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发展历程

      1、创建期

　　有关都江堰的创建，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概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概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此后，班固的《汉书·沟洫志》、应劭的《风俗通义》、常璩的《华阳国志》都有详细记述。所谓“凿离碓”，指的应是开凿都江堰的宝瓶口这一工程。“壅江作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即指的是类似分水鱼嘴的工程。

可见都江堰在创建之初，可能只有两个工程一一分水鱼嘴和宝瓶口，重要的溢洪工程一一飞沙堰在创建时期还未出现。并且，李冰在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时候，他考虑这项工程所要发挥效益依次是防洪、航运和灌溉。创建期的都江堰，主要是分水鱼嘴(也称“堰”)和引水的宝瓶口，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互相影响的水利系统。

　　2、逐步完善期

　　（汉代至唐代）西汉文帝时期，文翁任蜀守，史载他“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穿湔江口”的工程不仅使得都江堰的灌概面积扩大，保证了成都平原西北部的灌概水源，而且也使得都江堰的内江水系与论江相联，都江堰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提升。东汉时，都水掾的设置，显示出国家直接参与都江堪工程的管理，都江堰及灌区的维持与发展得到保证。三国时期的蜀，由于要大力发展经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尤其体现在加强对都江堰的管理上，不仅在都江堰置堰官，而且还派军队驻守，以保证对都江堰的有效控制。

　　西晋时，在蜀郡同样设置有专门负责灌概用水调度的官职，如蜀渠都水行事、蜀渠平水、水部都督等，可见中央政府十分重视都江堰的的重要作用。晋代左思在《蜀都赋》中写道：“指渠口以为云门”，同时代的刘逵注说：“李冰于岷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概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为云门’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在引用以上史料的同时还补充：“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入郫江、检江，以行舟”。

从这些记载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江堰，其渠首工程应包括堋(相当于鱼嘴)、渠口(宝瓶口)、内江引水渠以及内江各干渠的进水口，同时，由时人对都江堰的认识也可以看出，这时期的都江堰渠首各工程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都江堪工程本身也日趋成为一个系统工程。

　　至唐代时，有关都江堰的记载更加详细，《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彭州导江县(今都江堰市)条:“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新唐书·地理志》也记载说：导江“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又有小堰，长安初筑。”

唐代的都江堰渠首工程有楗尾堰(相当于鱼嘴)、侍郎堰、百丈堰，不过这里的侍郎堰、百丈堰不一定就是指的今日的飞沙堰和鱼嘴之上游的百丈堰，但组合在一起应是发挥壅水、引水的重要作用。唐代都江堰的灌区也有很大的发展，灌区不仅继续延伸至成都平原南部甚至岷江中游，而且灌区的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从渠首到灌区己形成了较严格的岁修制度，保证了都江堰永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3、成熟期

　　（宋元明清）两宋时期，有关都江堰的文字记载较前代大有增加，由这些丰富的记载可知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包括象鼻、离堆、侍郎堰、支水和摄水等，其中“象鼻”指的就是具有分水引水功能的鱼嘴，“离堆”即进水的宝瓶口，“侍郎堰”在此时的功能相当于泄洪和排沙的飞沙堰，“支水”和“摄水”等辅助设施大致相当于导流堤、拦河低堰等。至此，拥有分水、导流、引水和溢洪排沙综合功能的工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都江堰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水利工程己经进入了成熟期。

成熟期的都江堰内江灌区共分出4条干渠，灌溉着成都府，蜀、彭、绵、汉、邛5州，灌概面积超过200万亩。都江堰的管理也更加完善，不仅形成了稽查、水政和工程三个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而且都江堰还成为国家水利工程，朝廷派出御史领提举官，到灌区巡视，代表中央政府监督岁修工程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地方上则设置各级官员共同负责灌区的水政和都江堰工程的管理及岁修活动。

宋代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都江堰连年失修而废弃，除了宝瓶口被保留之外，都江堰的其他工程设施几乎都因受到破坏而荡然无存。当战争结束后，都江堰又得到重建，并迅速恢复原有灌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