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多人会说，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只要商贸繁荣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拥有这些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待遇作为保障呢？我们只要看看泉州的现状就能知道答案了：泉州的GDP连续22年福建省第一，是一个传说中的富得流油的城市，然而即便再有钱，依旧要受到各种牵制。南边的经济特区厦门凭借优势的政策，对泉州有着强大的虹吸作用，把泉州企业的总部和货物都吸引到厦门；北边的省会福州利用行政上的优势，掌握了全省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要素，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如果把省会和经济特区同时放给泉州又会如何呢？泉州绝对会变成一个超级巨无霸，再现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雄风。宋代的刺桐城正是一个拥有特殊经济政治地位的城市，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逐一为大家介绍南外宗正司是如何为泉州做成贡献的。南北宋之交，宋朝版图收缩，南宋迁都至临安，赵氏皇族也随之迁移。南外宗正司一开始迁移至镇江，但是因为地处抗金前线，宗室后来辗转几千里，于于建炎三年（1129年）来到泉州。南外宗之所以选择泉州，一来是因为它偏安一隅，有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却又比广州更靠近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临安；二来是因为它商贸繁荣，拥有可以满足皇族奢华生活的物质条件；三来是因为它经济发达，财政上足够供养皇族。
南宋版图
随着南外宗的迁入，一大批配套的官绅士庶也随之涌入泉州，引起泉州人口急剧增长。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嘉定年间，记述当时泉州“城内画舫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人口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的综合现象，手工、农业、商贸不断繁荣和发展，是泉州迅速发展成为对外通商的大海港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信大家平时应该不少在各种媒体上看过沙特皇室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当有3000个这样的皇室生活在一个城市，又会给它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首先，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质量，南外宗室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使泉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之一。这期间，从农村到城厢，桑、蚕、丝、织、染，形成一条龙产业链，为外贸提供充足货源，驰名中外的“刺桐缎”成为蕃贾的抢手货。同时，他们也是海外奢侈品贸易的最为重要的消费者之一，甚至也参与到海上贸易中来。南外宗室成员有俸禄（有官人）有补助，买得起奢侈品，有的人甚至有能力大宗消费，而奢侈品构成海外贸易的主流。1973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一艘巨型远洋船载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木、胡椒、槟榔、玛瑙、玳瑁、朱砂和索马里龙涎香。这艘古船发掘出木牌签96件，其中“南家”18件，“南家记号”1件，计19件，占出土木牌签总数的百分二十，同时，还发现许多与南外宗室有关的木牌签。
宋代古沉船上的木牌
南外宗设置宗学，教育宗子，请当时一些名贤硕儒为教授。南宋是泉州历代进士人数最多的时期，共登进士800多名，其中南外宗人占129名。泉州文庙、府学为全省最大，是在南宋定型的，除州学、县学外，还有书院、文学。“极至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诵读之声相闻。”说明泉州文风最盛在南宋。南外宗的入泉，随带家班形成，发展为地方戏种。梨园剧种是现存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南音虽溯源晋唐，但也随着南外宗室的大量迁入而发展形成。南外宗带来的太祖拳对泉州原有的南少林拳，起过匡正和提高的作用。在礼仪风俗方面，由于皇族生活讲究堂皇、气派，往来讲究礼仪，对泉州产生很大影响。如大厅陈设的长案桌、八仙桌、太师椅等。
府文庙
南外宗在给泉州带来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同时，也为泉州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公元1129年到1232年，泉州南外宗室人员从349人增加到2314人，短短百年间增长近六倍。到了宋末，居于泉州的宗室多达3000多人。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经费主要由转运使和当地各承担一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到了公元1232年，泉州知州真德秀上呈奏折讨论南外宗室支出提到，“泉州每年计出备俸钱、米钱14.37万贯”。虽然宗室人员的官俸补贴增加了泉州的财政负担，但他们为泉州市场注入了数额巨大的消费资金，提高了生产能力，刺激了消费市场，促进了海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南外宗正司遗址
为了减少宗室群体的负面影响，发挥正面积极作用，朝廷委派了得力官员治理泉州。从建炎元年到咸淳初年的一百四十多年间，泉州知州中有八十七人是进士出身，其中赵宋宗室有十三人担任过泉州知州。南外宗室一改北宋不允许掌权的惯例，在市舶司提举这样重要的职位上曾有11位宗室执掌过，共计任职77年，可以说南宋的泉州市舶司基本上是被宗室所掌控。宗室成员在担任市舶司提举和泉州知州时，大多能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不断改变泉州官员形象，积极实施新的贸易政策，并受到中外海商的欢迎。宗室成员赵崇度任市舶司提举后发现，因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故“至者绝少”，他与郡守真德秀共同铲除积弊，“罢扣买，禁重征”，经整顿，“逾年舶至三倍”“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泉州港逐渐恢复繁荣；宗室成员赵孟传任泉州知州兼市舶司提举时，整治对外贸易和港口通商秩序，打击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提升泉州对外开放形象；赵令衿在泉州知州任内，主持修建安平桥和东桥，将港口区与主要市场连成一体，促进城市商业繁荣……南宋时期，在泉州有三大州司级衙门：州衙、宗正司衙和市舶司衙。三大州司级衙门均可直通朝廷，甚至可以直通皇帝。这是除京城临安以外，绝无仅有的，是南宋朝廷给予泉州的特殊地位，使泉州成为皇权副中心，成为政治特区。
为广招外商，扩大贸易，使居泉宗室生活得好一些，南宋朝廷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如赋予泉州“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特殊政策，对能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发展海外贸易有贡献的市舶官吏和蕃舶纲首，政府兑现加官晋级等各种奖赏；降低关税，原本舶税，不分粗、细货物均为“十取其二”，在泉州市舶司申请后，朝廷将粗色舶货改为“十五征一”，细色依旧；市舶司每年举办宴会，犒设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营商环境改善、优惠政策支持、庞大消费市场，吸引众多海外舶商来泉州贸易，泉州海外贸易版图不断扩大。从对外通商国家看，据宗室人员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泉州通航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58个。海内外贸易商品更加丰富，从泉州输出的商品种类也多达60多种，除了传统的丝绸、瓷器外，还增加了酒米、乌铅、铁鼎、绢伞、腾笼等新品种。从各国各地区运进泉州港的商品有47项，包括乳香、沉香、龙涎香、鹦鹉、琉璃、象牙等等，其中香料和药材最多。正是因为有了南外宗正司和市舶司对泉州政治和经济上的加持，才使得泉州的海外贸易从进入宋朝起就迈入快车道，后来居上，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参考文献：
[1] 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编. 赵宋南外宗与泉州[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