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上古史》：不承认二里头是夏文...
【《剑桥中国上古史》：不承认二里头是夏文化，不承认郑州商城是商代王都，不承认殷墟代表的商是中央王朝。仅仅是因为偏见吗？不，答案在广汉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身上！】
1999年，《剑桥中国上古史》正式出版。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囊括了十余位国际汉学界的权威，他们是：
第1章《有史前夜的中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
第2章《语言与书写》：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则岳（(William G. Boltz )
第3章《商代考古》：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莱（Robert W. Bagley）
第4章《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加州大学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 ）
第5章《西周史》：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第6章《西周考古》：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罗森（ Dame Jessica Rawson）
第7章《青铜时代的衰落》：加州大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第8章《春秋时期》：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
第9章《战国政汉史》：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
第10章《战国时期的艺术与建筑》：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
第11章《经典哲学书写》：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
第12章《战国时期的自然哲学和术数思想》：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德安（donald Harper）
第13章《前帝国时代的中国北方边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
第14章《留给帝国的遗产》：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
由于该书作者均为国际汉学界知名学者，因此这部学术力作的重要性可想可知。对于从事夏商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最重视的无疑是第三、第四章。然而，令中国学者汗颜的是，该书没有承认二里头为夏文化，甚至在第三章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莱认为，能代表商文化的只是殷墟遗址，商也并不是中央王朝。中国学者在批评贝格莱观点的时候，常常以其称”周人杜撰夏文化“以及忽略中国文献的作用称为批评方向，殊不知贝格莱教授提出”周人杜撰夏文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新干大洋洲遗址与殷商文化足以匹敌；因此，才导致他对《史记》的三代体系并不信任。事实上，张光直先生虽然也倾向于支持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然而，在他晚年去世时了解到三星堆遗址和新干大洋洲的时候，在接受现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访谈时，也坦言三星堆和大洋洲的文明水准与商文化相当。并进一步承认这是一种直觉，还需要通过研究来证实。很遗憾的是，张光直教授在2001年1月份就去世了，他生前没有留下过有关三星堆研究的著作。他生前曾明确说过，未来50年可能会出现让人完全意料不到的资料，果然，就在他去世不久，陶寺大城被发现。紧接着，浙江的良渚古城、四川的宝墩古城、陕西的石峁古城几个重要级考古文化也纷纷被发现；此外，足以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深远影响的清华简也在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所有的这些资料，当年在分析夏文化区域时直接排除“禹出西羌”的徐旭生先生没有想到，张光直教授又何曾能料到。
中国学术界希望向海外推广中国学者的夏文化研究成果，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海外汉学界研究的这些情况就知道，中国学术要出海，还没有那么容易。试想想，正如上海大学谢维扬教授在点评《剑桥中国上古史》时略带幽怨甚至不满地说，如果这本书成为“普遍公认的综合”，“则中国学者数十年来苦心孤诣、耗费大量心血、拥有无数阶段性成果的夏史研究岂不成了无的放矢的笑话，而众多有关的中国学者便也成了迷途不知返者。”对于这种评论，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夏史研究原本就极其困难，有曲折、有反复，实属正常。笔者在研究中的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中国古史中的许多问题本来就是积累了上千年的，要想在数十年内的时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当然并不现实。
李零教授在《学术科索沃》中曾谈到：有些中国学者看不起老外的研究，殊不知人家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儿，包括中国学者所谓的一些绝活儿。只要你不拿着一把尺子量天下，老外的研究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很多时候，东西学术不容易对话，一方面有学术规范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双方背靠着不同学术传统有关。中国学术应当伴随着中国的民族复兴而一同走向世界，这原来就是应该的，但这条路绝不平坦。中国学术在出海之前，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