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走进西藏，谱写时代征程”征文 ｜ 热与冷 周文涛
1997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一行15人肩负组织的重托，带着山东人民的深情厚谊，踏上为期两年的教育援藏之旅。
齐鲁大地的八月正是酷暑盛夏，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难以忍受。接到援藏的通知，我的内心激动又忐忑。在那紧张准备的几天里，我受到了空前的优待，感觉做梦一般。作为一名没什么见识的乡镇中学教师，那几天，平生的多个“第一次”接踵而来。第一次接受市县镇级领导的接见、慰问，让人惶恐不安。每每在领导走后，我都为自己的接待不周和讲话不当而深深懊悔。同时我也从中体会到领导们平易近人，关怀体贴，风趣幽默的另一面。除此外，我还第一次得到组织慷慨地奖励与馈赠。省市县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分别给我们发放了“不菲”的奖金和置装费，领导甚至还细心地为我们买来了御寒的衣物和解闷的收录机等。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优待，整个人都觉得不自然了。
记得出发是在一个下午。我们集体在济南火车站贵宾厅候车，准备走绿色通道上车。离别的时刻到了，省教育厅单厅长亲自帮忙提行李，为我们送站上车，临别时，他祝我们一路顺风，保重身体，平安归来云云。让我第一次打消对领导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亲切感。当列车缓缓起步的一刹那，夕阳照进车窗，照在我们的脸上，心中油然而生莫名的伤感。大家都不说话，静静地注视着窗外景致，仿佛要把眼前的一切都装进眼睛里，带到陌生的雪域去。每个人都在内心里默默地与家乡告别，祝福亲人们平安。当列车行驶到长清崮山镇的时候，同行的张荫堂老师突然指着窗外激动地说：“看！那座楼，是我们学校！……”大家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远处只有通红的落日和落日下一片模糊的建筑。车厢里没有声音，只有凝重。过了一会儿，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铺上躺着去了。等张领队通知大家去餐车吃晚餐的时候，气氛依然是沉闷的。饭后无语，又各自睡去。第二天醒来，列车已经行驶在中原大地上了。也许是一夜的休息赶走了连日的疲劳，也许是新鲜的环境让人暂时忘记了想家，此时，整个援藏教学队才慢慢精神起来，彼此开始交谈，大家似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感。在西安休整的两天里，我们一起游古城吃大餐，大家更是迅速熟络起来，好像有多年的交情，说话做事随便又自然。
两天后，我们一同乘上飞往拉萨的飞机，虽然没有欢歌笑语，但彼此给予心灵的关照，心里似乎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期待。
到达日喀则地区招待所的时候已是黄昏。日喀则当时还是个县级市，城市很小，几条坑坑洼洼的马路，马路上有出租车，但更多的是摩托车和自行车，甚至还有骑马的。赶路的老大妈穿着襥氌手摇经桶，从容地在街上走着。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少有超过三层的楼房。树木不多，到处灰蒙蒙的。看上去城市基础设施还很落后，与内陆乡镇驻地无异。看到眼前的情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失落。安顿好住宿，我们就参加地区教体委的接风晚宴。餐厅布置具有典型的藏族风格——遮帘、彩绘、藏柜和切玛，空气中有浓浓的神秘香料的气味儿。晚宴很丰盛，满满一大桌菜，记得好像有风干生牛肉和酥油做的点心，我们一身疲惫，没有一点食欲，更吃不惯这“生猛”的食物，大家象征性地吃点蔬菜。领导们大概料定我们会有高反，简单劝让一番便自顾开怀畅饮起来。第二天我感觉头疼欲裂，口干舌燥，像得了重感冒。艰难地下楼和领导照了合影，听了讲话才回房休息。接下来的几天里，没人来打扰我们，大家都是少食多睡，以静止痛。如果不是为了顺便在大门口的电话亭给家里打个电话，估计很少会有人下楼吃饭。
五天后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一顿盛宴之后，大家陆续被用人学校接走。大多数人留在了日喀则市里的几所学校，个别去了偏远小县如聂拉木、昂仁。我算幸运的，和张荫堂一起被分到相对“发达”的江孜县一中任教。记得那天来接我们的是一辆吉普车，随车来的是一个副校长和一个教导主任，两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都黑黑的。简单介绍以后，我们拿上笨重的行李上车随他们去了。车到白朗，他们说有点事要去中学找个人。车在一户人家的门外停下，我们下车等候。白朗中学的校园很大，但没有硬化的路面，不远处有几丛灌木，说是灌木，其实是柳树，大概是因为干燥寒冷的缘故，没有长出高大的树干罢了。建筑物比较分散，有一座教学楼是新建的，还有几处年代不详的平房，几扇窗户早已没了玻璃，窗台上落满灰尘。学生宿舍在校园的最南端，是几排土坯房，屋里狭窄昏暗，都是地铺，有几个铺盖卷蜷缩在角落里。我们不禁对江孜中学有了不好的预感。正午已过，腹中饥饿。领导们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走进那户人家试探着催一下。进屋一看，原来他们在喝酒。真是无法想象！他们会这样冷落我们。一种莫名的屈辱感在胸中纠缠起来，但我们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们看我们进来赶忙让坐。我们哪有心情坐下！我没好气地问他们事情办完了没有，什时候可以赶路。估计他们听出了我们的不悦，便很快就结束了谈话，和我们上车继续赶路。一路无话，车到江孜一中已是黄昏，幸好正校长还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们，这让我们拔凉的心多少有了点温暖。校长出来寒暄了几句，就张罗人领我们到宿舍先安顿一下。我们随来人踏着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伙房旁边的一个铁皮顶的房子里。房子挺大，靠墙放两张木床，靠窗有两张办公桌。窗子很大，没有窗帘，一抬头看到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往里窥探，着实吓人。墙角放着简单的灶具。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校工帮我们放下行李就告辞了，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原以为这么晚了，学校至少会安一些排简单的饭食，何况我们连午饭也还没有吃！此时此刻，一切幻想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委屈和懊悔。我拿出一包零食与老张分享，这就算我们来到江孜的第一顿晚餐。这一夜，我们在风中凌乱。
接下来的几天里，没人光顾我们的寒舍，周围一片凄凉。我们一边适应环境(包括门外的一群野狗)，一边与学校交涉，希望换一处教工宿舍区的房子。房子一时还没有着落，但人气开始有所好转。大约一周以后，开始有老师陆续来访，找我们下棋聊天，询问我来自哪里，所教学科等，这使我们感到莫大安慰。记得最早到访的是杨子，他是山西人，教高中生物。讲一口山西话，需仔细听才能听懂。他非常聪明，下一手好象棋，全校无人能敌（这是我们以后知道的）。他有些自负，人活得洒脱。爱抽烟，不善饮酒，做事干脆利落，爱憎分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无话不谈。可惜他一年后便随妻调往日喀则了。李中沛、陈仁祥和王俊龙是与我们交往最多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下棋，喝酒。在那些远离家乡倍感孤独的日子里，正是他们给予我们家的温暖。李中沛教高中历史，特爱玩儿，为人豪爽仗义，颇有梁山好汉的风范，有时爱爆粗口。他脑子聪明，胆子大，敢想敢干。他和漂亮妻子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因为爱结交，所以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不少人气。陈仁祥和妻子陈义青都是重庆人，父母和孩子都在内陆，他夫妻二人性格温和，为人热情，对谁都很友善。工作也很出色。他们家的饭菜滋味最好，我们经常前去蹭饭，他们从不嫌烦。我们离开江孜的最后一顿饭还是在他家吃的。现在想起来还是对他们充满感激，视为挚友。王俊龙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但为人诚恳，做事严谨(别人说他死板)，因此经常招来别人的揶揄，他对此也不甚计较。妻子吴秀莲也是重庆人，肤色虽然有点重，但五官精致，容貌姣好，很有南方人的特征。她精明能干，吃苦耐劳，是王俊龙的“主心骨”。另外，李同生、赵东海、周慧等也是很友好的朋友。周慧的丈夫陈格得是个心灵手巧的忠厚人，可惜这两年他在藏大进修，我们与他交往不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藏族老师也和我们熟络起来。我注意到越是汉语说得好的老师越喜欢和我们交流。巴旺校长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不但汉语讲得好，还写一手潇洒的钢笔字。他没有官架，深受老师们的尊重。我们为房子的事找了他两次，他便给我们调换了，并说明当初没安排我们住的原因是怕我们嫌房子脏。他没事的时候也来我们宿舍坐坐，说一些学校里的逸闻趣事，一点觉不出他是校长。他也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感觉既亲切又随和。大普琼是高中部主任同时还负责学校政教处工作。他毕业于咸阳民族学院，汉语讲得很流利。为人幽默豪放，深受大家喜欢，是学校中生代的中流砥柱。我们因工作原因，接触得相对多一些，他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是我们信赖的好朋友。只是后来他托我一件小事，我却没有做到，现在还觉得有愧于他。另外还有几位在济南西藏中学工作过的老师，与我们也很亲密，常来我们宿舍聊天喝酒，在我们离开西藏的时候还送我们礼物。援藏的第二年，学校分来了两个女老师就住在我们隔壁，一个叫玉珍，活泼漂亮，热情大方，虽然没有来过内陆，却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对内陆充满向往，常常找我们聊天，听我们讲内陆的故事。另一个叫小巴珍，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她初中在济南度过，所以对来自济南地区的我和老张格外亲切。平时爱找我们玩，还做好吃的饭招待我们，有一段时间她天天做着我们的饭，让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只好谢绝了她的好意。临来的时候，她送给我们精美的礼物，看得出，那都是她精心挑选的，代表西藏特色的礼物。令人感动的还不止这些。当我们即将告别江孜的时候，一位后勤的老职员抱了一箱啤酒，拿着哈达来我们宿舍送行。这让我们颇感意外，两年来我们和他几乎没有来往，我们甚至还叫不出他的名字。学校送行时，他好像没有资格参加，所以单独来表达心意。看到我们惊愕的神情，他用并不标准的汉语解释他来的两个缘由，大意是他非常敬佩我们这两年作风正派，洁身自爱，不找小姐。另一个原因竟是我们不吃狗肉。啊！这看似无厘头的理由，包含了老人多么认真的做人标准——自爱和尊重。学校欢送会上的赞誉都是从工作、学识和友谊层面着眼，只有他看重我们做人的品格，这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仔细想想还有点后怕，其实我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好，因为我并没有要自觉遵守什么人生信条，而是出于本能或者没有“做坏事”的强烈诱因而侥幸没有犯错罢了。我感觉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做人啊！
廿年往事由心起， 热冷酸甜心自知。
人事沧桑今巨变， 宗山白居安详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