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

启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软实力，但是，人们在研究文化的时候，通常主要是研究精神文化，往往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对人的文化研究。按照一般的文化定义来看，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传统的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揭示了文化的创造性，但往往疏忽了“人”本身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而且是更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文化。换言之，文化固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但文化最主要的形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是人类自身。人类既是文化的创造者，自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承传者，又是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特殊的精神文化的积淀者和彰显者。

人是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形态

从审美促进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但要确认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而且还应该确认人才美是最重要的文化美。人才开发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成才者学习和掌握各种需要的文化知识，而人才本身则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彰显者，或者说是最重要文化载体，进而我们可以推论，人才开发如果需要掌握各种文化，那么很显然，成才者理所当然就应该向各类人才学习，因为学习人才美，本身就是学习人才的文化，本身就是促进人才开发。

人类是宇宙间最高级的物质形态。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客观上揭示了人的肉体生命的物质属性。人的生命作为具有物质属性的活的存在，不是客观世界自在的存在，而是自为的存在，即人的生命是父母遗传和孕育出来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更高级属性的“物质形态”。

首先，人的生命自身是一种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不仅指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命。人的生命体是物理属性、化学属性和生物属性的和谐统一，人类生命的造化可谓得天地之精华和父母之遗传，所以在美学上一般把人体美视为最高的自然美。许多动物在某些结构和功能方面可能会大大超过人类，但人类生命作为智能和体能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结构的完善性，也具有功能的多样性和超动物性。人类无论是先天的模仿能力还是后天的学习能力，抑或是创新能力，都彰显了人类所特有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能够大大超越其他任何高级生物。

其次，人类作为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形态，还表现在人类自身具有社会属性，既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等，能够在社会意识的支配下，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积极主动的参加特定的社会实践，是社会人、文化人和文明人的集合，也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的高级文化形态。所以，笔者在充分肯定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上，曾经提出“最高的社会美是人才美”的观点，（薛永武：《从审美文化看人才美学》，《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而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决不仅仅是因为人具有思维和意识，而是因为人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人类自身是文化的继承者、积淀者、彰显者、传播者和创造者。只有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人类，才能真正抓住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和整体特性。

人作为特殊的物质文化，与一般的物质文化有本质的不同，一般的物质文化往往具有不可再生性，是一次性的存在，我们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如果损坏了，自身就不可能再生，比如玻璃杯打碎了，这个玻璃杯就没有了，它也不可能再生出一个玻璃杯；即使长城这样具有生命力的建筑艺术，也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不断折旧。与这些物质文化不同，人的生命作为特殊的物质文化，一个生命可以死亡，但人类却可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如同《愚公移山》中的愚公所言：“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人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形态

人类不但是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形态，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形态。人类自身作为文化的继承者、积淀者、彰显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本身就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是文化载体和文化本体的和谐统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享用者，更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载体，甚至可以说，人类自身就是最重要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因此，我们的审美活动不仅要审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更要审人之美，把人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形态。

人作为特殊的精神文化，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文化。从文化层次理论的角度来看，学者一般认为文化层次理论结构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方面。即使在这四种文化结构中，其中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主体主要是人类自身，是人类这种生生不息的活的文化结构。所谓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也是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和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而行为文化的主体显然是人类自身，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显现。

但是，多年以来，学界研究文化，大多侧重研究精神文化，往往忽视对人进行文化形态的研究，而更没有注意到人才美是最高的文化美这一命题。从人才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把人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形态或者文化结构，才能揭示人在社会美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作为文化的最高形态，人的思想、情感、智慧、意识、无意识，所谓知情意等心意诸力无不具有文化的内涵。卡西尔曾经把人视为符号动物和文化动物，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他通过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结合，实际上揭示了“人→符号→文化”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和关键是把人看作文化动物或者符号动物。卡西尔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人需要通过符号来创造文化，但是，由于受到符号理论的束缚，他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人自身的文化性。

我们无论是从文化史还是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自身不但是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创造者和承传者，而且也是文化史和文明史最重要的载体和显现者，不但承担着文化符号的特殊功能，而且自身恰恰就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唯其如此，研究文化，就必须首先要研究人的文化特性和文化本质，决不能仅仅把人当作文化的创造者和承传者，而忽略了人自身的文化性。

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走向中，把人看作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这不仅对于研究人才美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实施文化战略和促进人才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人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形态，肯定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而且也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群体，客观上揭示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从创造主体而言，无论是物质文化创造还是精神文化创造，创造过程及其创造性成果都是特定文化主体——人的创造力的实现。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求真向善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唯有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真正具有文化的意蕴。也就是说，文化不是自身的生成，而是人类通过继承借鉴与自觉创造的结果。

韩民青把人视为“动物+文化”的结构形态（韩民青：《文化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强调了人的文化性，认为人类的进化就是文化的进化。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推动文化发展进步的虽然是广义的人类，但实际上，只有人类中那些优秀的成员，才能够为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成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而一般的社会成员，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往往是制造具体的产品，而不是创造新的文化。由此不难看出，人固然是文化的载体，但并非每个人都是文化载体的平均数，而是只有人才的创造，才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更能够体现文化载体的功能。

从“动物+文化”的结构形态来看人的文化性，显而易见，刚出生的婴儿虽然具有人的户口、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地位，但是，婴儿在本质上更多地体现出了婴儿的动物性，即刚出生的婴儿仅仅具有人作为具有动物性的低级的饮食需求，不会说话，甚至连父母都不认识，而不可能具有人的文化需求。只有当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认识了父母以及周围的人，逐渐习得各种文化的时候，才真正获得了人的文化属性，由动物性的婴儿才能逐渐转化为具有文化性或者说人性的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

据2008年4月1日腾讯科技对豹孩的报道：

1920年7月份《孟买自然历史协会》期刊上报道了一位豹孩的故事。大约1912年时，阿萨姆邦附近北卡查尔山一只雌豹偷走了一个男婴，三年之间人们再度找到男孩并确认了他的身份。当时，这位豹孩四肢着地行走，其奔跑速度越过了成年男子，他还能够快速敏捷地躲开矮树丛和其他障碍物，他的膝盖长着厚厚的老茧，脚趾严重变形，与脚背呈直角状态。他的手掌、脚心和拇指都覆盖着坚硬的角质皮。当他第一次被捕捉到时，他对任何人不断地用嘴咬，同时手脚相加试图摆脱束缚。当他回归家乡时，村子里的家禽只要处于他的活动范围内，很快就会被他手撕碎吃了（悠悠编译：《全球十大兽孩盘点：鸟孩熊女最受关注》2008年4月1日 http://tech.qq.com/a/20080401/000111_3.htm）。

2008年4月1日腾讯科技还对狗孩进行了报道：

奥克纳·马拉娅出生于1983年11月，当1991年发现她时，已是一个8岁野性十足的孩子，她小时候一直与狗相伴。她的身上具备着狗的许多习性，却不懂得如何说话。据了解，马拉娅的父母经常嗜酒如命，根本不照顾她。最终她选择了与狗做伴生活，居住在家后的一个狗舍中，并学会了狗的习性特征。随着她逐渐长大，她的叫声越来越像野狗，在吃食物前都先嗅闻一遍。她像狗一样具备非常敏锐的听力、嗅觉和视觉能力。

各种兽孩的报道已屡见不鲜，这些兽孩被不同的兽类所抚养，不知不觉地具有了不同的“兽性”，即使后期被人类收养，却仍保留着一些动物的本性，具备着某种动物的“特异功能”，都很难学会人类语言。各类兽孩的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生命与人性的被迫变异，从其最初由人变成“动物”，再从“动物”变回“人”，之所以这些“人”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客观上说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文化。这些兽孩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的人类，而是动物化了，甚至已经成为人形的动物，其动物性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孩子再回到真正的人类生活。

人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从资源学的角度来看，人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从人力资源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动性很强、可以增值的资源。

资源学高度重视对资源的研究，包括研究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社会资源等。自然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两大类。不可再生资源是指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金属矿藏等；可再生资源又包括恒定性资源（按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看是无穷无尽，也不会因人类利用而耗竭的资源）和临界性资源（在正常情况下可通过自然过程再生的资源，但如果被利用的速度超过再生速度，它们也可能耗竭，包括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是指被人类开发利用后，能够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再生能力得到恢复或再生的资源。但以往的资源学主要研究自然资源，而对社会资源的研究重视不够。实际上，资源学不仅要研究自然资源，而且还应该研究社会资源。毫无疑问，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人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从人力资源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再生的资源，所以《愚公移山》中愚公批评智叟，认为“子子孙孙无穷匮”，恰恰说明人力资源具有“无穷匮”的特点，是一种可以再生的资源。即使从社会发展进步史的角度来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人力资源则是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生生不息的各种劳动力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直接决定了生产的质量、数量和劳动效率。

从人才资源的角度来看，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最先进的构成要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如果说一般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那么我们不妨说，人才资源则是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当然，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科学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本身就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是生产力，而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身就是精神财富，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一个伟大的思想，不仅是最重要的创意，而且能够促进社会的变革，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和导航器。由此可见，人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我们在各种决策中，在重视各种资源的过程中，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也不能重物轻人。

当然，人虽然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也是可以再生的重要资源，但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人才资源，社会如果不重视，不珍惜，违背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就会束缚和压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创造性，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如果使用不当，也有衰退甚至耗竭的时候。比如我国文革十年期间，从人才资源的角度来看，一是废除了高考，客观上大大减少了中学生正常高考深造的机会，影响了很多人的成才；二是不仅把农村人力资源完全束缚在土地上，而且过分使用农村劳动力，以至于造成了劳动力的耗竭。当时，一年四季都有激励农民努力劳动的口号：春天的口号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要抓紧时间耕地，运肥，春播；夏天“麦子快要掉头”了，也必须抓紧时间抢收小麦，以防小麦的麦穗因为熟透而折断；秋天是“三春不如一秋忙”，要忙秋收和秋播；冬天是“搞大寨田的好时候”，甚至“胶南大地无冬天，冰冻三尺照样干”。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农村人力资源遭受了极大的压抑和损耗，客观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史的进程。

由此出发，我们把人视为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形态，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形态；从资源学角度来看，人也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实施文化战略和人才战略，就可以得到明确的发展思路，即无论是发展文化事业还是其它事业，都只有把人才看作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形态，才能够真正尊重人才和任用人才，把人才战略与文化战略结合起来，把人才战略与各项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从人才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倡导人才美是最高的文化美，一方面是为了把人才美视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为广大成才者提供审美的客体，提供学习的人才典范；另一方面，从审美促进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人才美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把人才美界定为最高的文化美，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体现，客观上有利于为社会的人才开发传播正能量，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的价值取向进行拨乱反正，把对人才的定位恢复到应有的社会位置。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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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武教授新著《论语译评》列入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作者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把《论语》纳入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进行现代阐释，通过对《论语》的丰富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深度解读，力求对《论语》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揭示其多维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