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避免忠臣不得好死的惨剧？

《***》中的大智慧（忠疑）篇：不要愚忠“过了头”

【导读】

太史公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的确，诚以待君反被怀疑，忠诚事主却遭诽谤，这样的案例史不绝书。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古代政治博弈之复杂残酷，往往使得有抱负的仁人志士陷于五种不利的形势（详见《韩非子-孤愤》篇）；其次，则是君主听谗惑乱、是非混淆，不能秉持“众端参观”的原则，营造一个让大众都能发表意见的环境；最后则是臣子本身刚直太过，缺少“柔德”，或是干脆没认清在位者的“明暗”，以致一意孤行，愚忠“过了头”！

其实对于忠直之士怎样在朝处事、为政立身，先贤早有训诫。假若明主在上，则“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相反，昏君当政，则要秉持“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的原则。如果力所不及，不能革故鼎新，则退守“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之义，犹不失为“良士”典范。不明于此者，难免受贬、被杀之厄！

【***原典】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何以知其然耶？

《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窃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矣。

邾之故，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之君曰：“不若以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所以欲用组者，其家为甲裳多以组也。”邾君不悦，于是乎止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为甲以组而便也，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凡听言不可不察。

楼缓曰：“公父文伯仕于鲁，病而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勿哭。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勿哭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弗随之。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尽啜之。文侯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师赞曰：“其子且食之，其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淮南子》曰：“亲母为其子扢秃，出血至耳，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使在继母，则过者以为戾也。”事之情一也，所以观者异耳。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圆于亏，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有所亏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讵知世之所自窥于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是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

[议曰：夫忘家殉国，则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卫公子开方、吴起、乐羊三人是也。若私其亲，则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则忘其身。穰苴杀庄贾是也。故《传》曰：“欲加之罪，能无辞乎！”审是非者，则事情得也。]

故有忠而见疑者，不可不察。

【译文】

毁谤与赞誉，肯定与否定本来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以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汉丞相陈平那样的足智多谋，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他，而有人赞誉陈平时，汉高祖又亲近信任了他。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守魏尚那样的忠诚，由于呈报战绩时，多报了几颗首级，便被绳之以法，就地免职。经冯唐在文帝面前为他辩解之后，又被法外施恩，重新重用，建立了大功。由此可知，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出错误，一出错，结论必然相反。怎么能明白这道理呢？

《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内心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他的斧子，因而看邻居的儿子走路的样子。脸上的颜色神态，说话以及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象是偷斧子的。无意中挖坑，找到了自家的斧头，过几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动作、态度，没有一点儿偷斧子的样子了。他邻居的儿子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当初的判断错了。

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帛，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时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制铠甲都用丝带。”国王听后很不高兴，于是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这是邾君的判断有错误。如果过去邾国制铠甲用丝带有利，公息忌家中用丝带再多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用丝带制铠甲无利而有害，公息忌即使不用丝带又有何益？无论是公息忌用丝带还是不用丝带，都不足以说明公息忌的建议有什么错。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经思考就贸然相信。

楼缓说：“有一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二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公父文伯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悲伤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的？”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孔子是个非常贤明的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车，文伯却不去追随孔子。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的长者不亲近，而对待妾却过分宠爱。”这话出自母亲之口，人们就认为是贤明的母亲，可是如果出自妻子之口，人们就不免会认为他的妻子好吃醋。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人们评价的态度就不一样。

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此时正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儿子煮了，把肉做成羹汤，送给乐羊，乐羊毫不犹豫全吃光了。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才吃自己儿子的肉。”而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却从此怀疑他的忠心了。

《淮南子》说：“亲生母亲为自己儿子治头疮，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都说这是疼爱儿子到极点了。如果是后母为前妻生的儿子治头疮，血也流到耳朵上，就会有人责备说：“太暴虐了！”同样的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城上看城下，往往把牛看成是羊，把羊看成是小猪。

这是由于站得太高，因而看不清楚的缘故。在圆形的盘子里放上水，当作镜子，然后去照自己的面影，有时是圆脸，有时则不圆。自己的面型并无改变，而影象却时而圆，时而不圆，这是因为你照时的角度不同。现在，我想修养完善自己的品德来接人待物，可怎么能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我呢？因此才明白，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役个准儿。世上的人实际上是各有其是非标准的，符合自己的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就是不对的。如今我要选择对的一面立身行事，去掉不对的那一面，可是怎么知道世上所说的对与不对是哪个标准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为国忘家，就会有人认为你是不关心自己父母的人，还怎么能爱国君呢？卫国的公子开方、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是由于为国忘家而受到猜忌和诽谤的。但假如你真的舍不得离开父母，就又会有人说：“大将在从接到国王的任命那天起，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从到部队之后担负起指挥责任时起，就该忘掉自己的父母；待到拿起鼓槌，敲起进军战鼓后，就要忘掉自己生命的安危。司马穰苴就是以这个理由杀掉庄贾的。所以《左传》上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要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看看以上这些事例，就全明白了。]

正是由于世间的事如此错综复杂，所以才会有忠心耿耿却被怀疑、不受重用的情况出现。这个道理，是不能不体察参详的。

【史海沉钩】

本篇是《***》中的第二十四章，作者连用譬类，列举了数种“忠而见疑”的情形，让大家对忠心耿耿反而饱受猜忌的可能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令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得到了增强。但遗憾的是，***所举史例精悍有余，张力不足，因此让有些学人只能从中得出“天下是非，无所定也”的消极的相对主义结论。故而，笔者冒“画蛇添足”之嫌，再添“晁错”一例，以求诸君从“人主”、“制度”、“臣行”三个方面对“忠而见疑”之事做出全方位考察。

忠臣晁错为何反背“小人”恶名？

晁错是西汉的政治家、文学家，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此时的晁错虽然职位低微，但是未敢“北窗高卧”、“岩居川观”，仍有“大厦栋梁”之思，为全面提升国家接班人的执政能力而夙兴夜寐，撰写出了有名的《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朝廷深为所累。但遍观文武大臣，能够分君之忧者寥寥无几。幸得晁错及时上呈《言兵事疏》，先是肯定文帝一反汉兴以来畏惧匈奴而明诏抗御，继而纵论用兵之道、临战之术，具体剖析“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继而建言献策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大变成小，强变成弱，只在俯仰之间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就会发生。硬打硬拼，企图用人海战术取胜，一旦失败，难以东山再起，就会后悔莫及。帝王的策略，莫不周密翔实。现在义渠的少数民族来投降汉朝的有数千人，他们的饮食和长处与匈奴一样，可以赐给他们盔甲棉衣、强劲的弓弩和锋利的箭，让边境的优秀将领统率他们。让将领了解他们的习俗，懂得他们心理，用陛下的规则约束他们。如果地势险要崎岖，让他们来抵挡匈奴；如果地势平坦无碍，就用汉朝的将领来对付匈奴。两军互相辅佐，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再加上数量众多，这是万无一失的方法。”

观其所述，确实言之凿凿，非一般纸上谈兵者所能比，因此受到了文帝高度赞扬和重视。

此后，晁错始终胸怀社稷，心系黎民，又向皇帝连上两书，一是《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二是《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又就“明于国家大体”、“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直言极谏，所论堪称“公而忘身”：“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可以说，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还对皇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

文帝见他激昂陈词，无所隐讳，于是将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强调地方诸侯日益做大，自行其是，鱼肉百姓，不奉上命，早晚为祸，不如早图：“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父亲知道他力主削藩这件事情以后，亲自从颍川赶来，劝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侵害剥夺诸侯利益，疏远人家骨肉之情，招致许多责难怨恨，你为的是什么呢?”晁错说：“本该如此。不这样做，天子不得尊崇，王室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安宁了，可是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于是喝毒药自杀了，临死时道：“我不忍看到灾祸殃及自身”。

父亲的死，当然并不能阻挠晁错“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志愿。七国造反之后，汉景帝急召周亚夫与窦婴等统率军队加以平叛。窦婴本就与晁错不和，于是借机陈说对他不利的言论，晁错本人又在此时主张景帝御驾亲征，以便鼓舞士气，自然引起这位“怕风怯雨”之君的厌恶；而曾任过吴王相的袁盎，与晁错又是宿敌，也趁势火上浇油道：“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死晁错这个小人，恢复原来的封地；只要斩杀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深以为然。

晁错的命运一步步滑向深渊，他还痴心不改，浑然不知死之将至矣。

一天，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暗奉上命，联名上书，弹劾晁错，说他通敌悖国、僭越犯上、离间君臣，提议将其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景帝这才知道后悔。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晁错的死因，实亡于“三蔽”：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此“人主之蔽”也；错为人峭直刻深，沾溉后辈，其泽甚远，杀之而不问百姓之意，此“制度之蔽”也；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以卑谋尊，以疏间亲，此“臣行之蔽”也。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