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读《乡土中国》
现在的国家统编教材高一语文要求整本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觉得这个标准似乎过高了。这本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讲课内容，我不相信今天的高一学生能够达到当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学生的水平。现在制定标准的人不但想要学生达到，而且还要超过吧？因为根据费孝通晚年的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学生中也有很多不大明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这两种方法的区别。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社会调查报告，而是社会学研究专著，关于这本书的性质，费孝通先生自己说得比较清楚，他说：
我在美（国）同时特别欣赏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和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我根据米德这本书，用我自己的语言和所见的事实写出了《美国人的性格》一系列文章，并编成一册。这里所说的社会性格都是超于个人而存在和塑形个人的社会模式。这不是把社会看成了超人的实体的思路吗？我又写出了《乡土中国》一系列文章，也许可以说和《美国人的性格》是姐妹篇，现在看来，这种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已成了我这一段时间的主要学术倾向。
这话我们老师是否能看懂？正因如此，《乡土中国》包含有许多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术语，例如差序格局、感情定向、社会变迁、团体主义、社群，以及与权力结构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横向暴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长老权力等。对于这些术语和现象，书中很少有解释，如下面一段话：
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意权力中才发生，因为同意权力建立在契约上，执行这权力的人是否遵行契约是一个须随时加以监督的问题。而且反对，也就是异议，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在横暴权力之下，没有反对，只有反抗，因为反对早就包含在横暴权力的关系中。因之横暴权力必需压制反抗，不能容忍反对。在时势权力中，反对是发生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答案上，但是有时，一个社会不能同时试验多种不同的方案，于是在不同方案之间发生了争斗，也可以称作“冷仗” ,宣传战，争取人民的跟从。
我们看懂了吗？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是一时精英，他们对老师的讲课，有很多精彩的回忆，如许渊冲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飘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在是连着。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瘦”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瘦”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度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了，不必再提罢；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采；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这样的回忆文章很多，更不用说汪曾祺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晚翠园曲会》了。也许我们认为，这是青年偏爱文学，那么逻辑课呢？我们看：
金先生（金岳霖）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Lin Guoda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还有：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学生对当年课堂这样的回忆，各门课都有很多，但是《乡土中国》没有，起码我没有看到联大的学生有这样的文章，只能猜想他们也没太读懂。今天的文章倒是有，譬如网上有一篇《〈乡土中国〉：批判阅读的态度》，是四川大学一个老师在读书会上讲的。上来就批评这本书有学术、逻辑的纰漏：
第一，在《乡土本色》这一章，他引用的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刚好是反的。我刚刚看了图书馆最老的版本也是错的，那就显然是费老自己的错误，不是出版的问题。在涂尔干看来，原始社会才是“机械团结”，社会之中每一个人很机械地模仿另外一个人，然后慢慢地形成一个社会。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就像人体脏器各司其职形成的一个有机体一样，也就是现代社会。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我觉得费老在英国的两年没有认真读书。
这样批评费老，口气很狂妄，我是不会的，我也弄不懂，但是假如学生上网看见这些东西来问我，我怎么办呢？当然可以补课，但要补的恐怕不是几个术语，几个概念，而是一门社会学、人类学的课，语文老师谁能下这么大功夫？
关于《乡土中国》我还有一个猜想，就是它是一个课堂讲义，是讲课的提纲，14篇文章应该是14次课的内容，一次课不会只讲这么点内容，具体讲时，一些术语该解释的应该会有解释，很多直接出结论的地方，应该还会有很多例子，甚至讲讲故事，凭着费老多年的社会调查积累的丰富资料（甚至在大瑶山考察中新婚妻子还遭遇了不幸），我想费老的每一次课的材料一定是很丰富的，只是讲义没必要都写。当然还和作品发表的际遇有关，最初是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分期连载的，期刊文章有篇幅限制，不能像上课那样尽情发挥，正如费老说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 假如当时能够有课堂实录，那14次课的内容恐怕将是厚厚的一本大书。现在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看到这只是一本小书，就以为适合中学生“整本书阅读”，却不知道这样抽象压缩了的文本更加难读，更令学生望而生畏。教材主编温儒敏教授曾提出“要把学生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可是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
其实对国家统编教材高二语文“整本书阅读”的《红楼梦》我也是有想法的，不说难易程度，就说阅读量，假如让高二的学生一天读一万字，他们是不是能有70多天的时间来读这本书？温教授说读书还可以“跳读”，就是随便翻翻，跳着阅读，这应该是指课外阅读，不是为“整本书阅读”设计的。就算《红楼梦》也能“跳读”，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莫言说过那些半大小孩子都有一个本事，拿起一本书，三两下首先就能翻到那些淫秽的章节。别说小孩子，就是复旦的大学生，王安忆去给他们讲《红楼梦》，也是专门把那些意淫神怪的内容“跳读”连缀起来，于是大受欢迎。当然也有真爱文学阅读的孩子，就是温教授所说的“读书的种子”，他们会从头到尾好好读一本书。可是“种子”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少的意思吗？不是所有人都是读书的种子，现在中国的孩子不管是不是读书的种子，都在读书一条道上挤，这才是教育最大的危机，可这危机又不能靠教育自身解决，这是社会问题，正是费孝通所要研究的社会学问题。一个社会，不能只有读书一条出路，什么时候，不但爱读书的孩子能过好日子，不太爱读书的孩子凭技术也能过上好日子，甚至只要肯劳动、肯卖力气的孩子也能过上体面的日子，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家长就不会这样焦虑，中国的教育就不会那样内卷，那时候读书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