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3品质读懂梁漱溟先生

因从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和思考乡村建设问题，始接触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被梁先生的见解和实践精神感动，继而阅读了《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深深折服于梁先生的情怀、思想和人格魅力。

梁先生具有独到见解，学贯中西，献身社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秀士；也敢于坚持己见，自主自如，表里如一，是一位独善其身的“铮士”。从才识和气节2方面衡量，梁先生都称得上是一位“真士——真正的士子”。

首先，梁先生是一位献身社会的与世同行者。

梁先生曾说他的一生是在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面对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中国哪里去，社会哪里去，人生哪里去，激励着每一位士子上下求索。梁先生更是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己任而不懈努力，“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早于1917年10月，刚刚14周岁时，便写作并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吾曹之中必自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救世济民、舍我其谁的气概，怎不令人动容！

正因梁先生具有这种入世救世济民的精神，才能成为一位与世同行的大儒（一个人的经历与世间大事存在紧密联系，是人存在的价值，也是把一个人塑造成伟人的基础）。他抵制美货，参加同盟会，反对袁世凯，冷静注视五四运动的发展（“只发言不行动”，坚持法治精神），结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各式政治、军事人物和国民政府官员，讲论东西文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发起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报》……从学术到社会实践，再到投身政治，可谓用心参与，学贯实用（思想见于行动），见证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

其二，梁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和而不同的集大成者

无论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是对儒、释、道的传承创新，梁先生都能做到自主自如地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中国士子的一种典型特质，甚至能够坦然做到既认同马列主义又赞许基督教义。正是这种特质成就梁先生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梁先生传记《最后的儒家》艾恺（Guy S．Alitto）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初版序言中写道：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学术上的融合包容塑造出了梁先生“以佛家出世对己，以儒家出世对人”人格魅力。于己淡泊名利，坚持自我完善（修行），过着自主自如的生活；于社会鞠躬尽瘁，始终以拯救中国社会为己任，用则行之，弃则藏之。“所以1953年之后20多年里面梁先生尽避其锋芒，但不失其心智……担当起读书人的救世情怀和书生事业……所以艾恺先生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

其三，梁先生是一位表里如一、字如其人的铮士

梁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讲自己曾在学习小组上评价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人。梁先生是位“表里如一，字如其人”的铮士，艾恺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初版序言中有段感叹梁先生“字如其人”的文字不仅证明“字如其人”，也间接证明了梁先生确实“表里如一”。一位士子做到“字如其人”往往比做到“表里如一”更困难（字如其人，见字如见人，实属自然、本应该的事，但在现实世界恰恰难得，梁漱溟先生便属于这难得士子的杰出代表）。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