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德敬:解密柳宗元的体质与年寿

柳宗元(773—819),享年47岁。中唐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享年75岁,刘禹锡(772—842)享年71岁,韩愈(768—824)享年57岁,韦应物(737—792)享年56岁。特别有意思的是,柳宗元比刘禹锡还小一岁,二人同年进士及第,同时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同时被贬为司马,十年后又同时被召至京城又同时被贬去南方任刺史,但柳宗元比刘禹锡年寿低了不少。而柳宗元的诗文,似乎也与其体质与年寿存在着很大的关联。这些都是很值得一探究竟的。

柳宗元家族的年寿基因

我们首先来看看与柳宗元具有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家族成员的年寿。

七世祖柳庆(517—566),享年50岁。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言柳庆在后魏为侍中平齐公。至于六世祖柳旦、五世祖柳楷、高祖柳子夏、祖父柳察躬四人的年寿,文献中失载。

柳宗元父亲柳镇(739—793)贞元九年五月卒于长安家中,享年55岁。柳镇在及第之后曾因兵乱隐居王屋山,后来举家迁徙吴地。他长期在基层为官,在晋州做录事參军的时候,经常与武将出身的上司据理力争,当时有无辜的人要被活活打死,柳镇则“以身捍笞箠”,代人挨打让他的体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柳镇因为不惧权贵的品格,两度入朝,分别做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这个官职品阶不算太高,但能够弹劾权贵。柳宗元在父亲去世当年的二月科举及第,能够看到儿子考取进士,这应该是柳镇一生中的一件幸事。柳宗元母亲卢氏(739—806)元和元年病逝于永州零陵佛寺,享年68岁,她是柳宗元至亲之中最为长寿之人。

从祖柳某(726—780),大历二年(767)丧原配。建中二年卒,享年55岁。叔父柳缜(747—796),贞元十二年暴疾而卒,享年50岁。伯祖柳某,此人有可能是柳宗元祖父柳察躬之兄,生一男三女,不久即去世,他享年的上限应该是35岁。柳某与李氏的三女儿,即陈苌之妻,中道患有痼疾,生子不满期月而殒。柳某与李氏的嗣子早夭。

从兄柳宽(765—811),为岭南节度推官、荆南永安军判官,在南下广州途中,感染了瘟疫,上吐下泻,元和六年卒于公馆,享年47岁。从弟柳宗直(783—815),因为读书作文太过勤奋,得了上气病,腹胀得厉害,每次发作,难以俯仰,饮食和睡眠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之后,柳宗直在炎热的七月赶过来投奔从兄,途中感染疟寒,痊愈后即随柳宗元到雷塘祈雨,元和十年一夕暴亡,享年33岁。柳宗直之死对柳宗元打击很大,他在《祭弟宗直文》中说:“吾门凋丧,岁月已久,但见祸谪,未闻昌延。”侄女柳雅(804—809),元和四年卒,享年6岁,她的死因柳宗元没有明确交待,很可能是因为体弱多病而卒。潞州兵曹柳君,贞元二十一年(805)卒,柳君死的时候,柳宗元做礼部员外郎,这正是他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柳宗元的妻族、亲戚、师友的年寿影响

美国医学机构研究成果表明,无血缘关系的夫妻间寿命的相关性,反而比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更为紧密。更奇怪的是,姻亲之间也具有寿命相关性。按照这个理论和思路,我们再来调查一些柳宗元妻族的年寿问题。

柳宗元妻子杨氏(777—799)三岁丧母,她是在外公家里长大的,自幼许配柳宗元,贞元十二年(796)完婚。但她与柳宗元共同生活了四年即病逝于长安,享年23岁。杨氏素患足疾,行走不便,婚后又不能生育。这些问题都是严重的心理阴影,进而影响到她的健康问题。杨凭是柳宗元的岳父,其体质与年寿不详。杨凭有一昆仲杨凝,患病居家三年,后成痼疾,贞元十九年(803)去世,柳宗元在《为李京兆祭杨凝郎中文》中说是“促龄”。杨凭另一昆仲杨凌,有雄杰老成之风,可惜染上大病,不数年而夭。杨凭与杨凝、杨凌兄弟在大历年间接连考取进士,时号“三杨”。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杨凝、杨凌二人平均年龄的上限是30岁。杨凭的一个侄子杨承之,在加冠之后第二年即去世。

与柳宗元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配偶以及很多同党、同乡、同仁的辞世无疑会对他造成很大的打击。

大姐夫崔简(761—812)元和七年卒于驩州,享年52岁。二姐夫裴墐进士出身,元和十二年(817)患痁泄之疾而卒,他享年的上限应该是50岁。叔母陆则(762—796)与柳缜同年去世,享年35岁。伯祖母李氏(720—800),贞元十六年卒,享年81岁。伯祖柳某与李氏的大女婿,即柳宗元的伯姑丈李伯和患病不治而亡,享年不详。

吕温(772—811),进士出身。享年40岁。吕温之父吕渭续弦柳氏,享年42岁。柳氏夫人是柳宗元的堂姑母,有了这层关系,吕温与柳宗元即为中表兄弟。吕温之弟吕恭(777—813),进士不第,元和八年在去广州的途中患病而卒,享年37岁。吕恭之女吕倩卒于父葬途中。

陆质是柳宗元的业师,中唐时期“新春秋学”派的领袖人物,曾为皇太子侍读。永贞元年(806)患疾而卒。陆质对柳宗元的影响,不仅是渊博的知识,更主要的是深刻的思想。陆质的生年不详,我们无法得知他的年寿问题。

凌准是柳宗元的好友,他们共同参与了“永贞革新”,失败后又一同遭贬,同在“二王八司马”之列。凌准在贬地连州期间,母亲去世,他因为贬官的身份竟不得奔丧,两个弟弟在为母守丧期间相继去世。凌准为此哭瞎了双眼,元和元年(806),不食而卒。韩慎是“二王八司马”之一韩泰之兄,贞元十六年(800)暴病而卒,享年不详。独孤申叔(775—802),贞元十三年(797)中进士,他在贞元十八年居父丧期间,未及周年祭父而卒,享年28岁。张后余(780—808)比柳宗元小7岁,柳宗元爱之如弟,可惜,“既得进士,明年,疽发髀卒”,享年29岁。雷五,她是一个享年15岁的永州姑娘,家贫,一年四季也不能更换衣服,最后患病而死。段弘古(765—814),处士,他在途经桂州的时候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礼遇,发怒致病,不肯就医而卒,享年50岁。看来段弘古这个处士很爱面子。他当初在拜见柳宗元的时候,向柳宗元出示了已经作古的吕温的手迹,令柳宗元大为悲痛。

张因是柳宗元父亲的好友,也是柳宗元的业师,他还是道教第七代张天师张回之兄,居东明观修道三十余年,贞元二十一年(805),张回之子张袭去世,张因“哭之恸,遂病。”张因在自撰墓志之后,卒。

以上二十余位人物与柳宗元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与柳宗元的伦理关系也亲疏不等,他们平均寿命的上限为40岁。这些人的离世,对于柳宗元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负能量,进而有损他的体质和年寿。

南州水土与气候的摧残

今天的江南是山清水秀的代名词,是北方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在古代远非如此。南州的水土气候与北方迥然而异,特别是山岚瘴气,对北人来讲简直是洪水猛兽。《后汉书·南蛮传》曰:“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这则材料说明,瘴气在南方自古有之。《旧唐书·陈少游传》:“(少游)泣曰:'南方炎瘴,深怆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可见,唐朝时期北方士子对于南方的瘴气是非常恐惧的。柳宗元的很多亲友死在南方。柳宗元的母亲在北方生活了67年,她在唐代柳氏家族成员中的年寿仅次于柳宗元的伯祖母李氏(81岁)。如果不是来到南方,她的年寿可能会更长。但是,在随柳宗元来到永州之后半年即病逝。北人长途跋涉已经导致了身体虚弱,南方的瘴氣随之成为致命杀手。正如柳宗元所说,永州“人多疾殃,炎暑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遂遘大罚”。柳宽的情况与此大体相类,柳宗元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中说柳宽“府罢,为游士,出桂阳,下广州,中厉气呕泄,卒于公馆”。厉气就是瘟疫之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同样是死神的代名词。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故厉气所中,必加短命之人。”此言不虚。吕恭的情况同样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他本来“貌奇壮”,“宜寿考硕大”,却在去广州后死于“病咳疟加廗”,37岁就撒手人寰。柳宗元在他47岁的生涯中,贬谪永州和柳州的时间共计15年,这15年是他身体急剧恶化的生命阶段。在永州期间,他曾经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向友人谈及自己的体质问题,“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痞疾是腹内结有肿块。他“行则膝颤,坐则髀痺”。在贬谪永州后不久柳宗元就开始病魔缠身。同年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又这样自述: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毛发萧条。

眼睛昏花,腿脚肿痛,头发稀疏,遍体疼痛,这样的体质大大激发了他的生命意识,他向萧俛诉说:

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

做为一位既关注现实又熟悉历史的学者,柳宗元发言立论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文化基础。在这段文字里面,他首先对古人平均寿命的上限做了一个界定,这个界定与杜甫所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吻合的,但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源于自己的认知从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37岁的柳宗元就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疲惫与痛苦,千载而下,思之犹能令人潸然。到柳州之后,他的体质变得更糟,他在《寄韦珩》一诗中写道:

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在去世的前一年,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与魏忠、欧阳翼几个部下饮酒,他伤感地告诉他们,自己明年可能就会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这些生命意识的表达都基于他对自己体质与年寿的清醒的认知。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指出,天象与人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各行其事互不干预。这种哲学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因为他大胆地否定了汉代以来非常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帝制鼎盛的时代,柳宗元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像在重重的乌云中迸发出来的一道闪电。他撰写的《非国语》一书凡67篇文章,对于《国语》中涉及的政治、哲学、经济、军事、历史、伦理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柳宗元都展开了批判,他大胆地反对天命,反对谶纬,反对愚忠,反对君权神授。罹患重疾与丧失亲友这样的生命体验使得他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深入骨髓,这使他的心理世界增加了许多怀疑和批判的力量。

柳宗元自身抑郁气质的影响

柳宗元曾经在《送澥序》向堂弟柳澥回顾柳氏家族的历史,他说: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数十岁乃一人。

武则天称帝,对于柳氏这样的世族大家给与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柳宗元心里抹不去的伤痛。更让他伤痛的是,武则天时代成为历史之后,柳氏家族仍然不能振兴。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柳宗元的气质,进而也影响了他的体质和年寿。

柳宗元是个抑郁气质非常突出的人,这与以爽朗闻名天下的刘禹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刘禹锡有着与一般士子不同的开朗性格,故有“诗豪”之誉,在他的文笔之中,不怕输、不服输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中,他却总能看到亮色。作为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也同样因为“永贞革新”被贬于南州,并且随后因为得罪权贵一贬再贬。可以说,刘禹锡前后累计贬谪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南方的时间甚至比柳宗元还要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么刘禹锡怎么就活到70岁出头呢?既然两人面临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差不多,那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只有性格这个因素了。

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是很有棱角的人,韩愈说他“俊杰廉悍”。但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他的心灵受到了重创,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刺讥怨怼”成为其性格的主要特征。早年热衷政治的柳宗元一下子感受到仕途的绝望,而家族的急剧衰落也让他痛心不已。这两个方面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疙瘩,柳宗元排遣郁闷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闷即出游”,就是靠幽泉怪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暂时忘却烦恼。还有一种是沉浸在佛经之中,在永州期间,“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阅读佛典让他“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不可否认,佛教在缓解柳宗元的伤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出游山水和阅读佛典对于柳宗元排遣抑郁只会起到一个扬汤止沸的作用,自己走出抑郁才是釜底抽薪,可惜柳宗元没有做到这一点。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得好:“痛苦这把犁刀,一面割破了你的心,一面挖掘出了生命的新源泉。”伤痛对柳宗元在文学和思想两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生创作的祭文、墓志等文章达数十篇,大大丰富了《柳河东集》。罹患重疾的柳宗元还要不停地为亲友团撰写祭文和墓志,这些文章感情真挚而又沉痛,痛中思痛,痛何如哉。柳宗元在体质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取得了文学和思想上巨大的成就,这也可以看作是“蚌病成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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