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晁错《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赏析

晁错《言兵事疏》

《言兵事疏》是西汉文景时代的政论家，号称“智囊”的晁错的一篇兵法力作。它将古代兵法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巅。文中见解独到，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汉朝的边防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历代军事思想家所借鉴和应用。

《言兵事疏》原文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1） 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2）；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3） 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无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砥砺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4）：一曰得地形，二日卒服习（5），三曰器用利。兵法曰：

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6），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7），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隘相薄（8），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9），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10）；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11）；此将不省兵之祸也（12），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13）。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14）；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15）；险道倾仄（16），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17）；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18），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19）；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20），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十击一之术也。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之间耳（21）。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22），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横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注释:

（1） 胡虏：指匈奴。（2） 高后：汉高祖刘邦之妻吕雉，实际掌权十六年。陇西郡：在今甘肃省西部。驱略，驱赶掠夺。（3） 没世：永世，长期。（4） 合刃：交战。（5） 卒服习：士兵经过精熟训练。（6） 渐：浸湿。经川：常流之水。丘：丘陵。阜：土山。曼衍：绵延。属：连接。（7） 萑：芦苇的一种。萧：蒿草。蒙茏：互相掩隐、覆蔽的样子。铤：短矛。（8） 伏：隐蔽。相薄：互相重叠。（9） 不精：动作不熟练。集：齐。金鼓之指：鸣金击鼓的命令。古时作战，击鼓以示前进，鸣金以示收兵。勒：严格要求。（10） 袒裼：露出上半身，也称肉袒。（11） 镞：箭头。（12） 省兵：检验兵器。（13） 险易：险要之地与不险要之地。（14） 敌国之形：势均力敌之国的形势。（15） 弗与：不如。（16） 倾仄：倾斜狭窄。（17） 格：抵御。（18） 什伍：古时军队编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19） 材官驺发：能用强弩的骑射之官。驺：通“骤”。革：皮。笥：铠甲。木荐：木做的盾牌。（20） 薄：逼近。（21） 俯昂：同“俯仰”。（22） 义渠：当时居于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归谊者：归降的人。

作品背景

晁错任太子家令不久，因匈奴屡侵边境，于是他及时上《言兵事疏》。先是肯定文帝一反汉兴以来畏惧匈奴而明诏抗御，继而纵论用兵之道、临战之术，具体剖析 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指出：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确实言之凿凿，非一般纸上谈兵者所能比，受到文帝高度赞扬和重视。

译文

我听说汉兴以来，匈奴数次侵入边地，小规模的侵袭就获得小胜利，大举入侵就获得大的胜利；高祖吕后时再次侵入陇西，攻占城池，屠杀百姓，劫掠牲畜等财物；后来又侵入陇西，杀死守城的官兵，大肆劫掠。我私下听说战胜的威力，可以使百姓气势百倍；吃了败仗的士兵，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元气。自从高祖吕后以来，陇西三次被困于匈奴，百姓垂头丧气，没有胜利的信心。现在陇西的官吏，上赖社稷的神灵，遵奉陛下圣明的命令，团结士卒，磨砺他们的气节，发动已经垂头丧气的百姓来抵挡乘胜前进的匈奴，以少敌众，杀死了一个匈奴的首领，大败他们的大部队而取得大的胜利。这并非陇西的百姓有勇敢和怯懦的区分，而是将领节制的方法有巧妙和笨拙的差别。所以兵法说：“有一定会胜利的将领，没有一定会胜利的百姓。”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在于好的将领，所以不能不慎重选择。

我又听说用兵，在战场上厮杀之前要准备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深入了解地形，二是要训练士兵，三是要检验武器。兵法说：一丈五尺长的沟，可以湮没战车的水流，山林中积满石头，有长流之水，有丘陵土山，草木繁盛，这是步兵的战场，两个骑兵抵挡不了一个步兵。土山丘陵，绵延不绝，到处都是平原广野，这是骑兵的战场，十个步兵不能抵挡一个骑兵。远远望去是平坦的丘陵，中间隔着河流和山谷，居高临下，这是弓弩手的战场，一百个拿着短兵刃的士兵也抵挡不了一个弓弩手。敌我双方的阵地相隔很近，地势平坦，没有深草阻碍，进退自如，这是持长戟的士兵的战场，三个持剑盾的士兵也抵挡不了一个持长戟的士兵。芦苇蒿草丛生，草木茂盛，枝叶相交，这是持矛铤的士兵的战场，两个持长戟的士兵也抵挡不了一个持矛铤的士兵。道路弯弯曲曲，十分隐蔽，各种险要的地势相互重叠，这是持剑盾的士兵的战场，三个持弓弩的士兵也抵挡不了一个持剑盾的士兵。士兵不精选加以训练、使之熟悉，日常起居不熟练，动作不整齐划一，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如何避免灾难，前面金鼓击响，后面的士兵却十分懈怠，和金鼓的命令相违背，这是不严格训练士兵而造成过错，一百个这样的士兵也抵挡不了十个精兵。兵器不锐利，和空手一样；盔甲不坚固，和没带盔甲一样；弓弩不可以射出很远，和短兵一样；射箭不能射中，和没有箭一样；射中了却没有穿透，和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没有检验兵器的后果，五个这样的士兵抵挡不了一个精兵。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将自己的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会打仗，是将自己的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了解自己的士兵，是将自己的国君送给敌人；君主不精选将领，是将自己的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战争的关键。

我又听说小国和大国的表现不同，强国和弱国的形势有异，险要之地与不险要之地的戒备不同。谦卑地侍奉强国，这是小国的表现；联合小国来攻打大国，这是势均力敌的国家的表现；用蛮夷来攻打蛮夷，这是中国的表现。现在匈奴的地形和技艺都与中国不同。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的马匹不如他们；道路险要，地势不平，一边奔驰一边射箭，中国的骑兵不如他们；经历风雨的疲劳，忍受饥渴的能力，中国人不如他们，这是匈奴擅长的地方。如果在平原上，地势平坦，轻车突骑，那么匈奴容易被挠乱；劲弩长戟射到远处，那么匈奴人的弓箭之弓不能抵御；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十个五个一拥而上，那么匈奴的士兵不能抵挡；能用强弩的骑射之官，同时射向敌军，那么匈奴的皮做的铠甲和木做的盾牌就不能支持了；在马下格斗，剑戟相交，短兵相接，那么匈奴人的脚就不能支持了。这是中国擅长的地方。由此看来，匈奴的长处有三个，中国的长处有五个。陛下又兴兵数十万，用来诛讨数万人的匈奴，众寡悬殊，用的是以十击一的方法。尽管这样，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大变成小，强变成弱，只在俯仰之间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就会发生。硬打硬拼，企图用人海战术取胜，一旦失败，难以东山再起，就会后悔莫及。帝王的策略，出自万分的周全。现在义渠的少数民族来投降汉朝的有数千人，他们的饮食和长处与匈奴一样，可以赐给他们盔甲棉衣、强劲的弓弩和锋利的箭，让边境的优秀将领统率他们。让将领了解他们的习俗，懂得他们心理，用陛下的规则约束他们。如果地势险要崎岖，让他们来抵挡匈奴；如果地势平坦无碍，就用汉朝的将领来对付匈奴。两军互相辅佐，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再加上数量众多，这是万无一失的方法。

传说： “狂妄之人的话，圣明的君主加以选用。”我晁错愚昧鄙陋，冒死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裁夺择用。

晁错的《守边劝农疏》，就抗御匈奴问题深入议论，在历史上首次卓越地提出屯田戍边的建议，并周密地设计了实施举措： 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勿下千家等。先为室屋，具田器 ，然后从罪人至庶民，广泛招募，当免罪的免罪，当赐爵的赐爵，予以鼓励；开始时为其提供衣食，直到 能自给而止 ；所募之人死去妻子或丈夫，出钱使其再婚；凡能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己，由官府补偿被夺本主的损失等，以使屯戍者 久安其处.此疏奏上后，即被文帝采纳，定为国策，对当时乃至后世西北边疆的开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西汉·晁错《守边劝农疏》原文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岁。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译文

　　我听说秦朝时北上攻击胡貉族，修筑要塞于河上，南下攻击杨粤族，布置守军。秦发兵攻打胡貉和杨粤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守卫边疆而救他的人民不被侵略者杀死，而是因为贪婪地想要扩大边疆，所以还没有成功就已经天下大乱了。更何况起兵时不知到敌我的形势，交战就被敌人所擒，屯积就一下子积死。胡貉人生存的土地是阴气积累的地方，树木的皮厚三寸，冰的厚度达六尺，人吃肉喝奶酪，毛发浓密，鸟兽也是浓毛，他们的本性是能耐受寒冷。杨粤生存的土地是寒冷少炎热多的地方，他们毛发稀疏，鸟兽稀毛，性能是耐炎热。秦朝的兵士不服水土，守卫的人死在边塞，运输的人恼怒怨恨在路上。秦朝的百姓见了就逃跑，因为被抓以后就充军，名叫谪戍。秦朝先派遣官吏抓贬谪和招赘的女婿、开商店的人，后来抓没有户口的市民，后来又抓年迈的没有户籍的父母，后来直接入室抓人。履行职责的官员做事不顺，被抓的人有深深的恐慌，有背叛的念头。凡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的百姓都是为了自己着想的。打了胜仗守住了阵地就有封官赐爵的奖赏，攻打和屠杀城邑掳掠来的钱财可以让他的家室富足，所以能让他的百性冒着敌人的炮火，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现在秦朝发兵，士兵九死一生，而没有分文的体恤金，死后一文不值，天下人都知道祸患临头了。陈胜是行伍中的小兵，走到大泽乡，为天下人的倡导，天下人跟随他的如流水一般，秦朝的威严荡然无存了。

　　胡人的衣食产业不是不动产，他们的形势决定了他们容易侵扰我们的边境。为什么这么说呢？胡人吃肉喝酪，穿动物的皮毛，没有城郭田宅等不动产，就像飞鸟走兽生活于野外，他们住扎于水草丰美的地方，草吃完了水喝完了就转移。如此看来，他们往来转移，有时来有时去，这是胡人生存的技能，也是中国人离开土地南下避难的原因。今天胡人屡次侵犯塞下放牧，如果让当年的燕国、国代，或者上郡、北地、陇西，用他们的守军守住要塞，兵少就会被攻破。皇上如果不出兵相救，那么边境的百姓就会绝望而有投降敌人的打算；如果发兵，兵少则不起作用，兵多则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等赶到时胡人又走了。如果聚集大兵守边，费用太大，如果撤军则胡人又来了。这样年复一年地下去，那么中国就会贫苦不堪而百姓不得安居乐业。

　　皇上担忧边境是天下人的幸事，派遣将领、官吏和兵士用来治理边塞，这是很大的惠民政策。然而命令远方之兵士守边塞，一年一换，难以了解熟悉胡人的特长，不如选择常年居住的人，安家室置田产，用来防备。这样就方便修筑高城深堑，储备大石头，挖沟渠作为通讯应答之用，加强一个城市，城和城的距离150里。在要害的地方，河流交界处，设立城邑，不少于一千家，把他们训练成虎狼的群居。先搞房地产，后置备耕田的器具，招募罪犯和免除刑罚的人来住；如果不够，就招募家丁、奴婢、赎罪的人和输送奴婢想要拜爵的人；如果还不够，就招募想要去的人。都赏赐高官，安置他的家。给予冬天和夏天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直到能自给自足为止。郡县的老百姓花钱买爵的，直到升到官卿的地位。有丈夫或妻子死去的，政府给出钱给他们成家。如果没有人情味，就不能长久地安居。处于边塞的百姓，如果没有丰厚的利益，就不能让他们长久地生活在危险的地方。胡人来入侵，如果能抵挡的给他一半奖励，并且政府再嘉奖。这样一来，就会各县相互救助，面对强胡而不怕死。这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戚和财产啊。这和东方的兵士不熟悉地势对胡人产生畏惧的心里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现在是皇上的时代，迁徙百姓充实边疆，使边疆不再有战事，边疆的百姓像父子一样相互保护，而不再有被入侵的的忧患，这是利于后世的大功啊，这是皇上的圣明，不是秦朝那些导致百姓心生怨恨的弊政所能比的。

《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是汉代大臣晁错的文章，出自《汉书·食货志》，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

《论贵粟疏》原文

两汉：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陆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　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创作背景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品鉴赏

疏是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也称“奏疏”或“奏议”。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文帝时，为防匈奴入侵，边塞又陈兵无数，耗粮巨万。针对这些问题，晁错上疏，全面论述了“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使民务农，入粟于边，以解决农民与商贾贫富悬殊，守边士卒无粮供给的矛盾。文章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

文章写作特点鲜明，首先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入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其次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还有是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说晁错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

作者简介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贵族的攻掠，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因此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国连兵，遂将其处死。晁错的著作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