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论类书的流弊及其学术价值 | 西东合集
类书始于《皇览》，历代皆有编纂，历代类书都有其独特之处及特殊价值，但存在的缺点也毋庸讳言，士子摇笔为文，离开“兔园册子”就不能下一言，这种只在辞藻里面下功夫、典故里面翻跟头的学习方法，必然是要受到有识之士批评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序载：“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1]1141《四库全书总目》卷135《类书类一》之《源流至论》提要又载：“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1]1151《四库全书总目》卷139《类书类存目三》之《类书纂要》提要亦载：“是编于类书之内稗贩而成。讹舛相仍，皆不著其出典，流俗沿用，颇误后来。”[1]1181诚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肴馔经史、渔猎子集的类书在喜欢它的人眼里是分门别类、事类相从，但在反对它的人眼里则是割裂群书、断章取义，部分学者甚至将之视作“獭祭”、“饾饤”、“剽窃”、“腐烂”之书，而造成如此截然不同观点的原因是什么呢?类书之流弊又是如何积重难返的呢?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礼记·学记》载：“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2]970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只靠记诵书本知识以资谈助或应答问难的学问不配做老师，诚然，如果学问没有融会贯通，只靠死记硬背，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只是知识而成不了系统，于是便有了不过记问之学何以称学问的观点。孔子亦曾说：“君子不器。”朱熹集注解释道：“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3]14可见，从孔子到朱熹，皆是强调学问的融会贯通，而不是单单的一才一艺而已。但是，类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学问，类书最初的出现也是为了应对人们记忆力、阅读力的不足而出现的，而古今学者根据《礼记》乃至孔子、朱熹的观点，潜意识中将类书与记问之学划上了等号，并且总是有不过记问之学，何以能称学问的看法!如此一来，十分强调知识性的类书就成了记问之学、记诵之学的代名词，就有点难登大雅之堂了，甚至处于一种被人轻视的地位。
葛兆光《知识史与思想史》言：“我不知道思想对知识的无端骄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思想史把自己的视野与各种知识史剥离开来的习惯是怎么来的。”[4]132-140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又言：“又如类书，我相信现存的各种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六帖》、《太平御览》是思想史的绝好文本，它们大体一致的，按照天地、帝王、人事、礼乐、职官、品物为门类的分类法，各类中无意识地堆垛的各种通常共享的文献，恰恰就是我们测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水准的材料，而佛教与道教的类书，如北周的《无上秘要》、唐代的《法苑珠林》，似乎也可以作为分析社会普遍流传的佛教道教知识的文本。”[5]102-113虽然葛兆光先生对类书等知识性典籍的存在合理性及其重要性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知识性的类书仍然是极其不受重视的，知识与思想之间的距离更是天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类书的知识性，就是因为类书被认为是记问之学、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与此记问之学、记诵之学相对应的科举考试中的“明经科”也受到古今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轻视。
类书为了摆脱记问之学、记诵之学的指责，唯一的出路就是升华自己的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使自己存在的正确性、合理性不容置疑。于是，类书编纂者不断地对类书的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进行提升，无论是大型类书还是中小型类书，编纂过程中编纂者皆是费尽心机地排列组合，务必使类书有一个好的思想性、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以构建出一个体例完善的知识系统。南北朝时期，《修文殿御览》编纂之时，已经开始注意构建类书的系统性、理论性。其言：“放天地之数，为55部；象乾坤之策，成360卷。”[6]2707《艺文类聚》的编纂者更是为了使类书的系统完备，不断创新编纂体例，以事类居前，列文词于后，改善了以往类书的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缺点，更提出这样宏伟的目标。所谓：“移浇风于季俗，反淳化于区中。戡乱靖人，无思不服。偃武修文，兴开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7]27经过一代代类书编纂者的努力，类书的体例、内容已经逐渐摆脱单纯的排列事类模式，类书的系统性也得到强化，逐渐成为文献整理体式之一种，子部之一家，甚者不少学者还不断地提升类书地位，为其单立门户，以与四部抗衡，这都是类书系统性、理论性、影响力提升的表现，更是类书思想性、学术性得到提升的表现。
但是，类书的使用者与类书的编纂者在对待、使用类书的态度上却是截然不同的，类书的编纂者不断地努力提升类书的系统性、理论性，使各类知识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缀集在类书的类目之下，使类书成为读书治学的万宝全书，而类书的使用者并没有完全体会到类书编纂者的良苦用心，他们在类书中随意采撷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懒惰，甚至是投机取巧，他们只是更为便捷地从类书中汲取知识，而不是借助类书升华自己的知识系统，渐渐地使自己成为一个为君子所不屑的容纳知识的“器”物，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机应变的系统。类书系统性、理论性愈强，类书的使用者愈能投机取巧，类书的使用者也就是人数最为众多的普通读书人，再一次将系统完备的类书变为单纯的汲取知识的工具书，如此一来，类书又一次沦落为单纯的不知变化的记问之学、记诵之学，并成为众多读书人装点门面、寻章摘句的利器，而有识之士对类书的各种指责随之而来，且有愈来愈凶之势，类书被当做贻害后学的“獭祭”、“饾饤”、“剽窃”、“腐烂”之书而被口诛笔伐，鞭挞不止。
二、“獭祭”、“饾饤”之学
类书与文学的结合是天然的，类书为文人作文提供资料，文人又编纂类书以适应新的作文需要；类书的大量流传，文人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有的逻辑、辞藻、用典，文学创作中即使是天才般的人物，也难以逃脱类书流传形成的窠臼，这便是文学对类书的记忆[8]75-78。诚然，类书与文学之结合是天衣无缝、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但是万事万物都应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类书与文学的结合太过，就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南史》卷59《任昉传》载：“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9]1455钟嵘《诗品序》载：“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10]4在类书发展的最初时刻，齐梁时代即出现了一个专事铅华、镂心敷藻的高潮，任昉是南朝最优秀文人之代表，他生活在齐梁时代，他的文学创作用事极多，以至于后人评价他病在用事太多，但用事之风并不是任昉所独有的，而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里面，镂心敷藻就是文学创作的常态，而所谓的雕镂是需要积累的，如何在日常的积累之中较快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又不至于遗忘，还便于翻检，那就是编纂类书，于是乎南北朝时期编纂类书的风气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并造就了一个华丽繁缛的六朝文学。这是类书与文学的最初结合，虽然后世学者有“文章殆同书抄”之叹，有“用事过多转为穿凿”之讥，但毫无置疑，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侈言用事，数典为工，以成风俗。
隋唐以来，类书与文学的结合更为紧密，文学创作中滥用类书现象更是多见。曾慥《类说》卷53《谈苑》载：“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11]1575《礼记·月令》高诱注：“獭，水禽也；取鲤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2]409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李商隐又是如何驾驭这些繁琐的典故与对偶的呢？根据上文可知，其是要检阅书册的，这个书册又是什么呢?很显然，定是其自己编纂的“随身卷子”、类书《金钥》等，有了这个“随身卷子”提供文料，其诗文才会“鳞次堆积”，后世学者对李商隐作文之“獭祭”并没有过多的鞭挞，因为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李商隐自己编纂类书自己使用，至少自己还是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自己的系统性还在，所以作出的诗文，即使是“鳞次堆积”也不失特色，而其他读书人，若以李商隐为例子，死记硬背，作诗文时又无法达到李商隐的随机应变，而其“獭祭”、“堆积”就会被人所嗤笑了。
宋人杨亿、刘克庄等人学习模仿李商隐，堆垛故实，务求字字有根蒂。《西轩客谈》载：“杨大年为文，使子侄检付出处，用片纸录之，文成而后掇拾，谓之'衲被’。”[12]《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载：“刘后村仿《初学记》，骄俪为书，左旋右抽，用之不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于此，然终身不敢离尺寸，欲古诗少许自献，如不可得。”[13]杨亿、刘克庄无疑是古人中的佼佼者，定也是学习李商隐作文方法学的较好者，但他们的诗文创作仍然被人称为“衲被”、“獭祭”，其他资质平庸的普通读书人的水平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于是有了寻章摘句老雕虫之讥，这无疑是类书被读书人过度地使用乃至滥用的后果，是类书与文学关系扭曲的表现，更是后世学者讥讽类书是“獭祭”、“饾饤”、“衲被”的原因。
王夫之《姜斋诗话校笺》卷二《夕堂永日绪论·三一》载：“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14]112“前所列诸恶诗，极矣，更有猥贱于此者，则诗傭是也。诗傭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征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闲则翻书以求之，迫则倾腹以出之，攒眉叉手，自苦何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暄、庆吊、各以类从；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余；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诧全体无瑕，不知透心全死。风雅下游，至此而浊秽无加矣。”[14]151-152王夫之所批评的诗文之风，即是“獭祭”、“饾饤”之风，将《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随时翻检，组合排列，“獭祭”、“饾饤”一番，就编织出一篇像模像样的诗文了，但是这种文章必然是王夫之所批评的“诗傭”，无创见，寻章摘句，千篇一律，透心全死。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文理》载：“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能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15]14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六《文集》又载：“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15]319章学诚对于类书之流弊日甚的原因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文人用类书以自志时，利害尚轻，非止利害尚轻，且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后果，文人从类书中获取文料，有助于知识积累，文学创作；而当读书人视类书为作文之捷径时，类书的流弊暴露无遗，因为利用类书很轻松就可以编造出一篇甚工整的诗文，虽然甚工整，却皆是“渔猎”、“饾饤”而来，没有创建与灵魂，而普通读书人禁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必然变本加厉地使用类书以求得功名利禄，这样的结果是一代代读书人尤其是人数最为众多的普通读书人为类书所征服，以至于离开“兔园册子”就不能发一言，而真才实学被荒废，大道沦散，无怪乎，王夫之、章学诚等有识之士对类书进行无情的讥讽与鞭挞。
潘耒《日知录序》载：“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16]1类书本是可以作为通儒之学的，但是经过类书使用者的挦撦、饾饤，类书成为雕琢辞章，缀辑故实之书，被视为“俗儒”之学，以至于文气扫地，这一切，非类书之过也，但类书却无以自明。邓嗣禹《中国类书目录初稿》之“叙录”亦言：“顾类书编纂者虽多为硕学鸿儒；而用之者类皆浅尝之士，故有高头短书之诮，兔园册子之讥。或珍为枕中之秘，而耻于示人；或疪其割裂剿袭，而戒其子弟……若夫类书为用，只备参考，略习途径；其中征引诸书凡有刻本者，自当覆按原书，以资互证；不能只依类书为捷径，徒事采摭，毫无别择，致复辗转稗贩之讥。”[17]
杨大鈊《类书流别序》亦言：“自来文章家之所最忌者，曰渔猎，曰驳杂，曰饾饤。是必就平时无畜德，而行文则取办于临时者言；设使徐孝穆、庾兰成复生于今时，而谓其风云月露之词章，乃取具于现成之《类典》，必无以取信于人矣。是故吾国自刊刻之术进，学者废手录而遗忘益多；自典故之籍陈，学者竟剿袭而实学愈少；二者非学术升降之一大关键欤？”[18]4千余年来，类书的编纂不断有新发展，类书的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亦不断提升，但类书编纂者的本意却没有被继承发扬，类书的使用者只是从类书中便捷地汲取知识，为诗文创作准备故事、辞藻，却没有使类书的思想性、学术性得到发扬，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后世的读书人，才气、学力皆不如前辈，只能是“渔猎”、“饾饤”前辈之书，而类书多以类相从、分门别类，无疑又是最为便捷且省力的剿袭工具，于是普通读书人囫囵吞枣般的将类书应用在诗文创作、科举考试中，“獭祭”、“渔猎”、“饾饤”在所难免，而这种使用越是广泛，影响越坏，类书受到的抨击越是激烈，以至于出现了封建王朝查禁类书、严禁流通之事。
三、“剽窃”、“腐烂”之书
类书博稽众籍，标其精华，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是读书人求取知识的捷径，也是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为了选拔真才实学，打击利用类书投机取巧猎取功名，早在宋朝就有了“查禁科场类事之书”的动议。《宋会要辑稿》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四月右正言刘三杰奏疏载：“但见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19]4322宋朝时期类书编纂兴盛，宋代大学者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也参与到类书的编纂中来，他们所编纂的类书总体质量较好，有益于学术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但是当类书与读书人投机取巧、赢取功名的欲望一旦结合起来，类书就成为了帮凶，尤其是部分完全针对科举考试编纂的类书，必然成为读书人求取功名利禄的垫脚石。
殆至清代，严禁类书的奏议更为多见。《清史稿》卷180《选举三》载：“嘉庆中，士子挦撦僻书字句，为文竞炫新奇，御史辛从益论其失。诏曰：'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20]3153此处虽然没有明言士子所怀挟者何书，然观下文《姚元之传》，则知当为《类典》之类的类书。《清史稿》卷375《姚元之传》载：“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九年，督河南学政，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并嘉纳之。”[20]11566辛从益、姚元之对嘉庆时期学子为文竞炫新奇、剿袭《类典》之事做了批评，并建议朝廷禁止《类典》之类书籍的流通，辛从益、姚元之的建议很显然也得到了朝廷的嘉许，而坊刻《类典》等书必然毫无质疑地被严禁了，而《类典》等书被禁的主要原因自然是读书人的剽窃、滥用，以至于使整个社会的学风、文风变坏。很显然，《类典》等科举类书的查禁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对类书的查禁并不是对所有类书的查禁，部分类书是历代帝王敕令编纂的，康熙皇帝亦敕令编纂过多部类书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故对于类书的查禁不可能是全部类书的查禁，严禁之类书主要是那些专门针对科举考试而编纂的部分类书，此等类书专门为考试而准备，甚者就是科举考试试题集，连类书最基本的知识性恐怕都被偷梁换柱，变成应试策略，如若押题得中，必然是全文抄袭，以致无法选举得人，这应该是封建王朝严禁《类典》等类书的主要原因。
清代学者对类书的批评之声可谓是不绝于耳、此起彼伏。钱曾《读书敏求记》卷3载：“唐人类书，大都为一己采用而作，如《白朴》之类，非若宋人取盈卷峡，撷谰诉欺，殊不足援据也。”[21]88江藩《汉学师承记》载：“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22]2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云：“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珪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于此者。”[18]40《书目答问补正》亦载：“清代类书，其引用之书，今皆完在，故止有村俗獭祭之用，于考证学无与。”[23]190
张涤华《类书流别》在古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类书的存在价值及其流弊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其言：“流览类书，可以周知著作之大凡，可以略识原书之梗概，其为用诚便。倘更循是以求本书，则辗转踪迹，无容不得；较之研治一问题而茫然不知何书可供检索者，其难易固甚彰较。然则，知类通方，此其蹞步，未可厚非矣。且类书之佳者，如《初学记》、《玉海》之类，或简而能核，或博而得要，亦未可以末流之滥而并薄之。国人治学，向重记诵，初不知编制工具之书，以为执简御繁之道，通才所由难得，未始非其一因。此后倘能多撰类书，使尽其用，则昔之魁儒硕学，穷年莫殚者，今则虽中才亦可从容坐收于衽席之间，则其有助于学术发展，宁有涯乎？《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善用与否，存乎其人也。偱斯义也，则知读类书者，或由之多识而蓄德，或由之溺心而灭质，亦系乎所趣而已，于类书何尤焉？”[18]41经过张涤华先生的阐释，类书之功过流弊一一展现出来，古今学者对类书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一味地贬低、斥责乃至要完全禁毁类书则是没有道理的，类书对于贫寒读书人来说，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功不可没，且《初学记》、《玉海》等类书的编纂质量还是可靠的，用之做执简御繁之工具，无疑是极其便捷的，如果读书人对《初学记》、《白孔六帖》、《事类赋》之类的类书熟读背诵，再加上其他学问的融会贯通，不会学不到真学问，不会出现上文所说的“剽窃”、“腐烂”之事，所困惑者，就是读书人利用类书急功近利的追逐功名利禄，且不知变通，抄袭堆积，矫揉造作，浮言满纸，遂成为有识之士批评的对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言：“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与简化。历史似乎有这样的惯例，大凡主流知识与思想已经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了垄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考试的内容、升迁的依据，并与个人的利益直接发生关系时，这种知识与思想会很快成为一些教条，并很快地简约化成为一种供人复述与背诵的内容。同时，传递与复制这种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的简约化文本，也会很快随着教育、考试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大量被传钞、背诵。”[24]86诚然，当更多的普通的读书人已经不再拥有文化贵族那种从容不迫地阅读闲暇，不计功利的经典素养之时，而是迫切需要能够应付考试以换取功名利禄的实用知识的时代，知识很难避免被教条和简化的命运，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很快随着教育、考试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大量被传钞、背诵，且一个王朝的政治愈是安定，读书人所能自由游弋的思想空间愈是狭窄，而所谓的经典知识被格式化、教条化，且被灌输进读书人的大脑中。经典学问如此，类书更是如此，且类书往往表现的更加强烈与明显，类书之思想性、系统性、学术性渐渐被知识、教条所代替，那个囊括古今、包容天地的系统转变为科举范式、应举策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知识遂成为读书人的常识乃至文化底色，使得读书人的思想被浸染，无可逃避地成为那个时代的跟从者、顺从者乃至效忠者。
类书的僵化，必然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必然把生动活泼的知识变成了死板呆滞的记忆，甚者，读书人只是背诵下辞藻，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更何况类书中的知识本身多是零碎的，于是诸多所谓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大声疾呼，类书遗毒之深，类书贻害后学，类书禁锢思想，而这些大声疾呼者本身也没有离开类书的天地，《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不也是他们所珍视的吗？类书的僵化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缩影，因为类书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于中国文化、学术的，类书为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资料，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又塑造出不同模样的类书，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类书横空出世，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文料，科举盛行的时代，科举类书应时而出，为举子准备材料，而类书之受诟病最多的时候，就是其与文学、科举结合最为过头的时候，此时期的文学、科举已然病入膏肓，已然发展至病情多发期，类书只不过是造成这严重病情的一个原因，而类书却总是成为替罪羊，被首先鞭挞责罚，这与类书的知识性资料汇编性质密切相关，更与人们内心的潜意识，人们内心固有观念的发酵有关，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四、类书的生命力
类书虽有诸多不足之处，并被历代学者批评，但是类书的传承却从来没有中断，类书的流传也更为广泛，无论是繁华的近畿都会，抑或是边远的乡村山林，甚至可以说，凡有诗书之处皆可见类书的流传。敦煌类书的重现展现了魏晋隋唐时期也就是印刷术未发达之前，抄本时代的类书流传情况，类书不单单是在中原内陆流行，在敦煌这个边远的小城里面也有广泛的流传，而散布在中国大地上千百个像敦煌一样的城镇必定也是类书流传的广阔天地，只不过敦煌藏经洞就一个，但是由此看来，抄本时代类书在中国的流传无疑是很广泛的。甚者，类书不仅在中国大量流传，在今天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也曾广泛流传，在日本、韩国、越南现存的古籍中有不少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古类书，甚至不少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类书在域外重新被发现，古代日本、韩国、越南学者依据中国类书又编纂出了不少类书，这些类书共同构成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东亚类书共同体[25]118-125。
历代文人学者在对类书进行批评的同时，对类书的重要价值亦曾做过阐释，明朝万历时期刘凤撰《海录碎事序》，强调了《海录碎事》有助于学者一面，其言：“拥书满案，采缉掇拾，则众篇浩繁，简策重复，有非一时可索者。故惟兹编出于宋泉州守叶廷珪，既猎其英华，而举其要领，凡事见于他者，率汇为一，而分条别类，枝析流疏，无不详载，虽断简残篇、片词只字，罔遗逸焉。使欲有所考索，一举而尽，是岂待劳于遍求群书而卒不能悉哉?则是编之为助于学，岂有量者！”[26]5明人沈际飞《类书纂要序》则强调了类书之利检阅，便诵览，其言：“凡今笔舌酬世，有一之不本夫古者乎？古日积日繁，其留者不及于徂者之半也；其述者又不及于留者之半也。以此古人持不论之惑，而承学怀难尽之忧；于是信综览未可以贯串焉。以类相从，如散钱之就索焉。此类书所由贵也。”[18]36清杨棨《角山楼增补类腋序》载：“泛览经史，每多忽略，类次故实，易备参稽。苟于诵习之余，遇事笺记，分别排比，以供驱遣，必无临文傥恍，难于援据之理。则类书虽涉饾饤，载籍中固不可少此一种也。”[18]37“獭祭”、“饾饤”、“剽窃”、“腐烂”、“渔猎”、“剿袭”是类书僵化的表现，更是读书人使用类书不当的表现，有的人高明，有的人是愚直，使用的好，就是左之右之采撷珍珠不尽，使用的不好，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食古人之残羹冷炙，但是类书之功能、价值却是不容诋毁与抹杀的，类书之文献保存、知识传播、道德教化功能更是毋庸置疑的，“是编之为助于学，岂有量者”、“载籍中固不可少此一种也”即是明证。
类书是文献的渊薮，其将各种具有相同性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汇集在一起，对于古人来说就是一个资料宝库，是古人进行资料检索征引的万宝全书。临事骤然，问答应急，博闻强记者也难免遗忘，翻阅检索也需要方法，也应该快捷便利，而类书征引繁复，检索便利，一本类书在手，即便不能应对所有的问题，但是遇事检索征引，还是十分方便的。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前言》言：“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学术史和文化史上，数量可观的一批类书，以其特殊的文献保存价值和资料查询功能，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27]3张涤华《类书流别》又载：“多识君子，信有之矣。是知博闻强记，未可责之人人；而中才以下，固不得不资于寻检。寻检之书，类书尚矣。观其囊括古今，包罗巨细，既已极称富备；而又分以部居，裁以类例，如钱就贯，一一秩然。故学者拥此一编，则智珠在握，无俟他求，而觅证取材，随在有逢源之乐。其为便捷，无俟繁言。”[18]36
时过境迁，古籍散佚严重，类书由于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遗文旧事往往托类书得以保存，断玑残璧尤为可贵。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载：“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隋唐，亦复如是。”[28]8《四库全书总目》亦载：“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1]1141《汪辟疆文集》之《读常见书斋小记》之“类书”条载：“《类聚》《御览》诸书，时异境迁，遗文秘籍，日就湮丧，而此等饾饤獭祭之书，反足以征遗帙，斠异文。故天水以前之类书，仍为学者所珍视，则亦时为之也。”[29]770《汪辟疆文集》之《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之“渊鉴类函”条载：“拙撰《方湖读书记》曰：类书品格最下，通人恒不重视。然阅时既久，古籍日亡，而前代类书，反为考订辑佚所资取，其重视又不亚于经史。”[29]56
任何一部优秀的类书都是一个时代知识的总结，宇宙的、国家的、历史的、动物的、植物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知识都被网罗搜集，且分门别类清晰而整齐地排列组合在一起，一展卷，天下万事万物尽在于此，这就为读书人积累知识、开拓视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正因如此，肴馔经史、渔猎子集的类书才被一代代读书人所重视、认可，并不断编纂新的类书以实现类书知识的新陈代谢。类书之内容兼容并包，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到《渊鉴类函》，类书之部类排列皆大致无二，先列天地帝王，次及典章制度，然后及于草木鸟兽，这个排列次序，首先反映了封建士大夫敬天尊君的观念，更反映了儒家文化在类书中的深远影响。总之，类书把最基本且被正统思想所认可的知识集中起来，并通过最便利的方法使读者将之印在心底、烙于脑海，这就在无形中把最正统的知识转化成一种潜意识，日积月累，实现了道德化成，且《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也是以实现道德化成为己任的。《艺文类聚序》载：“偃武修文，兴开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7]27《李嗣京册府元龟考据》引宋真宗御制序载：“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命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30]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亦言：“以各种庞大的图书汇集、类书编撰等形式，对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了归纳。”[24]77诚然，类书把最基本的被公认的知识，经过简约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便于携带、阅读的形式充满人们的记忆，成为一个人知识思想信仰的底色，这里面不仅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印在心底烙于脑海的潜意识，这无疑就是类书寓于知识传播功能之中的道德教化功能。
五、小结
曾枣庄先生《从类书、丛书的体例看其编纂的难易》言：“我深深懂得主编大型类书，比主编大型断代总集《全宋文》的难度还要大很多。”[31]12“从我自己编纂总集、类书、丛书的情况看，虽感到各有各的难处，但最难的还是编纂类书。全文总集难在辑佚，占有资料及其辨伪。丛书难在判断其价值，有无编纂的必要。类书难在资料取舍，分类编排，顺序合理。”[27]17曾枣庄先生从其主编《全宋文》、《三苏全书》、《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感受出发，分析了总集、丛书、类书编纂的难易及其各自特点，最为真实，也最有说服力，类书编纂之难，可谓是有目共睹；而从曾枣庄先生慨叹编纂类书不易来看，古人编纂类书必当是更加不易，今天的资料条件以及计算机辅助技术，皆有较大改观，而古人所依靠的仅仅是博闻强记，若无强大经济政治后盾，博学多识之人才，丰富图籍之保证，类书编纂必然极其困难，古代类书编纂中劳而无功者甚多，单单是魏晋南北朝，声势浩大却湮灭无闻、昙花一现者就有萧子显《四部要略》、刘杳《寿光书苑》、裴景融《四部要略》、张式《书图泉海》等，足见类书编纂、流传之不易。后世学者对类书的批评、责难也不无道理，任何事物都有其弊端，但是切不可以为类书之编纂皆是抄撮、因袭，类书之价值不过粪土、糟粕，类书之价值虽不敢说凌驾于谁之上，但是从历代帝王敕纂类书不断，历代文人学者之私纂类书相继而出的现实来看，类书不比任何学问卑微。汤用彤先生曾言，从事研究要多一些“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诚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占《四库全书》十分之一，卷帙浩繁，足以与四部相抗衡的类书之价值，才会把握类书千年来的发展脉络，才会头脑清醒、认识深刻，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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