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劲松
原文刊载于《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童恩正先生是一位职业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广泛读者群的小说家和电影剧本作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童先生就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小说家生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达到了顶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新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社会上随即掀起了一股科普热和科幻作品热，童先生在这股热潮当中脱颖而出并占据了两个第一：他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荣获1978年度的“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中国科幻小说在国内获得的最高文学奖项；两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由童先生亲自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中国内陆的首部科幻影片。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中，童先生与记者出身的叶永烈、第一个到访西沙的郑文光、探访北冰洋的地质学家刘兴诗同被尊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大师”。不过，把童先生称为“科幻小说作家”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因为童先生小说创作的题材和类型比“科幻小说”更为宽泛。虽然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可能遵守某种既定的模式，而“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从一开始出现也就拥有多种风格，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把涉及真实的或者想象的科学对社会和人产生影响的小说，或者以科学为主导的小说称为“科幻小说”。在这个定义之下，童先生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五万年前的客人》《遥远的爱》《失去的记忆》《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等作品是不折不扣的“科幻小说”；刊登在《红领巾》和《我们爱科学》等杂志上的《海洋的见证》《神秘的大石墓》《古代片饰之谜》篇幅较短的作品更像是以青少年为对象的考古普及读物。此外，以郑成功收复台湾为背景的《战舰东航》是一部历史小说，《西游新记》则是一部针砭现实的幽默作品。更有一类小说，典型的有长篇小说《古峡迷雾》，中短篇小说《古泪今痕》《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石笋行》《雪山魔笛》和《追踪恐龙的人》等，它们以作者的考古经历为背景，以真实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素材，但恰当融入了想象和幻想的成分——包括科学的和情感的幻想，这类小说颇有几分“想象小说”（Fantasy Fiction）的味道，不过它们并没有托尔金的《魔戒》那样强烈的魔幻色彩，而是更多地带有学者的沉郁。我更愿把这类小说称为“考古小说”。“考古小说”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理论层面上的小说类型。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不仅是因为据说童先生的上述作品当年曾经影响了一些年轻人选择考古学专业、并最终走上考古学研究的道路，更是因为透过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童先生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本身所做的思考——考古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些不能做的事情当中考古学家又迫切地想知道什么。童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从这个角度说，童先生的“考古小说”不是把自己的考古经历作为背景和素材简单地“拼贴”“植入”到叙事之中，而是把考古学的问题融入到虚构的故事之中，以想象的方式实现了考古学家在真实的考古工作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和梦想。顺便说一句，作为考古学家的童恩正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科学成就有充分的了解，他本人也较早地意识到运用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1973年，国外有学者使用计算机缀合甲骨碎片，几年后，童先生也运用计算机对安阳出土的数百片甲骨进行缀合实验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因此，当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考古学家借助高科技手段解答考古学疑难问题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童恩正的“考古小说”大多以作者亲历的田野考古工作为背景，同时贯穿了很多真实的考古发现，反映了作者所关注的考古学问题。童先生最早发表的作品《古峡迷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0年，后多次再版并有改编的电影剧本）就是围绕巴人起源这一重要的学术课题而展开的。故事从3000年前的一场战争开始，当时居于夷水流域的虎族为了躲避楚国的进攻退入三峡地区的崇山峻岭，从此从历史上消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两代中国学者为了证明巴人起源于消失的虎族而与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的学者所持的各种“巴人外来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到1949年以后，考古学家在瞿塘峡赤甲山的黄金洞里找到了虎族的下落，最终证实了中国学者对巴人起源的假说。童先生1959年曾参加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考察过瞿塘峡盔甲洞中的巴人遗物，显然对三峡考古十分熟悉。小说中描写的虎族的柳叶形铜剑、单耳圜底铜罐、崇拜虎的习俗，以及黄金洞中的象形文字等，都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另一篇小说《雪山魔笛》（《少年科学》1978年第8、9期）讲述的是一支考古队在西藏天嘉林寺发掘，在佛像腹部暗藏的小龛中发现了一支人骨制成的笛子。传说这支笛子原为一位高僧所有，笛声可以唤来山精，以此证明高僧佛法无边。当考古队在“万籁俱寂、山林沉睡”的深夜吹响魔笛时，引来了在西藏高原上生存了上百万年的猿人。在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奇幻故事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主持发掘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身影。在《古泪今痕》（《电影作品》1980年第3期）中，童先生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同时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一个是明代凤凰山皇陵村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另一个则是现代考古工作者和女舞蹈演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古今两条线索彼此交织，情节起伏跌宕。故事从考古工作者发掘凤凰山明代蜀王墓开始，其时他的女友正在排演一个流传于明代蜀王府的舞蹈。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一段发生在明代的凄惨的爱情故事被一点点揭示出来，一名明代女子被抢入蜀王府作宫女，被迫与她分离的心上人在她即将被殉葬之时赶到，二人双双死于墓中。考古学家与女演员深受感动而重归于好。这篇小说就是直接以1970年成都凤凰山明墓的发掘作为背景的。《石笋行》（《少年科学》1982年第10期）更是直接以“石笋”这一成都平原先秦时代的大石遗迹为对象。小说中提到川西平原没有自然的巨石，所以高耸的“石笋”就成了人们神奇附会的对象。比如唐代民间流传“石笋”底下有海眼，搬动后会有洪水涌出；杜甫的《石笋行》描述成都子城有两株“石笋”，雨后往往会从“石笋”下冲出碧珠；还传说唐末有人想从“石笋”上凿下一块做石砚时曾遭雷击。小说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一株“石笋”，但“石笋”突然在深夜飞向太空。原来“石笋”是从宇宙向地球发射的装有自动观测器的火箭，每200年就有一台火箭带着资料飞回太空。这篇小说带有科幻成分，但“石笋”却是真实存在的古代遗迹。20世纪40年代，冯汉骥先生等在成都平原和川西山地进行考古调查时就发现有墓石、独石、列石等遗迹，如成都有“支机石”“天涯石”“五块石”“石笋”“五丁担”，新繁有“飞来石”、新都有“八阵图”等。这些大石遗迹还与蜀王的传说有关，《华阳国志》就记载“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另外，在重庆奉节，陕西勉县、南郑、旬阳等地也有大石遗迹，《水经注》等史书中多称之为“八阵图”。童恩正对大石遗迹也有研究，认为它们是开明王朝时期的遗迹。但在小说中，童先生把“石笋”想象成宇宙高级生物的产品，把一项历史遗迹转变成了对未来的象征。再如《追踪恐龙的人》（《科学幻想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讲述了一个从小就对恐龙有浓厚兴趣的男孩，最终进入大学古生物学系学习，开始了研究恐龙的科学生涯。主人公曾看到一件金沙江畔出土的青铜罍，罍盖上的恐龙形象坚定了他长期以来埋藏心底的想法：恐龙应当还存活于世上。最终，主人公历尽艰辛在西藏的恶龙湖找到了头上有齿状角、身披鳞甲的恐龙。在真实的考古发现中，1959年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的一个窖藏出土了2件带蟠龙盖的兽面纹罍，其中一件盖上的蟠龙角呈柱状、角端分三叉，另一件龙角为扇形、角端有齿。小说中的青铜罍上和西藏恶龙湖中的恐龙形象即出自彭县铜罍，小说的创作灵感大约也来自彭县的考古发现。童先生最后创作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科学文艺》1989年第3期）据说是他本人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小说以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四川兴汉县七星岗遗址的器物坑作学术报告为开端。在小说中，传说商代晚期的蜀王为求雨将自己的宝藏埋于七星岗的七个坑中，但3000年来没人能够找到这些宝藏。报告结束后，一位美国女士将其父于20世纪30年代在四川传教和调查时所获的一块铜片赠送给考古学家，铜片上所刻的神秘图案正指示出七星岗宝藏坑的位置。铜片的现身引起了激烈地争夺，其间穿插着阴谋和爱情。最后，考古学家历尽辛苦将铜片带回国内，并据此在七星岗遗址发现了埋藏有大量青铜人像、神树、金杖和象牙等的宝藏坑。显然，小说中的兴汉县七星岗遗址即是广汉县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自1931年就发现了埋藏着玉器和石器的器物坑，当时的美国学者和传教士都参与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小说中的蜀王宝藏坑指的是1986年偶然出土的两个祭祀器物坑。这篇小说情节紧凑、充满悬念，不仅有对航空照片以及楚帛书、《尚书·尧典》、《山海经》等古籍中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和方位内容的释读，甚至还有对包括“点穴术”在内的传奇中国功夫的渲染。如果科幻小说在中国出现伊始并不是仅仅把青少年定位为读者对象的话，那么，《在时间的铅幕后面》完全可以被童先生写成一部像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那样扣人心弦的力作。童恩正“考古小说”的吸引力并不仅仅表现在那些真实的考古背景和考古发现之上，更在于它们揭示出了深藏于每一位考古学家心底的情愫，对此我们可以用小说中出现的四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它们是：奥秘、愿望、再现和复原。在童先生看来，无论是高山大海、宇宙太空，还是漫长的历史长河，“奥秘”无处不在，而对“奥秘”的揭示就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在《追踪恐龙的人》中作者写道：“天已经近黄昏了，风势逐渐平息下去，一团一团的云雾从峡谷里袅袅上升，岩石林木，半隐半现，显得更加神秘、幽远……千万年来大自然蕴藏的一处奥秘，在强烈吸引着他。”
“当每天的工作结束，当我坐在帐篷前面的篝火堆旁，看着被夕阳染成红色的雪峰，晶莹清澈的湖水，青翠茂密的森林，以及天嘉林寺黑色的废墟，我的心中就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幻想，如果这里的湖山能够说话，它将向我们倾诉多少在缓慢的历史长河之中被人遗忘的故事呢？”
在《石笋行》中，在主人公“我”以为解答了“石笋”的奥秘后真的发现了“石笋”，由此产生了更多的关于“石笋”来历、去向和发掘现场的种种不解之谜，甚至在最后证明“石笋”即是从太空发射到地球的火箭后，“我”依然在说：“迄今为止，我们都是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理解时间和空间的。但是我们当前所理解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就足以概括宇宙的全部真实呢？……说不定正在观察地球的智慧生物就是这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宇宙间的奥秘太多了，有谁知道呢？”
除了上述直接对“奥秘”所做出的抒情性表述外，历史的“奥秘”贯穿于每一个故事的始终。像《古峡迷雾》中虎族的去向和巴人的来源，《古泪今痕》中明代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和现代发掘的明代墓葬，《在时间的铅幕后面》七星岗器物坑的埋藏地点和用途，等等。“奥秘”无处不在，从地下到海洋和宇宙、从过去到现在与未来。作为考古学家的童先生在小说中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奥秘”的感叹之上，而是让主人公通过不懈地科学探索努力解开重重谜团。”《古峡迷雾》中的两代中国考古学家怀着一个坚定的学术信念，凭借着零星线索，在三峡的崇山峻岭中不断追踪，终于找到了虎族最后的踪迹和巴人的源头。《古泪今痕》中，明代墓葬的最后出土解开了墓葬谜团，也揭示了明代一对恋人的最终结局。《在时间的铅幕后面》通过对铜片的争夺和解读，最终发现了传说中古代蜀王为求雨进行祭祀而埋下的所有宝藏。在一些小说中，作者更是调动幻想的手法，实现了考古学家“复原”和“再现”历史的梦想。在《雪山魔笛》中，科学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活着的猿人：“他们的体质结构、生活习惯和社会组织，都为我们复原了一幅幅一百万年以前发生过的生动画面。”
在《追踪恐龙的人》中，人和恐龙——远古时代和当今时代地球的主人终于见面了：“在他们之间，原来横亘着成亿年的岁月，而现在，这两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却在这黑暗的山洞里相遇了。”
在另一篇科幻爱情小说《遥远的爱》（《四川文学》1980年第4、5期）中，作者更是借助外星来的女主人公“琼”来实现自己见证历史的愿望：“琼”平时熟睡而完全停止新陈代谢，但从最初的每隔两千年、一千年，到后来的每隔10年就到人世间生活两三个月，以观察人类社会的进程。“我”发现“琼”通过这种方法，用了不过5年的时间看到了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历史。紧接着，作者又创作出这样一个情节，即“琼”送给“我”一个储存着关于过去和未来各种知识的晶体，从中“我”亲眼目睹了人类文明史的全部过程，实现了考古学家穿越时空、亲历历史的梦想：“古代埃及的十万名奴隶在炎炎烈日下修建金字塔，巴比伦国王在神庙前宣读汉谟拉比法典，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华氏城举行隆重的佛教庆典，中国秦代的数十万刑徒在皮鞭抽打下建造万里长城。我看到了十字军战士的铁蹄践踏着小亚细亚的草原，我也看到了成吉思汗的骑兵饮马蓝色的多瑙河畔。我看到了海风吹拂着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船帆，我还看到了革命的红旗在硝烟迷漫的巴士底狱的城楼上飘荡。”
有意思的是，这是童先生所希望看到的以及能够看到的人类文明史，一个以宏大叙事方式勾勒出的、贯穿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历史发展图景。其实，考古学并不长于构建这类宏观的历史图景，它更多的是通过零散的物质遗存“拼贴”出历史发展的断面，其中有着多线条、多层面的交织。在小说中，“我”亲眼所见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反映了童先生当时心目中的“大历史”，也表达了由考古学来复原宏大历史的美好愿望。每个人都有了解自然和历史奥秘的愿望，相比之下，考古学家比常人更渴望认识自然、认识历史和未来。考古学家是最具“历史感”的人，因为他们面对的历史都是以千年、万年计的：现代人类在10万年前走出非洲，新石器革命发生于1万年前……相比之下，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只是一个片断，相对于地球46亿年的历史更只是一个瞬间。由于历史的久远，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知识结构发生过多次变化，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遗物很可能对于今人来说是陌生的、隔膜的，它们很可能会成为未知数甚至是谜。但或许正是这些未知和谜团的存在才催生了考古学。考古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不仅要努力寻找人类在历史上的活动“痕迹”，更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解读隐含在这些遗迹和遗物背后的信息，尽可能解开各种谜团。让今天的人更多地了解人类过去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任务。考古学甚至希望最终能够“复原”和“再现”历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考古学家一直在积极寻找“进入”古代生活的路径，一方面努力获取考古资料，另一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从19世纪末西方出现的以地层学、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为依据来构建人类历史文化的时空框架、演化与传播假说的历史文化主义，到20世纪中叶出现的旨在发现文化互动和变迁原因的过程主义，再到通过强调解释的多重话语权而致力于揭示古代生活的多重意义的后过程主义，所有这些努力都在朝着增进人类关于历史和人类自身的理解的方向行进。但问题是，考古学面对的人类过去的生活往往是零散的“片断”，有时甚至呈现出芜杂无序的面貌，要把这些“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关于人类过去历史的“图景”绝非易事，因为历史不可能通过重复的实验加以验证，而人类的活动从来都是自由的，它并不受我们通过思辨总结出的规律的制约。于是，尽管考古学以“复原”和“再现”历史为至上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却无法实现，我们只能一点点地、永无间断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考古学家能够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揭示出过去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却不一定能够提供人们迫切想知道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终极答案。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考古学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比常人更加渴望解答关于人类历史的奥秘；另一方面，他们又应比常人更加严格地贯彻科学的严谨态度，他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只能让“材料”本身“说话”，不能任自己的思辨和想象越界。我相信童恩正先生对此一定深有体会。或许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他职业考古学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作为有建树的考古学家，童先生应该知道，很多学术问题即使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完满的答案，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绝不会遵循“1 1=2”之类的公式，一个偶然的事件或许就会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像《古峡迷雾》中提到的巴文化起源的问题至今仍在探索。20世纪50年代重庆巴县冬笋坝和四川昭化宝轮院发现的两批船棺葬曾被认为是巴人的遗存，但后来在成都平原大量的同类发现说明船棺墓并不为巴人所特有。20世纪70年代在涪陵小田溪又发现一批被认为是巴族的王或酋长的墓葬。此后，三峡西部的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和川东北的宣汉罗家坝遗址也被认为是巴人遗存。童先生认为巴人可能出于“廪君蛮”，最早发源于湖北西部的清江流域，后来主要活动于川东、鄂西北和汉中一带，西周以后建立巴国，国都先后设于今重庆、合川、丰都、阆中等地，后巴与蜀同时被秦所灭。目前的一种认识是四川盆地和三峡西部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并无巴，东周以前的巴应在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东周时期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西进，与蜀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并进而与“蜀文化”形成了“巴蜀文化”。可见对巴人、巴文化的认识是持续增进的，现有的认识还将随着新的考古材料和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而不断调整。再比如《在时间的铅幕后面》中指涉的三星堆遗址，虽然从1931年开始就不断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现了两个令世人惊叹的器物坑，但是对于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器物坑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遗址中是否还埋藏着更多的奥秘，我们迄今仍然无从知晓。作为考古学家的童先生会自觉止步于人类历史上的疑点和谜团，但是作为小说家的童先生却可以大胆突破科学研究的“界限”，自由地运用想象力，以故事的方式为真实的考古背景和考古材料提供“合理的”但却无法证明的“出路”。“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这是英国小说家、《印度之行》的作者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的开篇所讲到的。为了突出讲故事的重要性，福斯特紧接着说，从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形状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已经在听讲故事了，“当时的听众是一群围着篝火在听得入神、连打呵欠的原始人。这些被大毛象或犀牛弄得精疲力竭的人，只有故事的悬宕才能使他们不致入睡”。这样的结论恐怕又是作者动用小说家的笔触的产物。根据现有材料，考古学家只能推断出尼安德特人拥有某种语言，并且还能判断出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石器进行“艺术加工”，至于他们是否会围着篝火听故事以抵挡睡魔则不得而知。但是故事的魅力我们在小时候阅读《一千零一夜》的时候就应该有所体会了。聪明的山鲁佐德总是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戛然终止她的故事，从而一次次躲过杀身之祸。童先生在他的“考古小说”中致力于编出好的故事，这使他暂时放下考古学家的严谨和科学态度，任想象自由飞翔。比如他可以让考古学家在黄金洞中发现一块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碑，并通过计算机的缀合与释读获得了关于虎族最终去向的确凿证据。而在证明了“巴人起源于虎族”的假说后，他不必进一步追问虎族的起源；在寻找到蜀王求雨祭祀在七星岗埋下的宝藏坑后也不必追问那些铜像、神树和金杖的含义。在小说中，现实与愿望、事实与想象、科学与艺术彼此交织，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在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既能看到考古学家为破解谜团不懈探索的科学精神，又能感受到考古学家在面对无限的时空时心怀的情愫。人原本就是一种具有多样性、多面性和微妙性的存在者，要想认识世界和人本身，科学和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在通览童恩正“考古小说”后的一个最大收获。作者施劲松，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