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强大靠商鞅变法,为何却说商鞅死有余辜?秦孝公:不能因为一个极端派就说法家全是垃圾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曲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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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随着《大秦赋》的完结,观众们开始反思整个《大秦帝国》系列。无疑,这个系列对于秦的过度美化引起了太多的吐槽。商君卫鞅作为第一部的灵魂人物,也被网友调侃为“五等分的商鞅”。那么,商鞅变法对于大秦以及后世,真的有《大秦帝国》所说的那么大影响吗?
    ▲五等分的商鞅
    说到商鞅和秦孝公,我们就不得不提秦孝公的老爹秦献公。这位大爷之前冷兵器研究所的文章《一样都是战国改革先驱,为何楚国吴起人亡政息,商鞅变法却促成大秦统一天下?》已经简略介绍过了。献公时代的秦国已经摁着魏国打了很多次了,很多人就觉得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作用其实不大,商鞅被夸大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献公穷兵黩武,耗空了国力,交给孝公一个烂摊子,所以才需要变法。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不靠谱。献公当然很厉害,也并没有耗空国力,但他的打法在孝公初年,已经失灵了。
    河西地即北洛水以东,黄河以西的地区
    “赳赳老秦,复我河西。血不流干,死不休战。”《大秦帝国》这段唱词,大家想必印象很深。但是这种用国族主义煽动人民作战的打法,在古代是实现不了全民动员的,顶多能煽动精英而已。献公时代的出兵,规模其实不大,基本上就是趁着梁惠王继位初年,由于和弟弟魏缓内战而国力大为损耗,西部(河西、河东地区)守备空虚(魏缓的基地正是魏国西部,被梁惠王消灭之后西部实力严重损耗),而出动机动性强的精锐贵族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来骗,来偷袭。像公元前364年秦军突袭河东,在石门之战斩首六万,却没抓到魏军主帅,多半就是伏击成功后,就地屠杀了六万民夫和当地男丁之后跑路。公元前362年的少梁之战,又是趁魏国主力在与韩赵作战,闪击大破魏军,俘虏了魏军主帅公孙痤。但可能考虑到河西是秦国故地,秦军这次没有大开杀戒。
    但是秦孝公上台后,发现骗不成了。因为梁惠王是懂王的先驱,直接派龙贾在北洛河一线修了一道河西长城,还在河西河东大规模增筑城塞工事,秦军不能再畅通无阻,还想进攻就得派实力雄厚的拆迁队来。秦孝公上台当年,虽然也有出击,但是是出函谷一线打到陕城,显然河西那边走不通了。这就显出魏国和秦国国力的差距了,众所周知修墙是很花钱的(参考大宋西北堡寨与明末关宁锦防线),魏国却很快修好。显然秦献公时代魏国的败绩主要还是因为魏缓之乱造成的损耗太大,一时还没缓过气来。年轻的秦孝公知道,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的动员力,才能与魏国对耗国力。这时候,商鞅从魏国跑到秦国来了。孙皓晖说商鞅那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你这可是真扯淡。你说吴起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还信,虽然冷酷到为了理想实现可以杀掉自己老婆。商鞅那就是极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大秦帝国
    《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加强对群众的控制;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商鞅还瓦解曾经的大的血缘宗族,实行小家庭+原子化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不允许民众聚族而居,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以瓦解民众的基层组织能力。之前笔者说献公靠的才是国族主义,因为当时秦军能打,靠的是宗族、乡党联系。从孝公时代开始,靠的就是动员力和军功爵制的激励了。
    但是我们很容易也能看出,《商君书》非常不人道主义。因此一直就有人把法家诋毁得一钱不值,说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都是法家的锅。问题是,李悝、吴起都是法家,甚至更早的管仲、子产也能算,这些人都没有认为要弱民才能强国,这是问题之一。其二就是《商君书》是否能完全代表大秦后来100多年间一而贯之的国策?

    墨家的秦墨一派对秦统一天下做出巨大贡献

    笔者的答案是——不能。且不说墨家的秦墨一派一直在秦国活跃,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也仍有大量儒生继续为秦效力,如胡亥身边就有许多儒家博士。《商君书》只能代表法家最极端的一派观点,连秦制都不能代表,秦制在秦惠文王诛杀商鞅之后,是有不断修正的过程的。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大秦赋》:严刑苛政的秦国,竟是跨时代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已经讲了秦制中的底层福利,和人文关怀。随便举个例子——《商君书·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

    半两钱

    且不说这一段的神秘逻辑难以理解;根据秦律,能生擒群盗一人,相当于斩首二级,官府赏十四金,金一两,值576半两钱。很明显秦律是重罚重赏,而不是重罚轻赏的。至于《商君书》中强调的禁锢思想,在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似乎也没实际实行过。法家作为2000多年前的君王术,有大量时代局限造成的糟粕是必然的。你可以说被五等分的商鞅死有余辜,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强调的重法度、不法古、务实的精神是颇有可取之处的。“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制经过多次修正流变,2000年来仍是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基础。秦制可以批判,但公知们试图彻底否定秦制,显然是为了给碎片化中国的理论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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