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年代遐长，搜采繁富（上）
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故其二人被后世合称为“两司马”。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司马光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制作。自苟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首部，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非编年体的首部，正如梁启超所说，在《资治通鉴》之前已经有了几部断代编年体之书，但通代编年体却是司马光之首创。但是按照钱穆的说法，其实在《资治通鉴》之前也有通代编年体史书，只是后来失传了：“在《唐书·艺文志》里，编年史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也不算少了。可是还有不在这里面的。如梁武帝曾叫他群臣写一部编年的通史，卷帙很大，后来没有传。就是《唐书·艺文志》里这四十一家的编年史，传的也不多。直要到宋代司马温公出来，写了《资治通鉴》，才是等于孔子《春秋》以及《左传》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以后的史家，特别看重此书，所以常称'两司马’，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司马光。”（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司马光撰《家范》十卷 清乾隆十四年刘组鲁刻谨斋藏板本，书牌
既然《资治通鉴》非通代编年体首创，但其却是这个体系中最具名气的一部，金毓黻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评价说：“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及《竹书纪年》，《春秋》者鲁之《史记》，而《竹书》则魏之《史记》也。《左氏传》为释《春秋》而作，其体亦为编年，而纪载甚备。《史通·六家篇》，以《左传》家居其一，即编年史之初祖也。其后荀悦易班书之纪传体而为编年，悉由抄撮成书，是为《汉纪》，袁宏、张璠、干宝、裴子野之徒，尤而效之，于是断代之史，编年与纪传并行。迨有宋司马光出，创修《通鉴》，贯穿今古，以为一书，而面目为之一新，殆由《左传》《汉纪》二书扩而充之以成巨制者也。”
金毓黻认为最早的两部编年体史书乃是《春秋》和《竹书纪年》，前者讲述的是鲁国的历史，后者则为魏国的历史。而《春秋左氏传》乃是为解释《春秋》而作者，其也属于编年体史书。故金毓黻认为《左传》可以视之为第一部正式的该类著作。之后他讲到了荀悦的《汉纪》等书，但金认为这部书的价值要比《资治通鉴》差得多。
虽然如此，金毓黻亦称《资治通鉴》乃是效仿了《左传》和《汉纪》，而这种说法本自司马光本人，《通鉴外纪·后序》中记录了司马光对其助手刘恕说的一段话：“《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司马光撰《家范》十卷 清乾隆十四年刘组鲁刻谨斋藏板本，卷首
司马光认为孔子作《春秋》到其所处的北宋时代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而这期间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等正史合计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件，部头浩大，少有人能将其通读。所以司马光决定编一部简约版的通史，其所记内容始于周列王封韩、赵、魏三国为诸侯，而下限则写到五代。这部史书撰写的体例，司马光明确地说效仿左丘明的《左传》，也就是编年之体，而撰文的简约方式则是效仿荀悦所编的《汉纪》。
然而对于《汉纪》一书，金毓黻评价不高：“且《汉纪》一书，系由班书钞撮而成，绝无翦裁，殊乏精义。而《通鉴》则不然，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金毓黻认为《汉纪》就是钞撮班固的《汉书》而来者，但《资治通鉴》则不同，即使是该书中的汉代部分也是《汉纪》收录的范围，但就内容而言，这部分与《汉纪》差异很大，因为司马光参考了很多书，而后将其融会贯通。以金毓黻的说法，虽然《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就内容而言都在《史记》和《汉书》的范围之内，但《资治通鉴》却并不是抄这两部中的史实，而是加入了很多新史料。金毓黻同时称，整个的《资治通鉴》不只是汉史的那一部分，其他的断代史也同样是经过作者的去粗取精，萃取而成者，所以金毓黻夸赞该书是冠绝古今之作。
司马光撰《司马氏书仪》十卷 清雍正元年刻本，书牌
对于《资治通鉴》一书的价值，张照侯在《通鉴学》中首先称：“《资治通鉴》之所以卓绝，由彼心思魄力，规摹意度，有其超掩前人之处。”这段话同样是夸赞司马光编纂该书时不是照抄史料，而是进行了仔细的甄选，这正是该书超越此前所有编年体之书的原因所在。但张煦侯也承认编年体并非司马光所创：“言乎体制，未为空前。寻其初貌，三古已具。非温公资力之不足以言创作，乃由一种史体之肇，其势常萌于不得不然。固不容迟至十一世纪之北宋，乃克有此种型式，出现于史部新著之中也。”
张煦侯也在文中谈到了《左传》和《汉纪》等编年体，张煦侯在文中讲到了《汉纪》一书的来由，其同时认为《左传》被后世学者视之为经部著作，故纯粹的史部编年体当为荀悦的《汉纪》；“汉献帝首病班书之文繁难省，诏荀悦依《左传》体，以为《汉纪》，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言，而辞约事该，时称嘉史。所谓举要撮总者，谓削去繁细情节，使要点集中也。通比其事云者，谓班书分见诸传，悦则会通为一而比次于逐年之下也。能如是，无惑乎其能辞约而事该矣。故左氏而后，有其首著一书，用左氏法，便学者之稽览，尽系年之能事，使编年一派，自是而脱离解经之传，屹然树立于史体之中，自荀悦始。”
然《汉纪》之后也并非直接就到了《资治通鉴》这里，张煦侯在专著中举出了很多例子，其中一部分为：“悦书而后，踵纂相仍。若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氏春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王韶之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萧韶之《太清记》，直至柳芳之《唐历》，是皆断代而为之者。”但张煦侯认为：“荀悦以后，《通鉴》以前，编年诸家中，欲求年代遐长，搜采繁富，考订精核，足以为《左传》之嗣音者，又卒无有。”
司马光撰《司马氏书仪》十卷 清雍正元年刻本，卷首
张煦侯为什么对《资治通鉴》一书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呢？他在专著中作了如下解释：“夫《左传》家法，中绝者五百余年，得一荀悦，又局局于西京一朝，自是而讫宋初，邈邈千余年，直无一人心左氏之心，欲通古今为一书者，则是左氏编年之法，无异乎及身而绝也。学者观此，足知史家之难得；知史家之难得，则是《资治通鉴》之只立无对，于史部中为不可或无之作，岂待言哉！”
为什么在北宋时期会出现《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内藤湖南认为这跟当时编书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在宋初太宗、真宗时期出现了各种大型类书。太宗时期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是出于同样意义的创作。《太平御览》是真正的类书，是六朝以来至唐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太平广记》是野史、稗史的集大成者，《文苑英华》是诗文的集大成者。当然，这些都是为提供帝王参考而作的。”（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那个时期编纂了大量的类书，然编书的目的都是作为帝王的参考物，内藤湖南认为：“此后经过仁宗一代之后出现的《资治通鉴》，虽说同样出于为帝王提供参考而作，但是体例却一变为了编年史。”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书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内藤湖南解释说：“这也是由于当时学风变化而出现的情况，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新派学问，追求《春秋》之法那样确实具有的规范、鉴戒之类的东西，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沿革的思想。前代流行的是辞学即将诏敕、奏议等朝廷应用文章也都进行为仪式的、艺术的修饰的学问，而新时期则出现了那种较外形更加重视内涵鉴戒意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了新型的独裁君主生活，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需要。”
内藤湖南在专著中将《资治通鉴》跟当时同时问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作了比较，他首先认为这三部史书的问世同样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后他分析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在正史撰写上的变化：“《新唐书》《新五代史》是正史上的变化。大体而言，唐初的《晋书》《隋书》由于应用了分纂法，以致史书失去了一家著述的意义，又变为了像《南史》《北史》那样的著述。然而，至《新唐书》《新五代史》进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复旧为了一家的著述了，《新唐书》虽为二人合著，但在各自分担的范围内都是根据一家之见的著述，所以从部分来看仍是一家著述，至《新五代史》就分明是一家著述了。这些作者撰写史书，不仅在文字上模仿《史记》《汉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也复兴了旧风。”之后他认为《资治通鉴》的笔法也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相同：“《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笔法也应用于《通鉴》。当然，作为《通鉴》本来的目的只是希望作为帝王的学问，并无形成史家之一家著述的企图。只是由于当时的时代风气，以及作者司马光其人，反映于著作上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帝王所需要的备忘录，而是成为了一部具有自己史家见解的优秀著作。此书不仅在体例上复兴了编年史，在帝王学的编修上它还具有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同样的意义，亦即作为传承《春秋》之意，具有一家之见著述这一点上，有着重大意义。”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牌记
关于本书书名的变迁，内藤湖南也将其解释为《资治通鉴》一书乃是为给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通鉴》的书名最初曾考虑为《通志》，完成之后由天子赐名《资治通鉴》，这一书名尤其能够表现帝王学的意思。”而后他总结到了司马光在撰写该书时虽然受到了《春秋》的影响，但他却效法了《左传》的体例：“总之，这是受到当时《春秋》学的影响，试图恢复比纪传体更古史体的产物。本来在隋唐以来，从称编年体为'古史’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当时认为这是比纪传体更古的体例，所以希望予以复兴。然而，像《春秋》经文那样寓意于一字一句的笔法，对后世人来说已经很难做到，而且也不适于后世的情况。所以说《通鉴》并非效法了《春秋》经文，而是效法了《左传》体例。”
然而《资治通鉴》一书却并非是接续《春秋》或《左传》的断代史，因为本书所记历史上起周列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而下起后周显德六年为公元959年，总计1362年。其包括的朝代有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计16朝。而《春秋》所记鲁国史最后的一年为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476年，以此可看出，《资治通鉴》的上限距此年差了几十年。
司马光为什么不补上这段历史的空白呢？他的助手刘恕在《通鉴外纪·后序》中有如下记载：“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卷首
当时刘恕也奇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上限的问题，按照通史的写法，当然都会从上古或者尧舜时代写起，刘恕问司马光本书不这么做，司马光的解释则为周平王以来的史实已经包括在了《春秋》一书中，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乃是经，既然是经就不应当随便予以增加和减少内容。刘恕闻言后接着问，既然经的部分不可改动，那么为什么不接着《春秋》的最后一年来接着续呢？司马光则说经不可以续，刘恕闻听后感叹说，真正的史家应当避圣人讳，因为这正表明了司马光对于儒家经典的尊崇。
司马光认为没有人有资格改写经书，同样也没有资格来续经。既然如此，《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因为司马光认为正是这一年周天子将韩、赵、魏封为诸侯，这种做法破法了周代的礼制，这是周朝衰微的开始，因为周天子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故司马光认为这一年是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所以他以此做为他撰写《资治通鉴》的起始年。
关于司马迁编纂《资治通鉴》的开始时间，一般的史书将其列在宋治平三年，因为这一年他编写完八卷本的《通志》，他将此书进献给宋英宗。而他在《进通志表》中写道：“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明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杭州孔天胤刻本
司马光认为古代的乱世与盛世都记载于史书之中，而他本人在少年之时就喜好史学，但他也觉得史书太多，资料浩瀚如海，所以他一直想摘取史书中精华的部分汇为一编，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而今皇上对文史大为讲求，所以自己先写出了八卷版的《通志》，该书参考了一些史书，以此可见，战国七雄的兴衰历史。
宋英宗翻阅《通志》后，对该书颇为夸赞，同时他还鼓励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司马光在编完《资治通鉴》后给皇帝所上《进书表》中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君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
宋英宗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下令让司马光自己选编纂人员，同时允许借阅皇宫内所藏之书。另外也有不少的赏赐，皇帝如此之重视，给司马光以很大的鼓励，他很快就组织起了修书班底。其中成员最重要者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这三位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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