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教

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教主、极权主义者都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智能手机做到了。如今的世界，被小小的一个手机所掌控。印度哲人泰戈尔，大概是有感于不同宗教间的冲突，说，“神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而为一”。但是，他肯定没想到，这个“合而为一”的“宗教”竟是手机。现在我们对手机的深厚感情，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位虔诚的教徒与其所属宗教的情感。我经常看到，热恋中的男女坐在一起，并不交谈，只是看各自的手机，可能给对方转发一条微信，就算是交流思想了。手机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圣物，我们随时都要知道它在哪里，随时都要关注它的蛛丝马迹。在高速公路上，你如果看到一辆车越开越慢，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驾驶员在用手机。为了手机，我们可以连命都不要，随时为它献身。这让我想到某些邪教。
手机这一教主下面有两大“护法”。说是“护法”，其实也是教主，或者说，它俩和手机是“三位一体”。它们分别是：新闻娱乐，消费。一个负责上层建筑，一个负责经济基础。具体的操作是：由新闻娱乐来控制用户的思想，用所谓的“社交”等工具保持用户的“黏性”，培养“死忠粉”，“脑残粉”；然后，“打通最后一公里”，让用户消费，买单。它们在我国有两位代表人物，前者是马某某，后者是马某。
波茨曼在写《娱乐至死》时，大概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针对的是电视文化，他忧心电视文化的泛滥将是人类思想的末日。他没想到时至今日，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有限，逐渐沦为老年人看“养生堂”的“一块屏”。而智能手机对人类思想力的破坏简直是摧枯拉朽，是电视根本无法比拟的。不过，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视，它们破坏人类思想力，让我们逐渐丧失逻辑思维能力，让我们越来越无法深入思考，所用的工具是一样的，都是“新闻和娱乐”。所以，波茨曼的《娱乐至死》至今没有过时。
真正能看透马某某和马某的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前西德作家、诺奖得主伯尔说，马克思要是活到今天，会说“消费是人民的鸦片，因而也是宗教”。马克思对消费的剖析，对资本家的“扒皮”一针见血。他说，“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手机教”，破产的不仅是经济，更是思想文化直至精神灵魂。（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