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
今天继续“翻旧账”。书评人恺蒂写于1993年的文章，纪念女诗人普拉斯。
普拉斯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由于旧爱休斯的三缄其口，关于她的研究和传记难以推进。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写出了事实的最真本。直到休斯离开人世前，交出一本与她的亡灵通信的诗集——《生日信札》。
▵ 塞尔维亚·普拉斯
撰文：恺蒂
那个极冷极湿的冬天，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在伦敦北部的寓所中开煤气自杀，至今已是几十年。虽说托体同山阿，虽说逝者长已矣，然而普拉斯的遗骨却未得到过片刻的宁静。她死后的三十年比她生前的三十年，要热闹、引人注目得多。她谜一般的诗，谜一般的死，谜一般的书信、日记及遗稿，吸引着无数传记作者、女权运动家、诗歌评论人。她的同代人虽大都健在，但她纠缠着疯狂、妒嫉、贪婪与绝望的故事，却依然扑朔迷离，难辨真伪。她生前的夫君，那位 1984 年荣任桂冠诗人的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 - 1998），三十年来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他从不与人谈及他与普拉斯的关系，他以保护他们的那对儿女为理由对普拉斯的遗稿、书信及日记的出版进行着严格的控制，他与普拉斯的研究者们屡屡冲突。
最近，休斯出版了一本新的儿童故事《铁女人》（The Iron Woman），此书是他 25 年前出版的那本家喻户晓的《铁人》（The Iron Man）的姐妹篇，新书出版之际，休斯竟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为《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所做的独家采访（在此之前，休斯只正式接受过一次记者的采访，那是 1971 年《伦敦杂志》的采访，其结果很令休斯失望。从此与记者绝缘）。普拉斯自然是这次采访的一个禁区，莫里森是大报的正人君子，绝不食言，采访中不问关于普拉斯的问题，文章中也不传任何小道消息。与此同时，休斯与普拉斯的女儿芙里达（Frieda Hughes）的首次个人画展在伦敦的一间小画廊中展出，女艺术家自然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挂在父母的名下被人品评。虽说休斯新书出版，有权力亦有资格作为一位独立的作家面世，然而这父女两代人的声明却让人为普拉斯心酸。
当年，西尔维亚与特德相识与剑桥，一见钟情，四个月后结婚，是最情投意合，才貌双全的爱侣，普拉斯曾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志趣那么相投，我们都喜欢大自然，不喜欢聚会或虚伪的鸡尾酒会，我们都喜欢简单而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上，我们都爱简单精致的食品，都爱阅读，喜欢研究语言。特德仿佛是另一个男性的我……”（家信》，1956 年 7 月 14 日）如今，一位早已命归黄泉，一位依然沉默面世，三十年后仍无法释怀。而那两位熟睡中醒来已失去妈妈的孩子，虽已长大成长，心头定是有过重重阴影，女儿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儿子则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中做水下生物学家。千千心结，果真有一道是死结？又有什么样的秘密与孤寂，得独自承受，什么样的心事，无法说与人听？
▵ 塞尔维亚·普拉斯与泰德·休斯
普拉斯 1955 年底前来英国读书，1956 年与休斯相识并结婚，1960 年 4 月，女儿芙立达出世，1962 年 1 月，他们又添儿子尼克拉斯。生儿育女的同时，他们的事业也都有进展，休斯出版了两本诗集《雨中鹰》（The Hank in the Rain）和《牧神》（Lupercal），普拉斯则有诗集《巨人及其他》（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普拉斯曾自豪地说：“我拥有我想要的一切，一个好丈夫，两个可爱的孩子，美丽的家，还有我的写作。”然而爱情最终成酸果，他们的婚姻也陷入困境，1962 年 7 月，普拉斯发现丈夫与阿霞（Assia Guttman，加拿大诗人 David Wevill 之妻，于1968 年自杀身亡，并同时杀死与休斯的两岁的女儿舒拉）的私情，妒嫉一发不可收，决定与休斯分居，并带走两个孩子。
母子三人先仍住在德文郡美丽乡间那所大房子中，12 月，普拉斯带着一双幼儿移居伦敦，她拒绝了母亲请她回美国生活的建议，因为她在伦敦有更多成功的机会。此时，也确实是她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从与休斯分手到第二年 2 月 11 日自杀，她每天靠安眠药支撑，清晨四时，药力散尽，她就起身，喝一杯浓咖啡，便发疯般地写作，直到八点钟孩子起床，她几乎每天都写一首诗，她有自信，“我是一个作家，我有作家的天赋，现在，我正写着我此生中最好的诗篇，它们能让我成名，如果我每天写，那么再要六个星期我就能完成我的小说（指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于她死前不久以笔名出版），我有灵感。”（《家信》，1962 年 10 月 16 日）
《钟形罩》终于写完，然而照顾孩子的重担，漫漫冬夜的孤寂，也终于渐渐耗尽了她的勇气和毅力，无论朋友如何关心、鼓励她，无论写作如何重要，无论她对孩子的爱如何深，西尔维亚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凄苦的严冬，撒手而去。她也许不知，她留下的那满屋的稿纸会使多少人洒泪，又会引来多少争执纠纷，引导多少人踏上寻求“真实、完整的普拉斯”的艰难旅程。
普拉斯本人的作品的出版过程是缓慢的。普拉斯虽已打算与休斯离婚，但她自杀时却仍是休斯的合法妻子，所以她的所有诗稿、书信、日记、随笔的版权，便都由休斯继承。普拉斯在世时，已着手整理出了一本诗集《爱丽尔》（Ariel），此诗集由休斯交与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1965 年出版后，便轰动一时，但休斯没有紧接着推出其他诗集，而是慎重地等到 1971 年，才又出版普拉斯的另两本薄薄的诗集《穿过河流》（Across the Water）和《冬之树》（Winter Tree），同年，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也终于在美国以真名面世，而且持续几个月居于畅销书榜首。在七十年代，普拉斯早已寡居的母亲奥瑞利亚（Aurelia Plath）在休斯的应允下选编了《家信》（Letters Home，1975），而普拉斯的儿童读物《床边书》（The Bed Book，1976），散文随笔集《梦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1977）也陆续出版。七十年代，休斯授权姐姐（亦或是妹妹）欧纹（Olwyn Hughes）管理普拉斯遗产——欧纹与普拉斯向来姑嫂不睦，二人曾于 60 年圣诞节时在休斯父母家大吵一场，以后普拉斯与欧纹便无任何接触，故而休斯任命欧纹，引起许多普拉斯的朋友及对普拉斯有兴趣的人的不满，但每当休斯与好事的传记作家有冲突，总是欧纹抛头露面，独挡一面，这是后话——欧纹初揽大权之时，便通过自己的出版社 Raibow Press 出版几种普拉斯诗集的限定本（在英国，普拉斯的作品都由 Faber and Faber 出版），这些限定本中收入的都是普拉斯未发表的诗作，每本售价竟达一百二十镑。欧纹高价出版限定本，而普拉斯的诗歌全集却久唤不出，人们大是反感，终于于 1981 年，休斯发行了普拉斯的《诗集》（Collected Poems），此书获得当年的普利策诗歌奖，过世作家极少得此殊荣，人们更是对普拉斯刮目相看。
1982 年，休斯出版了最有争议的普拉斯的作品，她的日记（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此书包括了她五十到六十年代间的日记，却没有最后三年的，到了此时，休斯才承认，他早已销毁了普拉斯的最后一本日记，而另一本则丢失了，（很多人以为这是休斯的托词，其实日记仍在）。他说：“最后一本，纪录了她最后几个月的生活，我销毁了它，因为我不想让她的孩子们读到它，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遗忘是幸存者能生存下去的基础。” （日记前言）至此为止，在普拉斯辞世的二十年后，她的各种作品，才大致出齐。然而，仍有许多休斯认为不宜出版的残稿存在，休斯手头究竟还留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单单是普拉斯写给朋友的信就不在少数。许多年来，普拉斯结识休斯之前的最后一位交往较认真的男友拉马伊（Gordon Lameyer）一直想出版普拉斯写给他的信，但休斯却不允许他发表信中的任何一句话，理由自然仍是不想让孩子看到母亲与前任男友之间的情书，直到九一年拉马伊突发心脏病去逝，一直没有得到休斯的允许。
▵ 《塞尔维亚·普拉斯的日记》
虽然不知普拉斯真正的“全”集是否会在有一日得到出版，人们对她的一生还是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女权运动的兴起，普拉斯更被视为烈士，休斯便成替罪羔羊，成为解放妇女、讨伐男权的最好祭品，说轻些，他曾折磨、摧残过女诗人；说重点，简直就是他谋杀了普拉斯。虽说休斯向来爱读女权作品，他的新作《铁女人》若是出于女性作家之手，也可以算作女权主义之作，但在饶舌的传记作家面前，他却不服输，不合作，这样，每一本关于普拉斯的书，每一篇有关她的文章，都藏着一团争议。
六十年代中期，《爱丽尔》出版之后，Harper 出版社便约人撰写普拉斯传，他们选中了艾美斯（Lois Ames），艾美斯打通了所有的关节：普拉斯的妈妈，她学生时代的朋友以及以前的男友，但却在休斯那里碰了硬钉子，休斯不愿与艾美斯合作，艾美斯苦心经营几年，最终还是放弃了计划。
▵ 《艾丽尔》
1971 年，诗人兼评论家奥佛瑞兹（Alvarez）在他的著作《野蛮的上帝》（Savage God）中，用了一章来讲述普拉斯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自杀的闲话式的著作，他认为普拉斯的本意并不在于自杀，却在于呼救，但是失手了。他写到普拉斯最后岁月的分分秒秒，那天清晨，本该早到的保姆晚了一个小时才到，普拉斯留了一张纸条叫她快去叫医生的，若她准时，普拉斯便还有救。她究竟要向谁呼救呢？自然是休斯。新书发行前，《观察家报》准备分两期先选载奥佛瑞兹书中关于普拉斯的那章，但只登了第一部分，休斯便写信给报纸主编进行抗议，报纸不得不将第二部分剪得很短，草草收场。同时，休斯又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指责奥佛瑞兹无中生有，要求他的出版社限制《野蛮的上帝》一书的发行，并对有关普拉斯的一段进行更正，但出版社置若罔闻，继续将书推向市场，奥佛瑞兹便被视为有关普拉斯研究的第一位先驱。
▵ 奥佛瑞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又同时有两位女批评家着手研究普拉斯，准备写普拉斯传，一位是正在写大学毕业论文的罗森斯坦（Harriet Rosenstein），一位是希斯利夫 （Elizabeth Hinchlift），两人都收集了许多资料，而且都写了大部分初稿，但两人的著作，最终都没有得到出版。此时已是欧纹经管普拉斯遗产，她竟要求罗森斯坦的学校将她的论文锁在保险柜中，不许他人借阅。以后，罗森斯坦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如今，有人再问起当年之事时，她仍愤愤然：“我不愿再和普拉斯的事有任何牵连！”
'I love him to hell and back and heaven and back, and have and do and will.'—Sylvia Plath
然而想与普拉斯挂钩的后人却不断，八十年代初，特别是她获普利策奖之后，普拉斯再度风行，成为吸引人的热点。终于，第一部关于普拉斯的传记于 1987 年在美国出版（1988年出版于英国），这是女权批评家瓦格纳—马丁的《西尔维亚·普拉斯传》（Linda Wagner Martin, Sylvia Plath：A Biography）。在美国版的序言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种种苦楚，以及休斯姐弟的种种“刁难”。她着手此书时，欧纹对她还算满意，也予以合作，初稿出来后，情况便有不同，“欧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与我争论对普拉斯的生活及发展的看法。特德·休斯 1986 年读过手稿之后，要我修改的意见达 15 页，并要我删去一万五千字”，“一接触到普拉斯与休斯的关系，我总是弄不对”，休斯不许她对他们的关系做任何主观的评价，并在给她的信中说：“你不能提及我父母的名字，不能提我孩子的名字，不能提阿霞的名字！”为了能得继续引用普拉斯的诗文，瓦格纳 - 马丁不得不按休斯姐弟的意见做了多方修改，但他们始终不满意，最后，瓦氏意识到 “若不放弃得到他们允许引用普拉斯诗文的愿望”，则她的著作永远不会出版，最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建议下，她删去了一百五十页的引文，将引文压缩到版权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没有通知休斯的情况下，出版社印刷发行了此书。欧纹见此书后，大怒，斥之为“垃圾”，据说还立即打电报给瓦氏：“马上停止发行，否则法庭上见”（以后，欧纹曾撰文否认曾发此电报，是真是假，又成疑团）。法律纠纷最终没有引起，瓦格纳—马丁却对选择普拉斯作研究对象表示后悔。
“我不时地写一两首这样的诗作，断断续续，长达二十多年，没有想到发表。我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最简单、心理上天真而赤裸的语言。我与她(普拉斯）在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可以说是直接的，无拘无束的，无自我意识的。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确找到了那种最亲近的波长。—首首诗作因而成了我生命的载体，我把它们保存下来了。这儿那儿明显的“诗意”也许较浓，在表达上较为省略，但凡诗的另外的品格——声音的亲切性不达到最高程度的篇章，我便不收进诗集。少数几首几乎并不直露的诗篇我并未去掉，多数诗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高度的自卫性。我整个的着眼点是去除胸中的某些积郁——用亲密的方式对她直接倾诉。这是一种需要。这比我在二十五年之前一下子卸下背上的重负要好得多……我试图所做的一切就是脱光衣服，成为赤子，跋涉于其中。”——泰德·休斯
于此同时，欧纹亲自出马选才，邀请诗人兼评论家斯蒂文生（Annne Stevenson）出手撰写普拉斯的“钦定传记”，于是，经过这两位妇人长时间的争吵与合作，五易其稿，《苦名声》（Bitter Fame）于 1989 年秋出版。书中，普拉斯的形象不甚佳，书中的她童年时爱画“细致忸怩的图画”，长大成人后喜欢性生活，度假时常常做坏事，并曾偷走过欧纹的一件睡袍，她的眼睛常常是“带着景仰之情注视着休斯”，而休斯，则是位宽宏大量的诗人，在酒吧中他总是先为朋友买第一圈酒，而自己则从不多喝。书后还附了三位自称是极了解普拉斯的人的回忆文章，这三位都曾出现在普拉斯的日记中，而诗人生前表示很讨厌他们。这本“得到双方认可”的“钦定本”结果并不完美，而是得罪了所有的人，奥佛瑞兹在《纽约书评》上称此书是对普拉斯的“三百页的藐视”，诗人的朋友们无休止地反对它，休斯依然沉默，对之采取不予评论，敬而远之的态度，欧纹懊恼自己看错了人，选了一个“笨蛋”，斯蒂文生和任何一个研究过普拉斯的人一样表示后悔，她在写作此书时便说：“我对每一个试图写普拉斯的人都深表同情！”
与她“同情”的仍大有人在，1991 年，有两部关于普拉斯的著作同时出版，一部是海麦（Ronard Hayman）所写的传，另一部是罗丝（Jacqueline Rose）的学述著作《寻找普拉斯》（The Haunting of Sylvia Plath）。这两本书都没能让欧纹满意，特别是后一本，她说罗丝的诗评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是对特德的性格谋杀”，并说罗丝“这可怜的小东西实际上自己需要一个心理医生。”罗丝的书中综述了前辈批评家对普拉斯诗作的“心理批评”，也有自己对普诗的分析，其中，在分析普拉斯一首题为《捉兔人》（The Rabbit Catcher）的诗时，罗斯阐述了诗人对性的看法，休斯曾写信给她，请求她删去此段，请她为他们的孩子考虑（他们都已是三十多岁的成人），并说在某些国度中，这样的臆测实在是犯罪。1992年，亚历克山大（Paul Alexander）的普拉斯之传《粗暴的魔法》（Rough Magic）在美国出版，作者不仅根本没有征求休斯姐弟的任何意见，而且还打算与好莱坞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合作，拍一部关于普拉斯的电影，此书自然也引起报上往还不断的笔战，大西洋两岸出版社向来呼应，但英国出版社至今还未出这本书。最新对普拉斯问题做出贡献的，又是在美国，那是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纽约客》上分三期刊登的新著《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看来，研究普拉斯虽是一桩苦差事，然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会源源不断。
在文学史上，很少有其他作家如普拉斯那般吸引传记作者。每个人都试图，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写出了事实的最真本。然而所有的人都知，最真本在休斯口中。休斯有权力沉默，在给史蒂文生的信中，他曾这样表达苦衷：“我知道我的沉默可能会让人们以为是证实了某些对我的指责，但我宁可这样，也不愿被扯入斗牛场中，为了取乐成千上万的英国文学教授及研究生们被逗弄，被刺激，被激怒，直到我吐尽与普拉斯生活的所有细节。”他多次在公开的文章或未公开的私信中称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早已“不知生与死之间的区别”，这是他的难处，他不讳于向人报怨，那么普拉斯呢？在那个大雪清晨，她在两个孩子卧室的门上塞上湿布条，贴上胶带，自己披散长发，跪在冰冷的地上，把头搁在烤箱垫板上打开煤气，真正处于生与死之间时，她作为人的生命是否比她作为诗的生命更重要？她是否仍有许多委曲，许多心事，许多难处要说与后人听？传记作家们不会放弃，只有休斯打破沉默，道出真情，才会停止人们的臆测，地下的逝者才会安宁。只是不知休斯的心结何时会解，或许明天，或许永远。
九三年十月初伦敦秋雨窗下
原题：《心事难与君说 ：关于普拉斯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