帽查无实据。
元代流行的男女服饰。男为钹笠、比肩质孙服。女为姑姑冠、大袖宽口元团衫。（图源：网络）
头戴毡帽元世祖忽必烈画像（图源：网络）
常见的元代贵妇的“姑姑冠”与“元团衫”。图为元世祖后弘吉利氏画像。（图源：网络）主讲人认为，“三尖冠”的形状最接近8世纪中叶罗马教宗为法拉克国王加冕的王冠，也就是说“三尖冠”出自“上帝之锤”查理·马特的典故。查理·马特之子丕平于754年被教宗加冕为王，丕平和罗马教廷的同盟关系让查理·马特从教产洗劫者变成基督教文明保护者。（图源：网络）8世纪20年代初，阿拉伯帝国征服西班牙后，开始对法兰克王国的征服。732年10月，在欧洲的高卢爆发了著名的普瓦提埃战役，这是一场决定整个人类西方文明命运的决战，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法拉克王国宫相的查理·马特率领的法兰克与阿基坦联军大战穆斯林远征军，查理大获全胜。历史油画《普瓦提埃战役》（1837年）凡尔赛宫法国历史博物馆藏自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能力对西方文明世界发动入侵，查理一战成名，其“上帝之锤”的声誉在欧洲大陆广为传颂，后人在查理头上戴上“三尖王冠”以示崇敬。
头戴王冠的查理·马特油画像。这与史实不符， 实际上查理·马特并没有当上国王，后人崇拜他而为他带上了王冠。（图源：网络）
而“四翼天使造像”展开翅膀的构思明显受到古希腊著名雕刻作品“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的影响。《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古希腊著名雕刻杰作，因发现于希腊萨莫色雷斯岛，故称“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公元前190年，为纪念一次古代希腊海战中沙摩特拉岛的征服者德米特里大败埃及王托勒密的舰队而创作。法国巴黎卢浮宫藏。主讲人认为，刺桐的天主教徒让四翼天使戴上类似查理·马特的三尖王冠，便是暗示着头戴王冠的“四翼天使”能像查理·马特那样阻止伊斯兰势力的扩张，捍卫刺桐城神圣的天主教，即使到了天堂也一样所向披靡。这是因为当时刺桐的阿拉伯人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都远远超过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徒，他们不能不担心刺桐伊斯兰势力过于强大而被排挤。值得注意的是，查理·马特“三尖王冠”的图形在西方影响数百年。1375年，犹太制图师亚伯拉罕·克莱斯克斯为即将登上王位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绘制的中世纪最早的一幅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地图》中，仍然是将欧洲或亚洲出现的基督君王都头戴“三尖王冠”。《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亚洲部分（局部）在亚洲大陆的最东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他被刻画成基督般、正在主政的远东统治者形象，以此来迎合基督教世界向世界传播教义的理想。画面中的“基督”被众臣民围绕，似在宣讲政治与宗教要义。（图源：网络）主讲人通过图像比较后认为，四翼天使造像应是脱胎于北宋时期泉州云麓寺的“璎珞观音造像”（现存开元寺佛教博物馆）。两者形态何其相似。最大不同是前者璎珞下为十字架法轮，而后者则为法轮。左图为头戴三尖冠四翼天使造像墓碑石刻，右图为北宋时期泉州云麓寺的“璎珞观音造像”（现存开元寺佛教博物馆，图源：成冬冬/摄）。天主教徒结合 “菩萨”造型创作出“四翼天使造像”无非就是实现罗马天主教进一步“佛化”和“世俗化”的愿景，以类似的偶像崇拜来获得本土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感。当然这种突出“菩萨”的偶像造像则是无偶像崇拜的景教徒所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四翼天使造像”并非以往学者认定的景教遗物，而是罗马天主教“方济各派之遗物也”。由于时间关系，主讲人一些新观点来不及讲述。乡音君看了主讲人的大纲，发现主讲人尚未讲述的这些新观点极具冲击力，诸如天使石刻的墓主人皆为女性、开元寺印度教狮身人面群雕的狮子并非印度狮、洛阳桥的船型桥墩并非泉州人首创、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中国指南针、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源自刺桐等等。主讲人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讲。据悉，目前已有几个单位正在联系主讲人开讲座事宜。乡音君发现，将近3小时的讲座，干货满满，以至于原来主办单位安排的中间休息和最后提问环节都被占用。讲座的新观点闻所未闻，振聋发聩。正如专程从台湾赶来听讲的著名音乐人林垂立所言，不虚此行，精彩至极！
台湾著名音乐人林垂立老师特地专程从台湾赶到现场听讲。右二为林垂立。（图源：陈栋材/摄）讲座开讲之前，大美当代艺术馆负责人、知名艺术家施新权向主讲人颁发诚聘其顾问的证书。讲座为著名主持人刘少霞主持。
大美当代艺术馆馆长施新权向主讲人颁发顾问证书。（图源：陈栋材/摄）
【编后语】乡音君发现，主讲人以小切口见大历史、改线性为横向的学术研究方向很有新意。以上观点的更多相关论述出自主讲人新著《天下之货仓》。 为庆祝2020年元旦，《天下之货仓》双重特惠来袭即立减98元+116元书礼！特惠时间截至今日24：00，欢迎诸位看官在下期（145期）订购！2020年元月，泉州申遗补报文本将报送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我们衷心祝愿今年七月福州世遗大会上，泉州申遗马到成功！为泉州申遗鼓与呼，乡音君将在146期再推国内唯一的为申遗创作的歌曲《古泉州刺桐城》，欢迎诸位看官继续关注。新书订购咨询热线：15906060391 联系人：黄女士
［1］［4］戴泉明：《天下之货仓》 九州出版社
［2］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英对照），余前帆译注，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1月。
［3］美·玛乔丽·谢弗：《胡椒的全球史》，顾淑馨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