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二十

清溪（三）

以茶易马始于唐时。黎州（清溪）便是当年茶马贸易的中心。之后这个中心才逐步转移到碉门（天全），再后方移到泸定的岩州地方。岩州始成官府“建仓储茶易马”的要地。明代，随着“岩州卫”的建立，更成为中央王朝控制大渡河东的要塞。

在茶马贸易中，难免发生纠葛，矛盾日深，以致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历史上就曾数度开战。那场官府与畜卜（即今康定沙德色窝绒）首领之间发生的著名的“畜卜之战”，从大渡河畔一直打到贡嘎山深处的密林中。……

早年，拙作中，曾对黎州发生的几大重要“事变”有所记。附后，供参阅。

附：宋代的黎州“三变”

到了宋代，赵宋王朝已远没有往日盛唐的辉煌，而吐蕃更是“其国自衰弱，

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哪里还有力相斗。

宋太祖赵匡胤，在乾德三年，即公元965年，也就是他登基后的第六年，负责平蜀的王全斌等，商议以兵威收复西南各地时，呈上一幅作战地图，太祖一看，顺手拿起玉斧，就用这个小玩艺儿对着地图上的大渡河一划说：“此外吾不有也”。他这一划，唐时原本“平广可通漕戍，将一不守，则黎（汉源）、雅（雅安）、邛（邛崃）、嘉（乐山）、成都皆动摇”的大渡河，突然下陷五六十丈，从此变得水流湍急，白浪滔天，船筏不通，成为“噎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太祖玉斧（划界）大渡河的故事。983年9月，即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宋太宗赵炅，在吐蕃和诸戎来献马时，他把酋长们请到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还对宰相说：“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以化外视之。自唐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数千里外。但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傥加攘却，必致杀戳，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这段话，充分表述了宋对西南方向的吐蕃，以大渡河为界，实行“置于度外，存而勿论”的政策。为何要这样作？不管宋太宗说了多少大话和好听的话，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的是他们要倾力对付北方的劲敌，深怕西南这边再出大的乱子，以致后方动摇。当然，早已衰落的吐蕃，已无力与宋对垒，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而，在整个宋代—从北宋到南宋的319年间，大渡河一带及其周边，都没有发生象唐那样两强对垒的大规模战事。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共167年），除乾德年间（公元964—968年），王全斌令蜀静南军使曹光实，平定盘据在沈黎的“残寇”，大渡河边动过刀兵外，再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和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72—1067年），只在离大渡河较远的威、茂地方发生过一些当地部落前来侵扰的事件。当然，长河两岸部落和地方之间，在交往中也时有摩擦发生，有时候还争斗得十分厉害，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地点就集中在黎州，也就是今天的汉源一带。

史书上说，黎州城，西临大渡河，河对面就是“生羌蛮界”。这里是朝廷以茶易马、即“茶马互市”的重要口岸。其“事变”多因“互市”中的“纠纷”和朝廷官员对少数民族的盘剥压榨而起。有记载的“丙申青羌之变”和与之相连的“丁未三开和乙卯曳失索之变”、“庚子五部落之变”、“戊辰畜卜之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