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社 会 转 型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应当分三个层面讨论：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思想创新，制度转型的核心动力是利益集团的博弈，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从中国社会历史看，文化转型可能大约发生在从商到周期间。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礼乐文化”更注重世俗性。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至此，从周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都荫罩在了周“礼乐文化”的框架下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制度转型看，则是以秦帝国的建立为分水岭。从经济转型看，则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好的社会转型应注重均衡和可持续性。具体在文化方面，就是要寻找世俗文化与神圣文化的一种平衡；在体制方面，要寻找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制度均衡；在经济方面，要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另外，任何社会转型，都有一个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同，往往转型的结果就有差异。社会转型最优的初始条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

关键词：社会转型 中国转型 研究

关于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多研究，笔者就此问题也谈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什么是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什么是社会转型？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应当分三个层面讨论，不能统而论之。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

文化，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注重世俗性的文化，一类是注重神圣性的文化。文化转型，其标志就是从世俗性转向神圣性或从神圣性转向世俗性。

制度，核心是政治制度，或关键是权力的分布。而权力的分布，无非是分散或集中。所以，制度转型，其主要标志就是权力从集中转向权力分散或权力从分散转向集中。

经济转型，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世界历史看，产业结构大体有狩猎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等。所以，经济转型，就是从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或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这里完成转型的标志是后者的产值比重或人口比重至少要占到50%以上。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文化是社会的灵魂，经济是社会的肉体，制度是社会的骨架。所以，文化转型是社会灵魂的转型，而经济转型则是社会肉体的重生，制度转型则是社会骨架的变革。相对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而言，文化的转型应更为重要，因为灵魂更体现了社会的本质。

二、社会转型的动力

由于社会转型分三个层面进行，所以，社会转型的动力也分三个层面。

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思想创新。而思想创新的主体则是知识分子，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启蒙。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知识。一般而言，由于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具有批判精神，所以，知识分子就更具有创新的优势。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人的创新结果。社会文化转型，最终是所有这些创新的总体合成。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启蒙未必就一定是文化从神圣到世俗，如欧洲的启蒙一样。实际上，将过度世俗的文化神圣化，也是一种启蒙。民众过度世俗，本质也是一种蒙昧，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表现。

制度转型的核心动力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或斗争的结果。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总是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政治则是实现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所以，对工具和手段的争夺就非常激烈。最终制度如何转型，将取决于利益集团博弈的最后均衡。

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技术变革将导致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生产力，最终将导致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模。

三、三种转型的关系

三个层面的转型未必在时间上是统一的。是文化转型在前，还是经济转型在前，还是制度转型在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往往是三者交错进行。也有可能是经济转型完成了，但文化转型没有完成，或制度转型完成了，而经济转型没有完成，或者是文化转型完成了，但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没有完成。

但三类转型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一般而言，文化转型与制度转型关系较为密切，而经济转型则相对独立。由于制度的变革，总是要受到变革主体价值观的指导，而价值观又是由文化规定的。所以，具有专制集权传统的文化，其体制的选择往往会具有更多集权的成分。另外，文化的转型，也会受到特定制度的制约。专制集权的制度，必然要求与专制集权制度相适应的文化。相对于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而言，经济转型则相对独立，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则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不是说经济转型就完全独立，经济转型的快慢往往也受到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制约。并且从长期看，若没有文化和制度转型的配合，经济转型往往就是低效率的或是高成本的。另外，经济转型也会对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有反作用。经济转型必将产生不同的利益团体，所以，经济转型也将客观催生新文化和新制度。

四、中国社会转型历史分析

从中国社会历史看，文化转型可能大约发生在从商到周期间。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礼乐文化”更注重世俗性。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至此，从周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都荫罩在了周“礼乐文化”的框架下而不断发生变化。

“祭祀文化”由于更看重超越界，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更偏向人的内在自觉。而“礼乐文化”由于更看重世俗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形式。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也就使国人的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

由于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这必将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有内在约束的民族，更容易导向民主制，因为内在约束更容易导致一种自觉人格，民主制度也就能更体现出其优越性。另外，有内在约束，必然就有一个强大的超越界的“神”，这对世俗的“王”也是一个制衡，这对民主建设也有利。而若只有外在约束，为了加强约束的效力，这就必然客观上要强化世俗权力的约束。因为外在约束本质是一种软约束，若没有强大的世俗权力约束来补充，社会就很可能很混乱和无序。而世俗权力约束的加强往往就容易导致集权制以及酷刑的盛行。并且集权制往往是通过酷刑来提高对人的灵魂的震慑力，进而产生一种与内在约束相似的作用。

中国社会为什么几千年专制集权不倒？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生长茂盛；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体制总是基本不变，可能也是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均衡。由于缺乏超越界，缺乏内在约束，而礼文化所起的约束作用是很有限的，于是，集权制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权力也就成了“神”的替代品。

另外，由于缺乏内在约束，礼文化就容易导致面子化，约束也就容易导致面子化，最后，面子也就成了最后的约束，面子文化就会盛行。另外，在社会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家族文化和血缘文化也容易盛行。在秩序缺乏情况下，家族和血缘既提供了一种保护功能，也对超越界的缺乏起到一种替代作用，这里家庙和祠堂就是对超越界的一种替代。

从制度转型看，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则是以秦帝国的建立为分水岭。以前大约是分权占优势，封建制本质就是一种分权，而以后则是集权一统天下，千年不倒。

从经济转型看，则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当工业经济比重超过农业经济比重时，也就完成了经济转型。

五、未来社会应转向何方

社会转型，有可能转向好的方向，也有可能陷入误区。笔者认为，好的转型应注重均衡和可持续性。

一是在文化方面，要寻找世俗文化与神圣文化的一种平衡。我们既要反对文化的过度神圣化，也要反对文化的过度世俗化。新的文化既要处理好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认为，建设一种和谐文化应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里和谐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是要具备理性精神；人与人的和谐，主要是要有诚信意识；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核心是要保持敬畏意识。

二是在体制方面，要寻找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制度均衡。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若不能体现正义原则，这两种体制本质都不是合理的。集权体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约束集权者，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民主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民主虽然能体现公共意志，但公共意志未必就体现正义原则。从目前看，民主体制比集权体制相对能更好体现正义原则和精神。但目前西方民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化和协商化是完善民主体制的一条有效途径。另外，在制度引进建设方面，也要注意与本土文化的相容性。不相容，引进的制度就是一个空架子，就是摆设，就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

三是在经济方面，要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目前，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关系看，工业经济也不能过度张扬，应更加注重发展农业经济，要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从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关系看，要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消费角度看，要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和炫耀性消费。从分工角度看，应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反对过分依赖全球化。从信用角度看，应反对信用的无限制扩张，提倡币值的稳定和有节制的信用。在经济调控方面，我们既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超越凯恩斯主义，要适度刺激需求，而不应一味注重刺激需求。

六、社会转型的最优初始条件

任何社会转型，都有一个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同，往往转型的结果就有差异。社会转型最优的初始条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

社会转型要不要强势的政治领袖，有不同观点。有些人认为，转型过程本身就包括对强势政治领袖的消解过程，因为民主化是不需要强势政治领袖的。其实，从社会最终的转型目的看，肯定是要消除政治权威的，是要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体制的。但在转型过程中，未必就不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有强势的政治领袖，可以有效把握大局，从而可为转型提供权力和秩序保障。若没有强势的政治领袖，转型就更多具有了自由主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就是一个各利益集团的混乱博弈，其均衡结果就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自由主义可以导致社会创新和知识的扩展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自由主义未必就导致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扩展。而一个社会若有知识和效率，但缺乏道德和秩序，这样的社会发展必然是高成本的，也是缺乏正义精神的，其本质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需要进一步转型的。

但强势政治领袖要成为社会转型的最优条件，其自身也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领袖本人要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并能将这种精神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二是在社会转型完成后，领袖本人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若强势政治领袖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转型就是麻烦，在强势政治下，社会就可能面临落入一种集权主义结构的危险。

杰出的思想家为社会转型提供最优设计。若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提供设计图纸，社会转型就是盲目的，就是一个摸的过程。而摸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公众的良心是实现社会转型稳定有序的基础保障。转型必然伴随秩序和制度的重新建构，必然会出现一些秩序稀缺或规则矛盾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良心出场，有无良心就是社会有序无序的关键。有良心，即使社会缺乏明文规定的各种正式制度，社会各种交往活动本质也会是有序和合理的，不会与正义偏离太远。这里良心实质就是心中的法官，也是外在秩序的心灵守护者。古罗马的西塞罗说：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良心是“人内的神”，“圣神居在你的心中，他是我们做坏事的监督人，好事的防卫者”。蒙哥马利说，良心是罪人的地狱。卢梭说，良心是善与恶的万无一失的评判者。拉蒙纳斯也说，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

另外，若社会公众缺乏良心，就是有强势政治领袖的领导，也有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也很难变为亿万群众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很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生巨大的偏差，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强势的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这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时势造英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另一方面，英雄也需要有英雄的人格基础。而人格，与遗传以及后天环境的造就和培养都有很大关系。

杰出的思想家，如何产生？首先，需要提倡思想的自由和开放。自由和开放是产生杰出思想的基础条件。其次，国家要更加注重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扶持。对社会发展而言，社会科学实质比自然科学要更重要。自然科学体现的是工具理性，而社会科学更多体现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要高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统领。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把握中，才有可能体现出其积极的意义。

公众的良心，如何产生？这就需要对习俗进行改造。包尔生认为，良心是从习俗中获得的，可以把良心定义为对风俗的意识或风俗在个人意识中的存在。马克思也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宋圭武著，《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子、血缘、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宋圭武著，《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