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 | 刑事和解协商中的陷阱
代表嫌疑人及家属与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谅解的协商，是许多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会做的事情。一般来说，被害人接受赔偿并作出谅解以后，嫌疑人会在量刑上获得较大幅度的从宽。
许多新执业的律师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和解协商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谈得拢是自己的功劳，谈不拢也无功无过，因此协商前后也不作准备，不打草稿，草率迎战，最后往往是谈得一塌糊涂，在协商过程中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产生执业风险。
这绝非危言耸听，我自己经历过许多次和解协商，有谈成的，也有没有谈成的，但无论谈成与否，每一次和解协商的过程都让我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至于每一步和每一句话都十分小心，生怕产生错误。这篇文章中，我将举出两个例子，与大家谈一谈刑事和解协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高额赔偿未换得大幅从宽，家属易责难于律师
实务当中，被害人家属有时会在协商中提出巨额的赔偿请求，赔偿额度往往超过律师和嫌疑人家属一开始的预算。嫌疑人家属经过衡量利弊，慎重考虑后，还是决定依照被害人所提出的数额进行赔付。
而这个时候，辩护律师要提高警惕：家属之所以愿意以超出预算的数额进行赔偿，目的是希望通过赔偿换取谅解，让嫌疑人能够获得尽可能轻的处罚。但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和“谅解”一定能够使量刑获得大幅度的降低，更不可能保证嫌疑人一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律师不提高警惕，一味的积极地促成赔偿后，量刑从轻无法达到家属所希望达到的程度，那么会把自己推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家属会指责律师没有尽到提醒义务，更有甚者，会指控律师和被告人一起瓜分了赔偿款，面对这种指责和指控，律师将会陷入异常被动的境地。
为了避免陷入如此境地，我建议各位同行在进行赔付之时，先与嫌疑人、嫌疑人家属签署一份赔偿谅解风险告知书，就赔偿的数额、赔偿的效果进行风险告知，使得嫌疑人和家属清楚赔偿行为背后的相关风险。具体风险告知书如下，同行们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和实际情况，对内容和格式进行修改：
XXX涉嫌XX罪一案
赔偿谅解风险告知
时间：2021年X月X日星期X
地点：广东XX律师事务所
主办律师（下文“问”）：XXX律师
接待客户（下文“答”）：XXX家属（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民族：X族，与嫌疑人关系：XX）
二、在正式协商赔偿事宜前，尽可能的核实案情
在侦查阶段中，律师了解案情的主要途径是刑事会见，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因此无法核实嫌疑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如果在与被害人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被害人说一句“他做的可不止这么些事情”、“你问问他自己做了什么”，甚至直接陈述出与嫌疑人陈述完全不同的案件事实，就会使协商因为事实的分歧而无法继续。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过分地责难律师，因为侦查阶段了解案情的渠道和手段实在太有限了。这个阶段，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不便透露案情”为由，拒绝告知更多的信息。而嫌疑人的家属大多对嫌疑人的涉案情况一无所知，律师了解案情往往也不会把过多的期望放在家属身上。
在协商过程中，如果双方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进行协商，最后只会使得协商得不出结果，甚至损害了互信，使得协商陷入僵局。因此，我的建议是在正式进行协商之前，一定要跟被害人方确定基本案情，避免出现“案情不一”导致“协商无果”的情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实践当中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形：被害人家属存在多方，且相互之间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对案情的知情程度并不相同。这种情况下，如果像平常一样进行协商，很容易将双方的和解协商搞成“六方会谈”，难以达成最后的协商结果，甚至有可能还未谈及关键问题就引发冲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律师在参与协商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双方参与协商的人员信息，大概了解参与人员的情况、态度、诉求和知情情况，并提前做好预案，避免在协商中出现变故。
《孙子兵法》有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意思是谋划准确、周到以后再开展行动，知道目的地才能够有所收获。和解协商也一样，需要准备充分，考虑周全，再开展协商的活动。但所谓谈判的手段、策略，其实都只是技巧，最重要的还是律师作为协商的参与人，本身要抱着真诚的态度、促进化解矛盾的立场去参与协商谈判，而不仅仅是为嫌疑人获得从宽的量刑。只有这样，律师才能真正做到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从被害人的角度去看待案件所影响的人生，以此帮助嫌疑人真正获得谅解。
（本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