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民族元典原貌
在众多汉文典籍中，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与《老子》、《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诸子著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这些先秦民族元典第一次总结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独立起源与早期发展，将历代先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探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色。
民族元典形成之后，经秦汉大一统成熟文明的融合、阐释，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承传、发扬、普及、教育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民族个性，最终积淀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层的稳定性，成为一种文化血液基因，传授给子孙后代。虽然人人各具个性，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人都具有的共性，而这种共性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元典是幸运的。尤其是记录这些先秦元典的汉字，一直使用至今，基本结构没有变化。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如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希腊文化源头的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古印度的印章文，都已成为死亡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而中国汉字由于一直被传承使用，虽然“时有古今，音有沿革”，但由于字形的稳定性，义寓于形，因此，只要稍加古汉语训练，再借助注解，我们便可阅读先秦民族元典。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所在。
然而，也存在一些遗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之秦朝末年的楚汉战争，使先秦民族元典遭到了人为破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传世先秦民族元典，只是当时众多民族元典的主要部分，而非其全貌。而且，这些传世元典又经历代学者的重新编订，以及由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到写于简牍帛书再到雕版印于纸张的转换，已造成了某些篇章的错乱与字词文句的讹误，而非其原貌了。因此，为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首先应探求记录总结这些基因文化的先秦民族元典的全貌与原貌。这实际上正是汉代以后历代学者都在盼求的目标。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
而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项考古大发现，不仅为我们认识五帝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与虞夏商周四代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大量现场遗址与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先秦民族元典的文字文献资料。可以说，我们已迎来先秦“民族元典新证”的伟大时代。
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考古新资料，是司马迁写《史记》、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都不曾看到的。利用这些丰富的出土文字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对先秦民族元典作出全面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民族元典新证”工程的完成，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总结提供完整而原始的经典文本，意义深广而又任重道远，是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可遇不可求的良好机会。
“民族元典新证”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民族元典新证”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据的层面，而应该上升到义理的高度，呼应时代课题，关注国家前途，担当民族命运，解答社会需求。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使“民族元典新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发挥民族元典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经典与犹太古经的新发掘与新阐释。中国先秦元典的新证，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下，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中世纪神学禁欲的背景下，从古希腊经典中寻找人性的自由发展；而中国当今期望的“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从先秦民族元典中寻找道德温暖与精神意志。从这个高度再来认识“先秦民族元典新证”，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王国维所说的“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学术意义，而具有了促进国家和谐发展，引领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妨说，新学问需要新发现，而大学问有待大时代。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