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名四喜，人称“十四红”的华州皮影艺人魏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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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业：人称“十四红”的“大净”

魏振业，乳名四喜，1931年生，属羊，华县东阳乡魏家塬村人，是赵振才的徒弟，他12岁学戏，14岁就出了名，人称他“十四红”。他唱戏时行腔运调高昂豪放，起伏跌宕，每唱净音若有气冲斗牛之势。

魏振业 张韬摄

四喜自幼父亲去世，家境十分贫寒，十一二岁时长一副大脸盘，嗓子也宏亮，村上人说他是一个唱花脸的好坯子，后来他母亲和他几个哥商量着要送他去学戏。他说他心里当时不知道咋的很害怕，成天不敢在家待，满村子的胡转悠，生怕让他离开母亲去学戏。

那年冬天，在全家的劝说之下，他只好跟一位华县辛庄乡的魏君需师傳学“前声”。说是跟着师傅去学戏，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跟着二哥振杰在溜达。二哥是班子里的“下档”。后来四喜才正式跟着赵振才学“前声”。四喜14岁出师后，就给当地一位人称“烂围子”的箱主唱戏，只唱了半年多时间，过年回家时箱主就给了两捆棉花。全家人都夸他已长大成人，学会挣钱了，他感到无比自豪。到了15岁又给渭南塬上的箱主孙守义唱戏，不到一年时间，被华县东阳乡斜坡村的一户财东姜启民请去，以五担小麦签了约，其条件是按行规实行“三不要”：人死了不要，嗓子哑了不要，老了不能唱了不要。那时候唱一年戏，也挣不了多少钱，主要是在外边图个热闹，箱主根本不落钱，就是图个名。姜启民的箱子很好，有三百多个身子，六七百个头，还有许多绣楼、宫殿、文武场子和云朵子，并有一套阴曹地府和闹社火，这是别人箱子中很少有过的特殊皮影。四喜说：“箱主对我们很好，随开始(意即“一开始”)箱主给我们配的毛驴驮箱子，后来看到侯良弼家的班子是用骡子驮戏箱，班主也给我们换了骡子。到了冬季，每年都去北山唱三个月的戏，山里人比咱这儿还穷，他们看到我们赶着骡子走四方，很眼红，我们也觉得很体面，很得意。”

我问：“侯良弼是谁？”

他说：“侯良弼你没听过？哎呀，有名得很，早就不在了。屋里是大地主，是个文化人，解放前在西安的兴国中学当校长哩，屋里就在咱塬上东阳乡的北侯村，喔人爱皮影得很。人家屋里有几副皮影箱子，听说好得很，才娃李师(李俊民)给人家演戏哩，把人耍扎了(“风光得很”之意)。

解放时四喜只有18岁，一直给姜启民演戏，到“土改”时箱子被没收了才与箱主分了手。

魏夫人是贤内助 为四喜分担不少麻缠事

1951年四喜与东阳乡拆头村的陈英娃结了婚，当时他20岁，媳妇只有17岁。

已近80岁的魏夫人至今还记得当时表姐给她说媒时的情景：“有一天表姐到我家说，给我说个婆家，我当时正在帮母亲洗锅，不好意思听，就去了里屋，母亲问男方是哪个村的，表姐说是演皮影戏的四喜。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说：“四喜还没娶媳妇？”表姐说：‘他爸去世早，家里兄弟四个，只有老四一个没有娶媳妇，人家是手艺人，长得也体面，我看是个好象(意即“不错的对象”)。母亲连连说：“好着呢，好着呢。’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我见过他大(即“孩子他爸”，这里指四喜)，年轻的时候方面大耳，白白净净的……”

我开玩笑地问：“你那时候是怎么见的他？不会是在戏台后面偷窥的吧？”

她微笑：“那时候人都爱看皮影戏，村上订戏不订瞎瞎戏，他大的戏在我们娘家一带很有名气。我们小娃时经常在方园看他的戏，那时候的女娃根本不敢到后台去，怕大人骂，我从来没偷着看过唱戏的。我头一次看到他大是村上轮流给唱戏的管饭。他曾在我家吃过饭，当时相互不认识，无所谓羞不羞，后来订了亲，反倒碰见了很害羞。结婚前从来没有与他说过话。

她还说：“他大以前在外演戏，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在这家里也把苦下扎了（意即“吃了很多苦”）。老早的人老实，他一年四季多半时间在外边跑，从来没有给我买过啥，哪怕是一双袜子。挣的钱和粮都交给家里了，那时候他奶(指孩子的奶奶)管家。

扔掉铁饭碗 打起光华社大旗演戏

土改后四喜兄弟没箱子演戏了，后来二哥振杰自己学刻箱子，刻了一套皮影虽然不如姜启民的好，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有一百八十多套身子、五百多个头、几十件道具和大景片。他们弟兄就用这套箱子演戏。

据我查到的档案资料显示，1955年元月，魏振杰已是华县政府文教科在编的皮影社社长。

1958年四喜被招到甘肃省武威专区秦腔剧团。1960年全国饥荒，吃不饱饭，老家陕西也不例外。他当时是国家职工，一个月30斤的供应粮，省吃俭用，好不容易节约了60斤粮票，他托人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到了老家，以帮助老母亲。那时候他很年轻，他说，他不想媳妇，成天想着老母亲。听说老家农村也挨饿，心里难受，武威虽好，但一天都不想待。后来听说寄到家里的粮票被人偷了去，心里更是不安，成天盼着回老家，于是便写信给家，让家里编谎，就说“母亲病重”，便可以请假回家。恰好这时华县文教委要成立半职业剧团，想让四喜回本县工作。文教委去他家要他的详细地址时，看到了他写给家里的那封信，就借机发了份电报，内容是：“母亲病故速回”。

他向团里请假回家，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心想，他让家里发电报只说“病重”，没说“病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母亲真的不在了？他越想越担心，一进家门，看到母亲还健在便抱住她老人家大哭一场。从此他失去了甘肃那份吃皇粮的铁饭碗，脱离了国营单位。

回家后不久，他被编进了半职业性质的皮影团光华社。他说当时的社长是他二哥魏振杰(后槽)，前声是他，签手是蔺茂吉，上档是张进娃，后槽是赵敬斋。老艺人对时间概念往往比较模糊。实际上据我查到的1955年5月29日的有关档案显示：当时光华社的社长是魏振杰。由此看来早在1955年，华县就有了四大班社，当时的四大班社是“光艺社”“光华社”“合作社”“民乐社”。

而1962年8月26日档案资料原件是这样的：光华社社长、后台：赵敬斋；主演：魏振业；签手：蔺茂吉；上档：张建德；下档：刘耀乾。所以在四喜进入光华社时他二哥已经不是社长了。

被编入半职业皮影剧团的四喜在光华社演出仅两年左右。1962年12月25日，县里为了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吃商品粮人数，批准将半职业性质的皮影社转为业余性质的皮影社。从此魏振业又回到了农村，打着光华社的大旗，演着自己的皮影戏。

向来崇尚仁义多豪爽 在华县百姓中有口碑

1966年，“文革”开始了。原县里配发给光华社的戏箱重新收到了文化馆。四喜家的戏箱也被大队没收，还有许多手抄剧本被烧毁，他也被公社抓去批斗，他说，当时他看八成是活不成了。不久公社来了位姓梁的书记说：“搞错了，他是阶级弟兄，贫下中农是一家人。”就把他放了。后来大队书记给他说：“魏哥，实在对不起，把你弄错了。你家的箱子你说咋赔哩？”四喜说：“啥都没有了，拿㞗来赔哩？当时大队里有一个大锣给了我，就算是赔偿了吧。”

他还说：“文革”后期，老戏又让演出了，县里又给我们配发了些戏箱，赤水文化馆的谢德润叫我们去领戏箱，我和京乐每人领了一副箱子，还帮忙给刘生贵挑了一副箱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县农村皮影表演 张韬摄

从此魏振业自然成了光华社的社长。后来赵敬斋死了，有些搭档也不演戏了，他心想，县里的箱子是以光华社的名义配发的，理应是五个人的财产，如今箱子仅由他一人使用，有独吞集体财产的嫌疑，也不公平，更有损他的名声。因此，1991年他通过一位在法院工作的皮影爱好者对箱子进行了评估，折价6000元，给每位艺人1200元钱，然后箱子归他所有。四喜将赵敬斋的那份钱亲自送到了他老伴的手中，老伴接过钱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颤抖的老手捏住四喜的手久久不放。对于当时的人来说，1200元是个天文数字，在农村可以盖几间瓦房。而且在此以前，他还经常打发儿子给有病的蔺茂吉送些零花钱。从此四喜的仁义之举在华县塬区百姓口中被传为佳话，在皮影艺人中更是口碑极好，光华社也有“仁义班”的美称。

华县皮影艺人在台北艺术学院吃自助餐 张韬摄

1995年在台湾演出结束后，回来时大伙为了省钱，用台湾发的机票钱在香港改乘了火车。鉴于老艺人年纪大，上车前戏箱道具由我们几个年轻的扛着，几个手提包和小东西由老艺人拿着，我的一个装资料和钱物的旅行箱交给了四喜，在广州转车时一位好心的女列车员帮他提上了车。上车后，他寻找那位列车员，面对许多服装一样的列车员，他根本无法确认拿箱子的是哪一个，曾听人说广州骗子多，他以为上了当。8月的广州天气蒸热，在挤满人群的车厢内他前后寻找了好几节车厢，衣衫全部湿透了。他见到我时急得直哭，说把他的皮影戏箱丢了都不要紧，而把别人的东西丢了，让他觉得一生都对不起人。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最终在车厢的行李架上找到了箱子。事实上不管找到找不到，他这种处处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负责的品质实在让人感动。

患了脑梗再不能上台 只好怀抱月琴给邻里弹唱解心慌

从台湾回来，他又去了香港和日本，正当他的演艺被推向国际，他的班子在当地最具竞争力的时候，他不幸患了脑梗塞，一度处在消沉和痛苦之中。但是当皮影艺人和票友去看望他时，他在别人面前却依然显得豁达、豪爽。

2004年春，他儿子用摩托车带他来到了吕塬村参加联谊会。进村时大家夹道欢迎他，他和往日一样，依然是笑哈哈地给大家打招呼，谈笑风生。在活动上，我们让每位艺人登台演一段皮影戏，以便留下些影像资料。他一登上台，我发现他明显地没有了往日的豪气，一开腔笑容立即消失，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大家怕他过于激动会影响病情，只让他唱了几句便劝他去休息。可他硬说没事，暂时还死不了，脸上又出现了往日的笑容。

联谊会上，魏振业人生最后一次登台唱皮影 张韬摄

2006年夏天，法国“欧洲钟玲艺术学会”来华县魏家塬考察皮影戏，准备邀请皮影艺人参加2007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活动。这次考察活动是魏振业的儿子金全联系的，因为白天村子里没有大房子演出皮影，便安排在一家饲养室内。用床单被子将饲养室门窗的亮光遮挡，并摆了几个小木板発让外宾和翻译坐。这天四喜高兴地跟前跟后，但无人注意到他，更无人搭理他。他自己找了个板登坐在外宾后面，脸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戏完了，他向儿子说，让他也唱段。儿子没答应，忙碌之下儿子大概没注意到父亲的心情，但父亲此时背着人流下了眼泪。这一幕对我触动很深，在大家准备照合影像时，我找了个机会给翻译介绍了四喜的情况，一时间洋人一个个拉着四喜的手，在翻译的帮助下与之交谈，洋人不断地翘起大拇指发出“ OK！OK！”的声音。照相时四喜自然排到最中间，此时的他似乎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满脸笑容。

2007年夏天，我陪《生活》杂志的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眼泪巴巴地对我说：“我如今不行了，眼看快死了，没人招识(“理睬”之意)了，就你还把我当人看呢。”就在我向记者夸赞他的演技时。他突然从身后的墙壁上顺手取下了月琴，像往日一样，放开嗓子弹唱了起来：“听一言怒发三千丈，阵阵恶火冒胸膛。奸贼睁开狗眼望，十二把铜铡摆大堂，快把真情从实讲，休得半点来隐藏……”

表情很悲怆，声音既沙哑又激昂，真让人撕心裂肺，既想听，又怕听——怕他过于激动会影响病情。

他为人正直豪爽，从不批评別人，更不会在背后评说艺人的长短。这一天他似乎有所反常，唱戏的激情还没有平静，他又用生硬的口气批评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年轻娃脱成精尻子撵狼咧——胆大不知羞。只学了一两折戏，还没学好就出门给人演戏哩，拿着几把影子就敢去上海、下广州，真是披着被子上天哩——涨得没领子。我看咱这皮影戏走到头了，非毁到这些人手里不可。”

魏振业给老伴讲戏 张韬摄

自从四喜患了脑梗塞，儿子金全再没有让老人演戏。儿子的这种关心，老人不大理解，常常背着儿子抱着他那把饱经沧桑的自制月琴为乡邻们弹唱，有时翻一翻陪他一生的那些老剧本，在炕上给老伴讲一些皮影的故事。儿子劝他注意身体，不宜激动。而他说，让他离开皮影就没法活了。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华县皮影档案》张韬著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