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槐树出发，去探寻祖先的脚步

元朝张养浩于晚年面对战乱下的黎民百姓，吟诵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绝唱。然而经历百年之后，处于新的封建王朝——大明的人民仍未有定居安养天年的福分。大明初建，百废待兴，统治者处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迁移村落甚至市镇以开发土地、平均耕织，百姓也会因为生计远走他乡。

七百年前的大明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本应平稳发展的封建帝制下会发生连续数十载至明中后期仍未中断的人民大迁移，这些都留下了浩瀚而又庞杂的神秘疑问。本文将带你走入大明初期大移民的时代，且看苍茫大地鱼龙混杂、大千世界人浮于世。

一、黔东南：汉苗合一

历史上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或其他国家而融合的例子数不胜数，大明初期内陆的汉族人民向黔东南方向的迁移正是其中一种，而这也受到了后世历史学家的关注。元末明初，政权更迭，新成立的政权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和领土的扩张下令四处征战。

明初云南局势（图片来源：布哈林）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多次派兵从四川借道南下清理如南诏国等未归属的邻国。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区域因为地理因素的受限和风土人情与内陆多有不同，中原统治者少有挥师清剿此地，大多与之谈判形成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或视而不见。

此外，中原向西南的道路交通不便（可曾记得李白的《蜀道难》），大军难以快速通达，粮草供给易被切断。长期封闭管理下出现的土司等地方势力极度排外。在大明之前，南宋抗元的防务正是在此地，直至蒙古西征结束而战斗不止。蒙古强征大理打通要道，多路大军直接围剿云南诸国，并在此后统治年间不断派兵清扫战场。战后，云南被元朝所掌控，在大明建立后仍在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带领下负隅顽抗。明太祖朱元璋在和谈无效后令蓝玉、傅友德等开国大将分两路强攻云南。

由于明朝大军征伐并非良久之计，况且云南、贵州所地处偏僻，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把守大明王朝向印度半岛的咽喉要道。因此，进一步的统治管理势在必行。朱元璋令沐英常驻此地管辖地方事务，后者在此地立下家族、兴修水利、四处平叛、开通交通要道、传播中原儒学文化，病逝后被封王以祭奠功绩。此外，为保证大明王朝与此地文化语言沟通无碍，沐英奉朱元璋的命令将周边江苏、湖广地（正好是元末张士诚、陈友谅的割据地，分化当地忠于他的群众不亦乐乎）的百姓迁移到云贵地区，并将所携带的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设立军屯和卫所，开荒土地。

要知道，此处群山林立，所间隔的平原多如盆地，仅高等植物就有上万种，红土地含金属元素较多较为贫瘠，而云贵高原的地方区域性决定更适合种植草药，历朝历代长期缺粮。

今日云南地形勤劳种地的汉民将耕种技术、优秀粮种和劳动力带入黔地，当地旧时的“刀耕火种”的旧生产方式被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兴修水利后的高效灌溉所代替。农业生产上的合作和共融意味着汉族与苗族一体化进程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而集权政治制度的渗透使中央王朝对这一片区域的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随着之后朱元璋等明朝统治者对印度半岛附近的诸多国家发动战争，各府、司所管辖的区域也不局限于黔东南，在明前中期成为流动的大明版图，而包括苗民在内的大明百姓可以于此定居，虽然仍有土司的存在，但受大明的监督旧领主对属民还是要比以往收敛许多。

为镇守边疆，明朝对西南实行了土流并治等政策，设立五开卫以防暴乱、入侵。此时受战乱、时事的影响举家搬迁的百姓择地而居，官僚政府对落户民众予以减税免税政策，鼓励移民常住。黔东南、黔南正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苗民对于新来的邻居热情好客，帮助汉民修建房屋，汉苗两族得以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融合。

这种欣欣向荣的民族大团结局面真正打破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视的界限。中原和西南地区（黔、云还有周边诸省，远达越南等）的沟通也随之加强，茶叶贸易成为明初开始兴盛的一大收益极高的产业，满足了少数民族对内陆手工产品和粮食之所需。

云南布政司的区域很大在这一时期，西南接受了一批纺织手工业主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出现了一些大宗交易市场（今日的黔东南苗族同族自治州还保留着的镇远古镇正是其中的代表），具备了一定的自给自足的能力。

二、北直隶：移民内迁

在华北平原上，隶属于明北直隶的百姓也同样面临着移民的选择，只不过略有不同的是，这种迁移并非从中原向蛮荒，而是从京城附近抽调向京城方向转移。为何南北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决战之后，自南（南京）向北一路北上直灭元大都，将元朝的傀儡政权驱逐到大明北部的草原。

然而，草原粮食稀缺，生活用品不足，习惯了奢华生活的北元贵族不得不化身骑兵匪徒南下掠夺，给大明北方的百姓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此外，明初四大案自上而下牵连无数，朱棣自封地“靖难”，从北京南下达到南京，在北直隶地区发生了几场大的战役，夺位一路刀光剑影，附近百姓无不受其害。

此外，封建帝制时期农业生产饱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蝗灾常顾秦岭淮河略靠北一带，北方又多发旱灾，而地震、瘟疫等对于百姓生活而言更是难以提防。为了应对可能袭来的天灾人祸，必须建立起大城市、市镇为中心的城乡体系，通过中央集权的力量庇护一方百姓。

建国之后，随着官府体系完善和民生恢复需求亟待满足，大明对地方安置流民发展生产提出了一定要求，一些地方官吏和中央巡察、监察使官被要求加强对地方荒田、农田的保护和开垦力度，并将田地无偿分发给流民用于谋生，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朱元璋剧照朱元璋和朱棣期间对流民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实行减税降税的政策，地方福利机构提供农具生产的支持帮扶（不同于王安石改革的官方贷款，而是地方自主发挥的救济）。由于我国粮食产地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土地平阔、肥沃之地，南北产粮的质量、规模差异较大。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后，周边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急速膨胀，一度需要南粮北调，粮价飞涨社会动荡，统治者要求从今山西、河南等地迁移百姓充实京都附近农田，鼓励开垦，这实际上是官府自发地分流农产地的人力配置，从而达到政治中心迁移的目的。

迁移民众必然涉及到民众安置、资源调配等关系民众民生的众多方面，对于洪武、永乐年间的流民迁移尤其如此。永乐年间，朱棣将朱元璋设立的北京布政使司改为北直隶，标志着这一地区经政治中心迁移（迁都北京）后地位上升。从山西、山东以及南方迁移的移民素质、质量不一，除了迁都所携带的官员家眷，多为受蒙古铁骑侵扰、地处沙漠荒地或投献执政者欲扩大产业势力的基层群众。

此外，朱棣特意要求携带一批南方籍贯手工业者向北，迁至北京附近，为官府打造铁器用具。山东地方沿海，交通尚算便利，多产鱼盐且儒家文教盛行于此，迁移者多为受地形影响耕种不便的农民，或者看到官府分配土地而被利诱者。

此外，从山西迁移中原的百姓众多，是大移民迁民群体的主体。永乐前期曾被下诏三次迁民，后又要求将具有特定职业的工种逐渐向京都聚集，一些受灾的群众主动要求北迁，也得到了应允。今天，在山西洪洞大槐树附近仍然有对明初山西大迁移的相关记载，山西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太原（县）、岳阳、高平、临汾、晋中等也出现了大量的迁移手续遗留证明、民史民谣。

大量山西移民填充到中国各地，不忘祖居的同时为中国广袤平原上的农业生产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从家族、官办条令中保留的历史记录成为河北直隶等周边居民追溯山西洪洞大槐树为祖居所在的证据所在，也正因为这一群体的庞大使一些人直接将明初的迁移民众行动称之为明朝洪洞大移民。

北直隶地区的大迁移在明初的大移民行动中规模最大，历史记录最全，也最引人关注。这其中既有政权对抗所需，又有经济社会求稳所配套，由于大多受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富户地主所支配，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迁移。

通过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北京周边的居民数量大幅增加，成为护卫京都的一扇门户，所迁移的军户家眷为周边部队的战斗力提供了保障；北京地区的土地荒田被一抢而空，获得新土地的家族开始扎根于此并不断传承，成为地方稳定经济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低素质的农户进入市镇充当廉价劳动力或受雇佣的耕种者，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效率和田亩的使用效率，这也符合封建土地制度的一般规律。

从南方、山东迁移的农户将生产技术和桑蚕养殖带入北方大户，使棉花种植、纺织产业等相关行业在北方盛行，由此所带来的产品外溢吸引了相当多的商户入驻，又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北京附近的税收，北京也成为明朝唯一性的经济、政治中心。

明初大移民示意图（图片来源：大地理馆）最后，由于迁出地原本的人口和土地配置的不合理在元末明初达到高潮，明初的大迁移还为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田亩分配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缓解了明清时期的人地矛盾，也将迁出地百姓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了许多。当然，明初之后随着北直隶人口逐步增加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土地与农户之间的争端矛盾，受到了官方学者和地方官吏的进一步关注。

三、湖南：产粮重地

从“荆楚之地，地广人稀”到“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湖南地区作为中国新的产粮大省取代了原先的“苏湖”，正是发生在明代出现。而这一巨大改变的发生得益于元末明初的大移民。

明清以前，湖南作为邻近巴蜀地区的未开发地区，在教育、经济方面落后于其他州府，落户于此的居民在籍人数较少。朱元璋设湖广布政司后，湖南地区人口急速膨胀，远超历史，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达到193万余户，这当然有明初加强居民登记这一举措的功效。

由于开发较晚，湖南人口一直没有达到饱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人口不足劳动力欠缺导致土地资源有所荒废。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湖南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关口具有极大的粮食生产潜力，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力度，从江西向这里迁移了大量的移民，对湖南的粮食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迁移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直至清朝，湖南真正作为中国的“粮仓”存在。

农业生产有人的因素，也有天时地利之关键。古人很早便意识到农业生产中所涉及到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加以运用，移民正是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和阐释。明初，湖南空有广袤的肥沃田地有待开发，地貌荒芜，人口稀少。而在周边平原地区，却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急需一个闸口放缓人口增速。地方的官吏在采取各种措施后发现湖南气候宜人，长年较高的气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热量，虽然人迹罕至，但如果开发得当仍然潜力极大。

然而在古代，湖南作为长江黄金水道的江边大省常受到水涝灾害，农不保收，鲜少有人敢去开垦（有点类似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明代较为发展的水域工程将长江作为粮食运力的一部分，真正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不仅解决了南粮北运等粮食外运的困难，改善了蓄水排洪能力，而且水利措施的普及使得以水灌溉成为湖广地区的一大优势。

在此基础上，地区的粮食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以太仓等为例，耕种区域超过居住区域，在这里有元代兴建的海运仓收集储备周边地区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并借海运和部分陆地运输输送给京城周边，而这一巨仓甚至在明代还有所扩大，明代产粮之大、规模恢弘可见一斑。

此外，粮食相关行业，如酿酒等对米粮要求价高的产业得以发展，湖南米稻的质量、产量远超全国其他地区，为高质量的米酒提供了可能。当地农户和富商也借助这一地利换得大量货物，由此带来地方商行的兴盛和市镇的繁荣。

在明清之际，湖南一度成为中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城市，吸引了大量外国友人久居于此，新的思想文化、手工业技术从西方传来。今天我们的主要食物品种之一的红薯、玉米也正是在明朝出现，由外国传来。当然，这种粮食的大量外流可能会损伤当地市民的切身利益，作为粮食核心产地的民众竟然无法获得平价粮食，这无疑有些讽刺。

明朝湖广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图片来源：地图帝）明代，随着湖南地区人口比例上升，文化教育行业也逐渐兴盛，如“岳麓书院”等历史上著名的教育机构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下快速发展，也受到了官府和乡绅的支持。尽管在这一时期湖南的人才储备略逊于周边，但对比过往增幅巨大，这可能与迁移农户主业为开垦种植而非转向以读书为出路有关。

湖南移民来源广泛，交杂形成的特色方言流传至今已经与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巨大变化同样于明初集中爆发。文化的相对保守以及略微的排外使得这一地方社会矛盾稍显突出，尤其是在新迁入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这一点在明代中后期仍难以得到解决。

四、祖先的脚步

如何看待明朝初期出现的大移民呢？这其实是在当时的特殊时代下，通过国家强制干预，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迁移到人口稀疏地区，达到互补效应，既解决了人口稠密地区的耕地不足，又解决了人口稀疏地区的劳动力不足，这一大的移民行动基本覆盖了全国。

今天的许多不同地方，都有着对于明初移民的部分记忆，这其中尤其以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贵广等地区最为显著，而他们也终将是在这场庞大的人口流迁中受益匪浅，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极大优化配置升级。

对于时代而言，这只是一个种族自我调配、自我适应的过程；而对于那个观念尚旧、生产发展落后的年代，每一个小的改变都应该看作是对生命的挑战和追求。

更多明朝历史故事可见于时拾史事的《一看就停不下来的明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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