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必要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你被人套上“文人”的紧箍咒后，你就不写东西也难了。在名利场里呆久了的文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江郎才尽”这四个字。于是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他们都只能接受这种悲剧宿命，为“码字儿”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终究也有些文人会反躬自问：“这些年来我写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是不是真的非写不可？”这一问问出了莫大的苍凉和悲哀。

唐代是个让每个中国人一想起来就兴奋不已的朝代，国势最强盛，文化最发达。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唐朝人人都懂诗——不是连桥边的老太婆都是白居易的知音吗？自然，唐朝也是个诗人辈出的时代，光《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几万人之多，并且毫无疑问，这些幸运的诗人还只是唐朝300多年间所有诗人中的沧海一粟。但是，让人难受的是，在这几万人里，能被我们普通人记住的，却最多只有几十人。至于作品，只要有20多个字（一首五言或七言绝句）被选进《唐诗三百首》，就可以算是大诗人了。

这真是个让人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摇笔杆子的人都不妨扪心自问：我有自信留给后人20多个字吗？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有这自信的人我想是越来越少了。到处都是复制、模仿，创造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人作为自然的翻译者的能力一天天地削弱。而没有独创性的东西显然是不能持久的。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发布了天地间的独家新闻，其实只是因为他读书比较少——他的意思前人比他表达得更好。有时候我们不禁有些灰心地自问：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不是已经过于丰富了？经典的存在是不是已成了我们创造力难以逾越的高峰？

尽管如此，我们的印刷品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我仿佛看到了，东汉的蔡伦和宋朝的毕昇这几年来在九泉之下正被树神搅得不得安宁：“都是你们惹的祸！要不是你们自作聪明发明了造纸和活字印刷，我们这个树的家族不知要少遭多少殃！”蔡、毕二先生也许会辩解几句：“这说明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功莫大焉！你们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嘛！”但一提到“文化”，树神就更来气了：“瞧瞧，瞧瞧！这些从印刷厂出来就可直接进焚化炉的玩意儿，能算是文化吗？！”蔡、毕二位定睛看了看，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是啊，是啊，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呀！”

在这些印刷垃圾的制造者中，除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以外，其他的人都是不可原谅的——他们或者是昧着良心，赚取老实读者血汗钱的文痞，或者是虚荣心极强，手中又有一定特权的自大狂。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我们本来就已很可怜的创造力湮没得更加难以寻找。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筛选这个时代的经典时，会有足够的耐心吗——如此少的金子埋没在如此多的沙子里，淘金是件多么枯燥且累人的工作啊。

当然，流传并非文章的惟一目的。只要是对世道人心有补的文章，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有存在的必要。可惜的是，现在就连这样的文章也太少，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必要的文章却太多。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其实我也知道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毫无必要的。真抱歉。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3年1月2日《检察日报》书里书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