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勤璞 | 民国时期阿拉善的旗政
作者简介
李勤璞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法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海洋边疆与内陆边疆的地域研究。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外患内乱、持久变革，中国政治和社会持续动荡和改变，这个情况下，西套地区的阿拉善旗的旗政分两个时代。北京政府时代更多因袭，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较多革新，但仍有因袭清代的规矩，或稍微变通。总的看，那是一种柔和的、礼仪的政治，因而是追求延续性、传统威仪的政治，这样在变动剧烈的处境中维系了阿拉善地区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
关键词：柔和的政治 礼仪 延续性
一、清代的背景
清朝（dayičing ulus）康熙十六年（1677），和啰理（qoroli）带领其属部和硕特人（qošud ayimaγ）从青海（k öke naγur）移牧额济纳河（ejen-e γool）流域。和啰理是顾实汗的孙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和啰理往北京奏请归顺，皇帝赐给他阿拉善地区作为游牧地域，于是北京归来，带领本部移牧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alaša,alašan,alaγša,alaγšan，清代藏文书记作a lag sha）。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廷把和啰理部落编旗，封和啰理为多罗贝勒，授札萨克印，称阿拉善霍硕特旗（alašan qošud qosiγu），不隶属任何外藩蒙古各盟，而直属中央部院理藩院，游牧区域包括今天的阿拉善左、右两旗，磴口县和乌海市乌达区。旗府设在今吉兰泰镇境内的紫泥湖。
康熙四十六年（1707）和啰理去世，其子阿宝（abuu）四十八年（1709）袭爵。阿宝幼居京城，为御前侍卫，五十四年（1715）奉命率兵参与征讨准噶尔，驻军巴里坤五年，五十九年（1720）奉命护送达赖喇嘛（第七世，当时十三岁）去西藏，又在西藏驻扎四年。雍正元年（1723）青海罗布桑丹津起兵反清，阿宝奉命平叛获胜。皇帝念他的功劳，进封为多罗郡王（号称阿王），赏银万两。
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很久以来青海草原是顾实汗子嗣的游牧地，但他的子嗣多纷乱不服清朝节制，唯有阿宝忠顺，而且屡建功勋，因此朝廷意欲安置阿宝部落于祁连山阴，管辖青海诸部落。阿宝也奏请“臣祖顾实汗归诚内附，百年以来，受天朝恩甚厚，但青海家族兄弟却常阻兵作乱，冒犯朝廷，臣当自责，束身受诛。承蒙皇上恩宥，感激莫报，乞赐青海旷地，令臣钤诸部，不复萌异志”。于是皇帝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一块牧地，名博罗充克克，赐给他，授权阿宝管辖青海诸部，同时朝廷收回阿拉善牧地。
阿拉善地区明代称西套或套西，茫茫沙漠与戈壁相间。阿宝游牧于博罗充克克的时候，朝廷认为阿拉善是宁夏边外要地，总督岳锺琪率领军人奏建军事驻防的城池，置兵驻守，城址选在贺兰山以西二十里，翻山即到宁夏府城（今银川），相传汉代班超驻在之地，以班超“定远侯”之名命名为定远营。岳锺琪雍正八年（1730）秋八月《定远营记》碑文说：
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圣心轸念山後一带切近宁城，特移厄洛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渡厄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险要尽归内陆。命侍郎臣通智细行踏看，复命会督臣岳锺琪详议具奏，嗣命臣通智暨光禄臣史在甲督理工务，修浚惠业、昌润二渠，建设新渠、宝丰两县，安插二万馀户，耕凿遍野。
而贺兰山後葡萄泉等处，水甘土肥，导引诸泉，亦可耕种，兼之山阴挺生松柏，滩中多产红盐，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筑城，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之要地，内外连络，边疆宁谧，良由圣谟广运，神武远施，亿万斯年，咸戴帝德之高深矣。因纪盛世，而镌之石。
阿宝感觉新牧地狭小，擅自迁往乌兰木伦及额济纳河等地，被朝廷议罪削爵，仍令归牧阿拉善地区，雍正九年（1731）敕令复位为郡王。朝廷再次安排阿宝以阿拉善为牧地的时候，朝廷撤除驻军，城池赐给公主与额驸居住，这定远营就在今日阿拉善盟的巴彦浩特镇。
阿宝乾隆四年（1739）去世，其子罗布桑多尔济（lobsangdorji）降一级袭爵，授为札萨克多罗贝勒。十五年（1750）尚多罗公主，授为多罗额驸。二十年春奉命征讨准噶尔，击败并拘获准噶尔汗达瓦齐与辉特部汗巴雅尔。又到处转战，降伏哈萨克，歼灭柯尔克孜诸部，追击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至俄罗斯境，战功卓著。二十二年（1757）进封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又因在平息历次反清叛乱中建立功勋，进封为和硕亲王（qošoi čin wang，号称罗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诏令罗王世袭罔替。罗布桑多尔济任札萨克时代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盛世，因为罗王建功勋最大，受封最多，爵位也最高，历代王爷中最为知名，京城有王府，故其后代台吉因以罗为姓。这实在是中国史上饶有趣味的大事。
阿拉善旗是整个部落成为一单个“分封的”政治行政单位，直属朝廷；其基层行政组织，嘉庆二十至二十三年（1815～1818）才开始实行清朝外藩旗分通行的苏木制（sumu），同时建立本旗所有的巴格制（baγ），共分八个苏木、三十六个巴格，民国期间基本未变。
和啰理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受封的第一代札萨克王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和平解放时的达理札雅，本旗札萨克共传了九代、十王。
二、北京政府时代的阿拉善旗和国家
中华民国（dumdadu irgen ulus,dumdadu arad ulus）继承大清朝，悠久以来由天子承天命（tngri yin ibegel iyer）治理的天下国家（delekei deki），从此开始逐渐变成五族共和的近代西洋式的国民国家。
就民国的国体（t örü）而言，汉人（irgen）以外还有四族，如何使他们达成新旧国家里的地位权力转变，又保持版图的完整、社会的安定，是为政者和社会贤达必要考虑的。当时前清外藩地区各部落各地区的统治阶层和有名位的喇嘛，有的因为外力支持，追求独立；有的观望，看自己能获得怎样的待遇，再决定采取何种政治行动。新国家一成立，就宣布蒙古地区的王公喇嘛待遇不变，符合了后者的愿望，同时提高赞成共和的王公喇嘛名位和待遇。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和平转变是有利的。但是统观民国时期，对于接受新教育、新思潮的平民出身的青年人，则并不拥护这样维系清朝外藩社会旧有等级制度的做法，后来德王在绥远省地区搞蒙古自治和独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投奔过去，希望打破外藩地区旧社会身份制度的约束，靠个人努力就可出人头地，等到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的时代，开始致力解决边疆年轻人社会出路的大问题。因此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民国政治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清末期到民国的急剧转变，阿拉善和硕特旗本地上下各色人等是没有准备的，被动接受而已，所以旗内政治、教化、社会各个方面延续清末的状况。旗里札萨克王爷及其家族和领导层，因为国家体制转换，迎来不少事情，但也致力于保住旧有的地位、礼仪和制度，而这也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俾能平安过渡。清末旧制，蒙旗归中央部院理藩部直辖，同时还受就近八旗驻防军事长官的监督与领导，清代阿拉善旗受宁夏将军节制。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阿拉善旗改归甘肃都督统辖，二年九月归宁夏将军节制。
延续清朝的生活之流，民国元年阿拉善旗的政治社会并无变化。民国元年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里甲拉（塔旺布鲁克扎勒）为其生母李佳氏呈请册封与旌表，经中央政府多个机构往复商议，七月由大总统批准，按照前朝旧例，封为前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之侧福晋；另给匾额，旌表其淑孝。又奉大总统命令，在国体变更之际，“凡未经附和库伦各扎萨克王公台吉等，应一律加进原封一位，汗、亲王等无爵可进者，另封其子若孙一人，以昭激劝”。阿拉善、额济纳二旗，由于深明大义，翊赞共和，拒逆助顺，临时大总统优予封奖；阿拉善旗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爵级已经最高，无爵可晋，于是移奖其次子头等台吉达里旺喜，从优进封为镇国公。
佛教是前清蒙古地区普遍的教化，其兴衰对于国家政治与基层社会的影响均十分重大。民国元年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呈报蒙藏事务局，“本旗格隆萨木丹、杨布沙木巴、朝克都布扎木苏等，在伊等所住迤北巴彦图胡木地方，建盖庙宇五十五间，住持、喇嘛四十八名；又本旗格隆伊什达克丹、扎木扬朝克丹、格立克扎木苏等，在该游牧西北胡立业图地方，建盖庙宇五十二间，住持、喇嘛四十六名；又本旗都兰巴格隆、彰卜格隆、朝精那木都克沙巴等，在该游牧西北哈鲁那阿桂地方，建盖庙宇五十三间，住持、喇嘛四十七名；均常川讽诵甘珠尔、丹珠尔经，给予庙名，并请办给各该庙达喇嘛等札付、度牒”，蒙藏事务局按照清朝旧例，凡扎萨克等旗地方有建立庙宇五十间的，请赐庙名，由局请准发给，并各给唪经达喇嘛等札付、度牒；喇嘛庙名字经大总统圈定，蒙藏事务局以汉蒙藏三体文字书写，大总统用印发给。巴彦图胡木地方喇嘛庙赐名妙华，胡立业图地方喇嘛庙赐名方等，哈鲁那阿桂地方喇嘛庙赐名宗乘。
蒙藏事务局以为维持宗教能促进五族共和、绥靖边陲，具呈大总统请将内外蒙古各盟旗及西藏等处地方呼毕勒罕等，无论已否赐有名号，拟一律再加封号，以示优崇。这项建议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奉大总统批准奉行，由该局开单呈候核办，当即照会各扎萨克转行各该喇嘛活佛等开具清单，速送到局，以凭办理。阿拉善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呈报，旗下福因寺转世多布藏喇嘛呼毕勒罕济克莫特之呼毕勒罕字样，应改为多布藏呼图克图注册。蒙藏事务局呈请大总统，准将该多布藏喇嘛呼毕勒罕济克莫特之呼毕勒罕字样裁撤，封为多布藏呼图克图，由该局注册在案。
阿拉善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又呈报两位高僧需要在新朝注册：“据本旗充当年班洞礼经差之广宗寺（引者按：通称阿拉善南寺，现存）呼毕勒罕托音额勒德呢堪布喇嘛桑济扎木苏报称，卑喇嘛因达赖喇嘛嘉尚，封赐阿哩路克散班第达额勒德呢诺们罕名号，颁给钤印藏文龙单谕文，理合禀请转咨施行。查该阿哩鲁克散班第达额勒德呢诺们罕托音桑济扎木苏，前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呢等发给龙单谕文，呈部（理藩部）注于呼图克图册籍在案，并两次进京请安，充当洞礼经差。又据本旗延福寺达喇嘛噶勒桑托布丹等禀称，该庙之莫尔根堪布凌希哩嘎布楚干昭尔巴那旺吹吉扎木错，赋职清灵，宅心忠直，虔守佛法，不时讽诵甘珠尔、丹珠尔经卷，发明佛教真理，当蒙达赖喇嘛嘉尚，封为凌希哩嘎布楚，赐给莫尔根堪布名号，给予钤印藏文龙单谕文，理合禀请转咨施行。”蒙藏事务局审查之后呈请大总统，获准将广宗寺呼毕勒罕托音额尔德呢堪布喇嘛桑济扎木苏、延福寺莫尔根堪布凌希哩嘎布楚干昭尔巴那旺吹吉扎木错等名号仍照旧注册。
广宗寺达克布呼图克图伊什楚勒达木达尔济扎木楚圆寂后，他的徒众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寻获本旗原任头等台吉扎拉木禅旺扎勒之第四子桑济扎木楚、台吉邦嘎之子布尔布二人，均清洁灵颖，系属达克布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但未经入瓶签掣，二子均皆身故。现再经该徒众等寻访，得本旗护卫多尔济之子那完丹彦，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十二月初一日生，年十二岁（1912）；车林之子提音立扎木楚，于是年十二月初一日生，年十二岁，均清洁灵颖，颇好经卷，呈请入瓶签掣一人为达克布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旗札萨克把此事转呈蒙藏事务局，事务局查前清旧例，转世呼图克图、诺们罕及各项喇嘛等圆寂后，经伊徒众访出幼子应为呼毕勒罕者，照例呈报理藩部，理藩部堂官会同掌管京城喇嘛印务之呼图克图喇嘛等缮写名签，入于雍和宫供奉之金本巴瓶内共同掣定，作为各呼毕勒罕，阿拉善旗扎萨克呈称情形与定例相符。于是该局总裁、副总裁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会同掌管京城喇嘛印务扎萨克达喇嘛，将该二子缮写名签，封于雍和宫所供金本巴瓶内，并饬该喇嘛等照例讽经三日，于二十四日会同该管印扎萨克达喇嘛，将阿拉善旗护卫多尔济之子那完丹彦作为达克布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于三十日经大总统批准。
民国二年，阿拉善旗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具呈蒙藏事务局，说本旗翊赞共和，维持秩序，应请给予奖叙，加以勉励。国务总理转呈大总统，大总统以命令的形式批准，旗内俗人方面：镇国公衔协理头等台吉塔旺阿拉布坦，晋封镇国公并加贝子衔；镇国公普尔锦呢色尔，加贝子衔；管旗章京头等台吉齐穆特艾林岑、头等台吉恩克布音、德钦懿忻诺尔布、塔旺策林，协理四等台吉纳木济勒，均加辅国公衔；协理四等台吉嘎拉生却各都布、管旗章京四等台吉把音都林，均进封头等台吉并以副都统记名；管旗章京阿友尔希迪，以副都统记名；管旗章京四等台吉达喜道立吉，管旗章京衔策林到立格、索德诺木旺喜各，管旗参领管旗章京衔莽哈赖，管旗章京衔包衣达福勒洪，王府长史巴音图，应均给副都统衔；参领吉拉阿拉、达各登，应均给管旗章京衔；四品典仪吗希布音，包衣达图们迭立格尔、阿睦古令，佐领托布把依尔、密希各，骁骑校巴图达赉、布音敖琪而、图们达赉、庆佐立格，护卫延喜、毓兴、福海、散阿睦尔，均以应升之缺记名；文案委员仁懋、崇文、崇彝，均给予九等嘉禾章；佛教喇嘛方面：额尔德呢堪布班第达诺们罕呼毕勒汗丹僧甲木素，给呼图克图衔；堪布绰尔济叠侵，加诺们罕名号；纱布冷绰尔济见巴却各都布团，绰尔济加拉岑僧盖，绰尔济棍堆藏吾、却英素们迪、那木吉尔，均加堪布名号。
二日之后，又以大总统令，封该札萨克亲王长子头等台吉达理扎雅为辅国公。后来达理札雅经中央批准，继承本旗札萨克职位。又过二日，大总统令：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首赞共和，坚心内向，实属深明大义，请优加奖叙，令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赏给亲王双俸，赉予银两，并给予一等嘉禾章。同一天，大总统根据国务总理呈文，民国二年夏五月间阿旗诱获匪首班的达案内，随同本旗总管安久（蒙古名阿睦尔吉拉嘎）在事出力各员，应请一律优予奖叙，下令：安久晋加辅国公衔，佐领托把萨那拉加参领衔并给予六等嘉禾章，头等护卫刘光辉、佐领那瓦均以应升之缺升用；头等护卫笋布把图、套各图呼均加佐领衔；三等护卫别立棍、敖云萨乃、萨布呼均加骁骑校衔。
阿拉善扎萨克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呈蒙藏事务局称，本爵元配、继室均已物故，拟将侍妾姜佳氏为侧福晋。蒙藏事务局查该亲王首赞共和，业蒙懋赏，此次（民国二年）来京晋谒大总统，复由该局呈请优予奖叙；现在又报告元配、继室均已物故，该姜佳氏生有二子，拟请晋为亲王侧福晋，应准如所请，给予亲王侧福晋诰册，以符旧例。报告大总统后照准。
民国二年阿拉善旗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来京进谒大总统以后，由大总统特加优隆，留在京师（在京师原有王府），并于民国三年派充参政院参政。因在京居住日久，所有应得薪俸不敷用度，恳请蒙藏院转呈，请照驻京蒙古王公之例赏给廪饩。经大总统批准，在京期内暂照驻京蒙古王公例，给予廪饩，一并发给俸米，以示体恤（四年三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民国五年（1916）八月二十七日奉国务院函：奉大总统谕，派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充西蒙宣抚使，九月十四日启用关防。辛亥武汉起义同时，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独立、向内蒙古进军，欲统一蒙古各地区，达成“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的梦想，内外蒙古交界地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等处蒙旗遭受土匪灾祸更深，北京政府派遣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担任宣抚使，前去宣抚，切实抚恤，并要提出西蒙兴革事宜与善后办法，以便政府采择施行。政府批准西蒙宣抚使设立公署，给予经费。经费暂定为三万五千元，不敷使用则准予追加。宣抚范围是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及归化城土默特旗。期限六个月，可以延期。派遣骑兵一个连作为宣抚使卫队。编制人员：参赞一至三人，秘书二人，咨议二至四人，蒙文翻译二人，调查员四至八人，会计庶务各一人，司书二人，办事员按事之繁简酌量采用。
宣抚使塔王一行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终点站山西省阳高县城，然后旱路八九日后到达绥远城，与都统潘矩楹协商宣抚事宜，由都统署通知各旗札萨克王公前来绥远城开会，商讨蒙旗遭受匪患情形和如何善后。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宣抚大会，全场严肃，欢聚一堂，诚为盛举，奏乐散会，其后塔王即以宣抚使名义前往蒙旗慰问疾苦，并将规劝匪众弃暗投明、既往不咎的意思通告各处，同时派员分赴受害各地，切实调查，以便汇报和抚恤。塔王宣抚期间，外蒙前来投诚的镇国公吉特古尔图，率子吉尔噶朗来谒见，陈述外蒙情形。又有逃出的卢占魁匪伙小把头、察哈尔正黄旗蒙古达木凌苏龙，愿意弃暗投明，则予许其自新。经呈报北京政府，旋奉批示：令吉特古尔图等人赴京，授予吉特古尔图总统府翊卫官之职，达木凌苏龙则给予察哈尔正黄旗佐领之职，后升为乌滂守备队队官。
宣抚调查之后，塔王拟具善后措施多项，其中只有三项得以实行，一是修复百灵庙，以安众心，而维持黄教；一是饬察哈尔东镇守使萧良臣率领骑兵淮军从多伦诺尔进剿绥远地区土匪，一是嘉奖宣抚西蒙出力人员和来绥与会王公，给予勋章，以示优异。塔宣抚使也被授予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担任宣抚使之前，塔旺布里甲拉似乎是京城总统府翊卫使之职。宣抚结束，回到京城，七年六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大总统府都翊卫使。这是一个受尊敬的闲职，除了有时总统咨询蒙古事务，几乎无公可办，薪水丰厚，每月坐领而已。几年以后，蒙藏院总裁熙彦恳请辞职，乃在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二十一日奉大总统令，特任塔旺布里甲拉为蒙藏院总裁，二十三日就职任事。
蒙藏院总裁任内，塔王遇到三项重要政务。一是处理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后旗（俗称达拉特旗）的旗县纠纷。一是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落迪鲁瓦呼图克图民国十三年（1924）逃出红色、革命的外蒙古来到北京。三是建议蒙旗兴办学校。这虽经教育部核办，但因直奉战争而终止。他大约直到民国十六年卸任，该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新任命为都翊卫使，民国二十年（1931）在北京自己的王府去世。
阿拉善旗清代有一位镇国公。民国七年（1918）十月，阿拉善旗护理印务协理贝子衔镇国公塔旺阿拉布坦，于阴历八月初九日病故，呈报中央请予优恤。蒙藏院核查，该已故贝子衔镇国公塔旺阿拉布坦，业经由院呈准追封贝子，拟请照贝子爵秩致祭，以示优恤。向例，贝子病故致祭，祭品用羊五只、酒五瓶，有祭文；现在尚应照该爵年俸数目，发给赙银，由沿边该管长官就近派员致祭；由蒙藏院查照例案，撰译汉蒙两体书祭文，函送秘书厅，用印交院，咨行甘肃省长，置备祭品，就近派员，前往奠醊，并照该爵年俸数目给予赙银五百两。大总统批准实行，八年三月完结，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函报蒙藏院，就已故贝子衔镇国公塔旺阿拉布坦蒙致祭给赙，恭陈谢悃。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呈请以达都勒旺苏克补阿拉善旗协理，达什多尔济准以协理记名，大总统批准。
总览上述，北京政府时代，阿旗王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事务频繁。中央政府处理蒙旗事务，一般是遵照清代旧例，少有重要的更改，因此赢得蒙旗王公领袖们的忠心，蒙旗地方赖以稳定，内部未发生剧烈变动。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代
达理札雅是本旗第十代札萨克（1931～1949年在位）。他出生以前，因为在京城有自己的王府，二百年间历代王爷常常居住京城，王府人口众多，巨大花费来自国家俸禄、王府在京城经营的商业，尤其是阿拉善本旗的供应，平日跟皇家、国戚、八旗中世家贵人联姻或者往来，在官场周旋，日常过着北京八旗满洲王公那样的生活，血统、长相、生活趣味深深京城旗人化了，他的京城王府与定远营王府在制度、文化、礼仪一切方面，均有着十足的满洲旗人社会的特征，聘用人员常常有北京旗人，例如前举文案委员仁懋、崇文、崇彝。定远营建筑繁多、街市繁华，被盛称为小北京。
达理札雅的父亲塔旺布里甲拉（1870～1931）元配福晋是皇室克勒郡王的女儿睿仙格格，婚后生一子，名那笋德力格尔，五岁夭折，睿仙格格亦病逝于定远营王府。继娶本旗李氏女儿为侧福晋。根据前述政府公报所记，塔王生母也是李佳氏，所以他再娶的福晋应该是他的表姊妹。李氏不久亦病故。后来塔王在京城王府居住时，喀喇沁旗郡王贡桑诺尔布做媒，迎娶满洲旗人姜氏姜静德为福晋。但是据前引《政府公报》塔王给中央的呈文，姜佳氏原来是侍妾，至民国二年已生有二子，因而才呈请册封为亲王的侧福晋。
达理札雅父母当时生活在京城，姜佳氏怀孕后，因为是头胎，按照清朝的制度，如生男子就有未来袭位问题，又按家规，必须在封地之内（本旗）生育，故塔王夫妇专门在孩子出生之前回到定远营本旗王府，等候下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腊月十二日达理札雅出生，因为是男孩，全家皆大欢喜，因为有了能够继承本旗札萨克王位的人了。随即由祖母四老太太看护，又另雇佣本旗妇女王秀根为奶妈。年纪稍长，又选取两名本旗奴仆有文化者伺候这位大阿哥，张更敦教蒙古话和本旗礼俗、宗教、地方规矩；曹铁保教汉话，还会讲历史故事，接人待物的道理等等。经过这样的教育，达理札雅后来能说流利的汉话，蒙古语不会说但能听懂，汉蒙两族的人情世故懂得不少。于此也看到定远营蒙汉融合的风俗一斑。
民国二年，达理札雅十岁，他的父亲塔王因为要觐见大总统，全家一同自定远营王府前往北京，在北京自家王府居住，依然过着无忧的生活。教育上，他的父亲请名师张煜先生在王府教他四书五经，从阿旗请来俞世珍先生教蒙文（俞氏是本旗世家），另请老师教满文、英文、法文等等，于是学业大进，但对外文和蒙文、满文兴趣不大，收获不多，总的说来读书有限，不乐读书。
达理札雅少年时期的玩伴多是王公贵族子弟，稍长步入社会，交游对象也是旧式家庭出来的人物。他的父亲塔王曾与张作霖、阎锡山、马福祥（1876～1932）等军人结拜兄弟，达理札雅一度在民国十七年（1928）进入奉系军阀士官队学习军事，与张学良结拜为义兄弟，来往密切，其后一直有书信往还。由于张学良，还结交了于学忠、宋哲元等人物。爱马，爱骑马射箭，爱枪、各种名牌纸烟、高贵烟盒、打火机、钟表、照相等等。范长江从额济纳穿越沙漠到达定远营，面会达理札雅，发现他有骑马、打枪、照相三大爱好。
民国十四年（1925），在北京以隆重、豪华、热闹的场面与前清皇家贝勒载涛女儿金允诚结婚，住在北京王府。金允诚出身皇室，幼读诗书，擅长诗画，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又富有智慧，能严谨持家，成了真正的贤内助。有诗集传世。
姜氏生子之后，塔王家中一向由姜氏做主，她喜欢次子，决定将来由次子继承札萨克王位，所以如前述《政府公报》所记，阿旗先呈请大总统晋封的是次子，后来才扩大到晋封长子。民国二十年（1931），塔王次子夫妇和塔王本人在北平先后亡故，呈报南京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本年底行政院正式宣布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拉善旗札萨克，旗衙门派员到北京敦请回旗执政。六月初一日全家连同很多仆从回到定远营，执掌旗政。
（一）承袭大典
阿旗是前朝建立起来的一个世袭封建单位，在动乱的民国时代，旗札萨克的职责仍旧是保守祖业、保境安民，因之政治等一切方面主要是沿袭，也有变革。王子继承本旗札萨克王位，要举行承袭仪式和那达慕大会，以便全旗属民致礼庆祝，也借以把这件大事隆重地宣告本旗和天下。达理札雅的父亲塔王死后，家中守孝三年，过后应随即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举办大典，但该年流亡内陆的班禅喇嘛来旗宣化讲经，旗里忙于接待，没有举办。接着日本人来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旗里局势不安，这样一直拖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二十一日才举行。
在定远营东方五六里的老陵滩上举行承袭大典。搭建起巨大毡幕，犹如元代清代皇帝大朝会使用的斡儿朵（ordo），能坐三百多人，里面最上位置，面向蒙古包的门，摆着一对盘龙宝座，是承袭亲王与福晋坐的宝座；下方一排排栽绒方垫座位，是协理台吉、章京、梅林、参领、佐领、骁骑校的座位，各寺院活佛、大、二、三喇嘛坐的座处。毡幕前方一座巨大花顶蓝布帐篷，容纳数百人，是亲王、福晋和全体旗衙门官员等观看那达慕表演竞赛节目时候的看台。其后有一连三顶华丽的一开三室的蒙古包，是亲王、福晋一家人住的，周围用蓝布像围墙那样围起来，形成临时的亲王府的院落（küriy-e），不准一般人进去和观看。
亲王府布围院落之东，并排五顶蒙古包，这是临时的印房（tamaγ-a yin ger,旗衙署），要在这里办理官员奖赏、晋升、加号、授顶戴等事项。按照本旗清代前例，新王爷执政之际，犹如皇帝继位那样隆重和重要，继往开来，要给供职多年的和有功劳的官吏赏赐名号顶戴，广开恩典。王府布围院落之西，一排七八顶蒙古包，驻扎王府卫队，维持治安。会场范围之外一里路远处，则是旗下各巴格来的牧民扎下的帐篷和蒙古包，他们是王爷世世代代的子民，信奉佛教和宿命，对主人感情深厚。
达理札雅，本旗的札萨克、一旗之主、和硕亲王，数年以前已经获得中央的委任。在承袭大典这一天，穿着前朝龙袍补服，戴着亲王品级顶戴，三眼花翎，胸挂朝珠，端坐于宝座上。福晋梳起传统头饰，珠翠叮当，紫红顶戴，身穿长袍，坐在札萨克亲王右边的宝座。亲王、福晋一一接受大家的祝贺行礼。本旗官民之外，中央蒙藏委员会派大员专程前来祝贺，北平、宁夏等地政府和亲朋友好也派员或亲自专门前来祝贺。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
典礼开始之前，王府侍者先用金碗端上奶茶，奉献给王爷和福晋，再端起桌上九样点心，奉献王爷和福晋取用。这是献茶。用茶毕，斟马奶酒献上。然后奏乐，唱歌，典礼开始。先由本旗协理台吉和管旗章京敬献哈达和礼品，接着梅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旗政府官员，退休老官员，全旗八个苏木、三十六个巴格的边官，二十四座喇嘛庙的活佛，大、二、三喇嘛，坐床喇嘛，科白尔清真寺阿訇等本旗官员和宗教贵人，依次敬献哈达和礼品。最后是牧民向他们的王爷福晋敬献哈达和礼品。礼品有元宝、银元、缎疋、牲畜等物。
庆典之后举行三天那达慕大会，有赛马、摔跤、射箭比赛。白天比赛，到了晚间，四处帐篷和蒙古包里奶茶奶酒飘出了醇香，传出悠扬动听的欢乐歌声。人们饮着马奶酒、羊奶酒、骆驼奶酒，一面纵声高唱《十善福分》（arban čaγan buyan）等阿拉善传统歌曲。歌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夜，一万一千多人沉浸在欢乐的心情中。其中一首《高高的阿拉善山》（öndör yin alaša）歌词大意是：
高高的阿拉善，遥望千里外。慈爱的父母亲，常绕在心怀。
高高的阿拉善，五畜漫如海。慈爱的父母亲，常绕在心怀。
在七七事变爆发、举国震动之际，阿拉善额济纳地区早已笼罩日本军人飞机间谍的阴云，定远营承袭大典的此情此景，令参与者短暂地回到了清朝太平年间安详温情的天下，蒙古语所谓engke amuγulang（太平安乐）的岁月，令人感动。结束时，达理札雅王爷和协理、章京们骑着马来到牧民面前点头致意，牧民们双手合十表示敬意。这次承袭大典，还给为王爷效劳多年的人晋升了顶戴，对犯有过失的人予以赦免，信任使用。
（二）制度的更新与保守
清末与民国初年，阿旗王爷一家基本上全住在北京王府，对本旗事务则遥领，具体的做法是安排老成能干的贵族（台吉）和平民（阿勒巴图）担任协理、章京等等职务，管理旗政，一切遵照旧章，特殊的和重大的事件，旗衙门派人去北京王府请示办法。封地对于住在北京的王爷，意味着祖业和地位的根据与财富来源，情感上似乎已经疏离了，而北京、紫禁城是其驰骋的天地。清末民初外藩蒙古王公很多都是这样。
这样做有一些缺点。旗札萨克不在旗，不了解旗情，旗里大小官员容易结成不同的派别争权夺利，旗主容易做出错误的或者延误的决定，恶果更大。就阿旗来说，在达王时代就发生过小三爷事件、南寺活佛事件、毛巴特尔（maγu baγatur）事件等超出旗内，延及周围地区的武装叛乱。达理札雅夫妇回旗是继承祖业，当然意识到旗政的不可玩忽，需要整理一番，而他却是生手。
北京政府时代旗衙门一直按照清朝的制度行事，保持清代的状态。达理札雅回旗执政是国民政府时代，通过蒙藏委员会，中央政府对于旗政的兴革增加了；又因为日本侵华，在边疆地带挑动独立，蒙古族民族主义兴起，中央政府更加注意蒙旗的动向和政治现状，而加强领导和监督。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央行政院行令蒙旗，改旗“印房”为旗政府，王爷改称“札萨克”，意图可能是要使得旗政的存在适应于现代行政，次年阿旗衙门改称旗政府，札萨克以下设立协理和章京，衙署则设立四个处：政务处，秘书处，教育处，财政处，处设主任负责业务。旧的听差处改为理事官厅，掌管司法。定远营已成都市，人多、商业繁荣，设立稽查局，掌管定远营的居民、商人的纠纷事件，负责警务和税收。在磴口、四坝、宗别立、奴儿盖等地各设立总管署，处理汉民、商旅事宜。旗政府挂起国旗青天白日旗，办公室内悬挂孙中山像。
这使得王爷向单纯的地方长官转化，损害其封建制之下形成并拥有的传统崇高威望和权力，是王爷们不愿意的；这也动摇了蒙旗之内的主仆（ejen ba albatu）关系，属民也不愿意接受，仍依恋于旧制度、旧关系（yosuγar）。所以达理札雅允许下属自愿穿戴满清的顶戴袍服，对牧区行文发布政令仍然使用旧印房的印信，对外则以新的政府和札萨克名义行文。保留旧制度，与新制度并存。选用新人担任职务的时候，对原有官员肯定其劳绩，给予“额尔克滕”（erketen，有功之臣）称号，使其体面引退。聘用一些文化高、有行政经验的汉人担任旗府的秘书长或秘书职务，负责对外交涉事务。都是稳健的做法。
军事方面，清朝外藩盟旗封建单位，本是一种军事组织，遵循塞外古来民就是兵的制度，旗下男性年满十八岁者为一个“丁”（er-e），就是一名战士，记入本旗丁册，自备武器口粮，随时听旗衙门命令，集合出兵、比丁（训练）或维持本地治安。兵丁平时在家服王爷规定的差役，少数人在定远营旗王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两月轮换一次。本旗王爷带领的就是这些兵，在清代为国家建立了卓越武功。达理札雅执政以前大体保持清代的状况。达理札雅返旗执政（1932），遵照中央的部署，将亲兵马队改为“阿拉善旗卫队”，以后再改为旗保安大队，身着上级发的统一的灰色军服，戴大沿帽，帽徽是青天白日，武器是三八式步枪，平时训练等行动的伙食费用则本旗支出。
民国二十五年（1936），日本人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筹建飞机场，着手从长城线西进，包抄中国西北腹地，同时支持与鼓动民族独立。旗政府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关麟徵率领二十五师进驻定远营，撵走了日本人。次年春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阿拉善旗防司令部，设参谋、军法、副官、军需四个处，达王任中将司令；辖保安总队，总队部设参谋、副官、文书四个股。总队下辖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兵员编制一千二百名。士兵在服役期间，每月供给军粮四十五斤、砖茶一方、燃料若干，还发津贴费和军服。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以达理札雅勾结日本为由，上报中央，自行出兵进占阿旗定远营，达王夫妇子女一先后家被软禁于银川、兰州（1938.2.24～1944.8），防守司令部被撤销，保安队被缴械，但牧区边卡按传统差役服役的兵丁仍在。日本投降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一日，国防部命令恢复旗防守司令部，旗札萨克任防守司令，重建骑兵保安队，纳入西北第八战区军事部署体系之内，武器装备训练各方面均得到加强。
财政经济上，阿拉善旗地域广大，但农业很少，在东北部磴口到四坝一带有五万余亩农田，贺兰山某些沟口、定远营城附近也有一些耕地，大约万亩。其余全是干旱的沙漠和戈壁滩，平民在上面放牧。东北部的农业区，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1901），本旗无力全数赔款，将十一处、总共六十六顷土地抵押给三盛公教堂，为期六十年。达理札雅执政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对此案进行清理，重新商谈改订合同，收回土地所有权，与教堂订立租种合同，每年教堂向旗政府交租。日本投降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日，达王指派官员组成收地丈地工作团前往三盛公，与教堂神父会谈，神父提出阿旗收回土地时，给三盛公、补隆淖、渡口堂三处教堂留地三十顷作日常用度，达王同意。其余耕地收回本旗之后，分给农民耕种，每年按四六分成向所在巴格缴地租。
比起毗邻的额济纳旗，阿拉善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拥有天然形成的许多大小盐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康熙皇帝将吉兰泰盐池赏给鹅掌公主作为私有财产，一直到达理札雅札萨克时期，均由本旗自行开采，以后始由旗财政管辖此事。其余和屯盐池、察罕盐池、雅布赖盐池这三大盐池多年来由官商合资“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与本旗订有池租合同，年产食盐约数十万担，利润大部分为盐务局所得。为增加收入，达理札雅设立了盐务所，直接开采经营由西北盐务局开采的部分盐湖，对池租重新作合理规定，盐务局按年向旗政府交纳租金。达王非常重视盐务，因为池租是本旗主要地方财源，挖盐和运盐两项占牧民收入十分之五以上，占旗财政收入十分之八以上。贺兰山一带煤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都是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取暴利，旗里则无多大收益。达理札雅也对煤矿加以整顿，把产量最大的河拐子（今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他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等矿，仍以合理的租金包给私人开采。煤炭成为本旗一项财源。巴丹吉林沙漠蕴藏丰富的土碱（冰碱），因为地处沙漠，进出不便，从未开采过。民国三十四年春由旗政府组织人力勘查开采，成立土产商行经销土碱，运往甘肃河西各县及兰州等地销售。
阿拉善旗牧业税（称包道税）过去以大小畜的头数决定税收数额，达王改为以牲畜数量划分税额，贫困牧民得以免税；牧民自报税额，巴格首领（边官）每年评议一次之后记入应缴账目。征收过路草头税，即对新疆、青海过境至包头的骆驼（每年约八百峰）征税，每峰骆驼收草头税二角，这样年收入一万六千元。外省牲畜草头税，羊约四十万只，每只收税五分，计二万元；牛马骆驼约十万头，每头征税一角五分，合计洋一万五千元，当然这要根据草场情况增减。
整顿和加强定远营的商业和税收。王府所在定远营地位适中，为交通要冲，东通宁夏、包头、绥远以至京（平）津等地，南至甘肃兰州、平凉及河西的武威、张掖等地和青海西宁，近百年间形成集镇，相当繁华，城内外大小商号、各种作坊一二百家。每到秋冬之季骆驼起场，四方商旅云集，交易兴旺，市面繁荣，是阿旗主要税源。为加强税收管理，在稽查局属下设立了税务股，专司税收工作。达王对财政的看法是，以增加盐池租和各类税收为主要措施，尽量减收牧业税，减轻牧民负担。这是出于爱护旗下民众的用心。
阿旗民国二十一年（1932）以前有旗仓和军需仓（管理财政的单位）。这表现了军事行动在本旗日常事务中的重要和常见。民国三十四年改组政府时，这两个仓合并为财政处，再将王爷财产与旗财政分开。王爷财产属于其家私产，王爷和王府总管指派专人管理，有牲畜、房产、佣地、商铺等等。旗财政每年补贴王爷三千元现洋，福晋、子女依靠私产收入维持用度，王府使用人员、厨师、马倌等等的工资由旗财政负担，防守司令官的卫士、副官则在防守司令部发饷。从此结束古来旗财政与王府财政不分的老规矩，也是对王府花费的约束。
王爷是全旗的政教领袖，社会风化、道德良窳是他要管的。进入民国，西化加强，达王改革许多旧规矩，如废除跪拜大礼，在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废除奴隶制，裁减王府使役，压缩王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废除乌拉差役制（ulaγ-a），减轻牧民与商户的负担；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仍实行义务轮换制，在上班期间由旗政府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他自理，以避免增大政府支出；发布了禁烟、禁赌、禁娼等命令，严惩盗匪及一切奸宄宵小的不法行为。由于上述各项主要措施的实行，使阿拉善旗人心安定、生产发展。加之风调雨顺，牧草丰茂，牲畜膘肥体壮，牧业生产连年丰收。
四、总结
涵盖清朝最后的光阴和民国时期的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各地充满了直接的暴力与革命，导致地域社会分裂冲突，不再太平。西套沙漠之中阿拉善旗的政治则令人注意，以上所述，它是柔和的、礼仪的，延续旧惯、缓慢革新的政治，因而带有过去时代的人情味，而非暴戾的、革新的、动荡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从民国中央的施政看，北京政府时期，它的政治文教一切方面是以延续传统而又不得不因应世界潮流而稍作更张，总体是守旧的，尤其在社会文教和边疆地区的制度上。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成立了名曰“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更积极推行现代的“国民国家中国”的塑造，边疆的国民教育、军事、政府制度开始明确地持续地改变。
阿拉善旗处在这样的局势中，自然受到中央政府治国方策的左右，而体现出与全国各地大体一致的状况。但是另一层事实应该是导致柔和的礼仪的政治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世袭的封建单位，固然每一代扎萨克的世袭不是必然的，而是仰赖中央政府审查任命；同时，民国时期阿拉善旗的两代扎萨克确实有爱护“乡土”（nutuγ）与子民（qariyatu）之心。这样一个世袭封建单位，它的王爷力图“守土”与“护民”，在剧烈变革动荡的世局里，既守旧又革新，尽力维持了本身来源于清朝赋予的权威、恩德与礼仪，又在新时代里保持局面。
这样的王爷值得敬重怀念。比较同时期漠南东部的一些外藩扎萨克旗，他们的王爷是以搜刮属民钱财和出卖牧地以自奉的。
附记：二〇一五年秋十月阿拉善额济纳资料调查之行，阿拉善左旗档案局布仁巴雅尔、阿拉善盟政协朝格图、阿拉善蒙古族中学乌力吉、阿拉善右旗文物局范荣南等诸位师友殷切指教和帮助，敬记于此，兼表谢意。
【注】文章原载于《西部蒙古论坛》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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