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河西誓报仇——开国中将张达志回忆烽火兰州
一，西进道上
还在原前线时，我就接到调往一野二兵团第四军工作的命令。四军的老底子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现在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正和兄弟部队并肩参加为解放大西北而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我是在这个部队里长大的，熟人很多；所以真想立即动身前往就职。但等到太原战役结束后，临时又去参加了一段和平解放榆林的接管工作，再转头南下追赶部队时，简直是有些望尘莫及了。
五月二十日，我军解放了西安。六月中旬，又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联合向西安的反扑。随着华北十八、十九两兵团全部到达关中，七月又取得了扶(风)眉(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歼灭了胡宗南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八座县城，更重要的是使西北战场起了根本变化，即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同时，由此分割开胡、马军联合作战的一切可能，使敌人在西北地区再举行战役进攻的主动能力已完全丧失。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退守汉中，我军即乘胜向西追击马步芳与马鸿逵军。这二马当中，青海的马步芳最为狂妄，对胡宗南之惨败和蒋介石之垂危颇不甘心，俨然以“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为己任。在其前不久就任敌西北军政长官时曾大言宣称：“我要拿下西安，杀出潼关，砥定中原，占领全国。”
时至今日，这位马长官的“凌云壮志”仍未罢休，陈兵于兰州城下，妄图阻拦我军。现在我军大举进攻的矛头正是指向青马，决心首先夺取兰州。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是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要地。如攻克兰州，就能促使整个大西北迅速解放。四军此时已编入第二兵团建制，现正向兰州附近集结，准备参加主攻兰州的战斗。
抱着急切赶队的心情，从榆林出发，第一次路经光复后的民主圣地——延安，也未及瞻仰，匆匆而过。赶至西安，贺龙司令员一见面就兴奋地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打西北战场的最后一仗，再晚一点，这台戏就没有你的份了。”接着他又指示我说：“打这最后一仗也是不能轻敌，马步芳的尾巴今天还翘得相当高，他觉得历史上红军吃过他的亏，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者’。现在他蹲在兰州，依靠着三面环山、中间夹黄河的天险，还有抗日时期修的'国防工事’，准备和胡宗南、马鸿逵三家来个里应外合，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呢。”
“原来马步芳还有这么大的胃口啊！听了贺总的话，我不禁惊讶地嗤叹了一声。二兵团首长也向我介绍了当前的战役部署，说：“现在我军已经给敌人撒下一张大网：以五个军攻取兰州；以三个军由兰州南侧绕插西宁，去抄马步芳的老窝。另以三个军积极沿川陕公路南进，镇住胡宗南；以一个军对宁夏方向运动，牵住马鸿逵。这样，不管兰州的敌人或逃或战，都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了。”
听了这一席话，更使我不能在西安停留。首长们接着向我谈了一些四军的情况，谈完，我即刻辞别首长们，又往西兼程赶路。
从西安出发，正巧四军供给部长王国瑞同志也要赶往前方，两人结伴而行，乘火车到了宝鸡，又换乘一辆美式吉普，一路上边走边谈，颇不寂寞。一谈起陕北，我们的话就没个完，从红色赤卫军一直谈到今天的主力兵团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眼前跳动。我问国瑞同志 ： “'黑羊羔’现在干什么？”他乍一听有点愣住了，想了一下，才若有所悟地说：“王学礼呀?现在是个呱呱叫的团长哩!”
王学礼，是红二十七军一团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我们分别时他还是个十足的娃娃头。小小的个子，长得圆墩墩的，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一哇声就登上地主家的石头窑洞顶。见了老乡，大叔大婶叫的不离嘴，手脚特别勤快，老乡们都喜爱他，有点好吃好喝的也给他留着，亲热地叫他“黑羊羔”。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叫他的姓名了，都叫他“黑羊羔”。这几年长大成人，又当了团长，叫的人可能少些，因之王国瑞同志听了发愣，可是我多么想快快地见到他们啊!
西兰公路上，塞满了支前的民工队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真是车水马龙，欢声载道。路两旁一条条醒目的标语：“追追追，猛追马匪!不歇气，直捣兰州!”“打到天涯海角，彻底解放大西北！不断映入眼帘，令人振奋。
汽车进入甘肃境内，时见戴白帽、穿长袍的回民同胞，对我军拱手相迎，笑逐颜开。过去国民党曾向回胞进行反动宣传，说我军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企图以此煽动回胞起来反对我军。但是，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不仅使长时期来的民族隔阂得以冰消雪解，而且所到之处，万民拥戴，箪食壶浆，争相迎送。正因为这样，我军才能在旬日之间，前进千余里，解放陇东、陇南三十余县，歼敌五万五千多名。于八月十九日一鼓而直捣兰州城下。
一路上紧赶慢赶，到达我军指挥所，已是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比部队晚到三天。
二，恶战沈家岭阵地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六里许，是夹在五泉山和狗娃山之间的一道大山梁，面积百多亩，像个横置的葫芦，葫芦底朝外嘴向里，最高处修有钢筋水泥碉堡群，汽车可以沿着环山公路直通山顶。葫芦外面有环形的人工削壁三层，每层高约丈余。削壁外又有一丈多深的外壕，壕沿上都附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御设施，为敌人防守兰州的三大主阵地之一。如我军拿下沈家岭，即可直插西关，卡住黄河铁桥，截断敌人的唯一退路，所以敌人称此阵地为“兰州锁钥”。
要进取兰州，当然得先将这把“锁”砸碎。就在我到达前线的当天，部队去砸“锁”了：以十一师两个团向敌进攻，攻了整整一天，结果没有攻下，部队还遭到相当大的伤亡。我来到指挥所时，虽然夜很深了，但军党委还正在开会，研究白天攻击受挫的原因。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听出，主要是部队里有严重的轻敌思想，自上而下不少人这样说：“扶眉战役一下吃掉胡宗南四五万，现在马步芳这几个兵算什么！还有人说：“敌人在平凉、天水、六盘山那样险要的地方，也不加防守，狼狈逃窜；现在他守兰州还不是装样子，保险一冲就垮。” 由于这种思想作怪，以致战斗准备很不充分，因而受到这一血的教训。
我在会上传达了贺总的指示，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情绪和轻敌思想都是错误的。大家在检讨中也都明确了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拚命挣扎。特别像青马这样骄横专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历史上曾对人民欠下无数血债，当年在祁连山、古浪，永昌、高台、张掖、梨园口等地残害我红四方面军的新仇旧恨仍历历在目，犹记在心，但眼下马匪仍然怀着不可一世的野心，必然更加疯狂。
马步芳为了和我军在兰州决战，用了他赖以起家的八十二军据守沈家岭，用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兰州指挥。马继援曾提出“决心与兰州共存亡”的口号，并对守沈家岭的士兵下命令说：“有沈家岭就有兰州城，你们活着要守住阵地，死了要为回族争光。”还给每人发了三元白洋，以买其心，敌人处心之苦，不为不毒。
军党委会研究了这些情况，重新作出决定：要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反复侦察地形摸清道路，仔细地研究进攻战术，组织后勤人员保证物资弹药的运送；对主攻部队也作了调整，由三十一团主攻。野司、兵团这时也给了我们同样精神的指示，将总攻时间推迟至二十五日。彭德怀司令员派副参谋长到我军传达彭总的指示时，特别强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我们“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坚决歼灭青马，攻克兰州”的指示。
新的决定布置下去之后，部队紧张地行动起来，连我这刚上阵地的新手，也忙得个团团转。那天正在听各师准备工作的汇报，忽然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同志来了电话。我一拿起话筒，就听他一叠声地问：“喂，是军长吗?啥时到的?身体好吗？……”
这“黑羊羔”还是那股火辣辣的劲，本来想打完仗再去看他，不想他先打来了电话。我说：“你提了一连串问题，叫人咋回答？”他大声地笑了：“政委(这是在红一团时的老称呼)，真想去看你，实在顾不上，只好兰州城里见面。到城里你得请我吃西瓜呀!”
“好啊，兰州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都’，进了城，瓜果一定管你饱。”接着我问部队情绪怎样，他说：“上级的指示像把火，把战士们的心都烧红了，都争着要当尖刀，吵得我简直不知道给谁好。”我说：“你看谁合适就给谁嘛，只要你这个娃娃头不吵着当尖刀就行了。”他又大笑了：“谁都够条件，谁都有理由……”
我心想：我们的部队就是有这股英雄劲。扶眉战役刚完，接着连续追击敌人一千四百多里，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已经够累了；到了兰州城下，又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在天雨泥泞中修筑工事，整天吃的囫囵豆子，包谷粒，山药蛋。可是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劳，一听说打仗，又是嗷嗷叫。这样的战士怎不叫人爱呢！
我告诉王学礼，他们是主攻团，要特别珍惜部队这股劲，千万不能轻敌。最后特别叮咛他：要掌握住部队，注意隐蔽，不要枪一响就手痒痒，不管部队，自己拚命向上冲。他高兴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拿下沈家岭，把兰州的'锁子’砸开，给你作个见面礼。”他的话也给了我十足的信心，在这样的英雄们面前，没有搬不倒的山。
二十五日，雨停了。天还不明，我站在军指挥所的山顶上，向北望去：远处，兰州城内还残存着两三灯火，半明不灭，就像马步芳的命运一样凄凉黯淡；近处，是黑黝黝两座山包 ——沈家岭和狗娃山。再过一会，我们就要在这里同敌人展开一场恶战，尚在迷梦中的敌人，绝不会知道今天就是他们生命归宿之日!
雨后的旷野上，一切都显得安谧而宁静，微风掠过，虽略有寒意，却使人更加振奋。我呼吸着从黄河上飘来的新鲜空气，等待着激战开始的时刻。
三，王学礼和他的战士们
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我军各阵地上同时万炮齐发。兰州城东、南、西三面的山顶上，霎时犹如天崩地裂一样。我们眼前的沈家岭，也一下完全被浓密的硝烟尘土所遮盖。不一时前沿报告：第一道堑壕一、二、三号碉堡已被我主攻部队占领，先头部队已向第二道堑壕逼近。但还没有等我军站稳脚跟，敌人就集中兵力反扑。三十一团的战士们，在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退敌人第一次反扑，占领了第二道堑壕，并乘势向沈家岭的核心工事逼近。
敌人为了保住这把“锁”，不断从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整营整团的向我反扑。不分队形，也无法计算次数，只见漫山遍野的敌人大背着枪，光着膀子，提着明晃晃的马刀，像凶神恶煞一样横冲直闯。在他们背后，敌军官也手举长刀，大呼大叫。甚至还有头缠白布、留着大胡子像阿訇打扮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也在后面督战。敌人的嚣张，更燃烧起我军的怒火，阵地上真是刀光血影、杀声冲天。不分干部战士，都奋不顾身地与敌展开搏斗。
王学礼同志，一会跑前跑后指挥作战，一会端着刺刀和敌人拚杀；还要不时地向师里报告情况。敌人几次冲到他跟前，都被他带领机关人员赶了回去。经过多次打退敌人反扑之后，三十一团只剩下一百七十多人了，干部绝大部分伤亡，弹药也剩下极少。可是王学礼并没有请求支援，他把团直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把阵地上所有的弹药都收拢起来，投入战斗。他坚定地向同志们说：“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担心。只要大家勇敢顽强，注意节省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王学礼他们团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突击四连十九岁的司号员孙明中，在连排干部全数伤亡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地举起连长的驳壳枪，向全连只剩下的十多个战士高喊： “同志们，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冲啊!”他打着枪，吹着冲锋号，带头冲向敌阵，把反扑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他又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数次冲入被摧毁的敌碉内，背回七箱手榴弹、三箱八二迫击炮弹；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十几个人坚守住百多人的阵地。
机二连三排的同志们，扛着重机枪向敌人核心阵地钻，突然迎面扑来五十多个敌人，来不及选择阵地，就地架起枪就扫，一连打退三次反扑。最后敌人集中三百多人冲向他们，这时，只剩下一挺机枪还能打响，排长张生禄亲自握着枪把打，张生禄负伤了，六班长白生文接着打，不一会白生文又负伤了，六班副金鼎山又接着打，打了一阵金鼎山又牺牲了，指导员赵占国又扑过去……。
就这样，他们前仆后继，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反扑，始终坚守着阵地，等到增援部队上来。
在攻击第二道堑壕时，敌人一挺重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压得从正面突击的同志们抬不起头，因火力点在暗处，我们的炮火很难摧毁。突击队的同志们正发愁，忽然从侧面跑出一个人来，一声不吭，端着雪亮的刺刀，一眨眼就冲到了这个暗碉跟前，用他的身体和刺刀一起，对准枪眼狠狠地刺了进去，敌人的重机枪哑了，突击队从正面顺利地飞卷敌阵。
当时谁也不知这位英雄从哪里来，他叫什么名字，在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才从他被烧焦的尸体上，找出烧剩下的半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胸章背面还留着：“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几个字。……
英雄们的事迹是数不尽的，残酷的战斗愈战愈烈。尽管王学礼同志不叫困难，我们也考虑到他的处境，决定拿十师的三十团上去支援他们。同时组织军直所有干部和勤杂人员，为他们运送弹药。又命令二十八、二十九团向左翼的狗娃山展开猛攻，以减轻他们的压力。
三十团是扶眉战役中的英雄团，能攻能守，一上去可把王学礼高兴坏了，他一见武志升团长就高兴地喊：“老武哥，你们上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还有一百二十多人，你指挥吧，保证完成任务!”
武团长看到他深陷的眼窝，消瘦的面颊，满脸灰尘被汗水冲成一道一道的，知道他还是老毛病，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就劝他下去休息一会。他一听可急了：“老武哥，怎么你一上来就撵我下去，那可不成。”说着就拉上武志升同志亲自向他介绍敌情。
三十团增援上去以后，敌人虽然还连续组织了十多次反扑，但看出来已是强弩之末，气焰大不如前了。我军每打垮敌人一次冲锋，即乘胜出击，逐步向前发展。到了下午五时，沈家岭上敌人有生力量已被我消灭殆尽，再也无力反扑。
黄昏来临，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敌我双方的炮火更加激烈。即将死亡的敌人，在督战队钢刀的威逼下，犹作困兽之斗。这时王学礼的双耳被炮弹震聋，眼睛也红丝丝的，但他还是精神百倍，提着驳壳枪，跳出战壕，用沙哑的嗓子喊着：“同志们，跟我来！追向溃逃的敌人。
谁知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的子弹竟夺去了王学礼同志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痛心的消息啊!正在战斗着的同志们全都热泪盈眶，悲恸地喊着：“为王学礼同志报仇!”大家举起冲锋枪，举起手榴弹，狠狠地向敌人杀去!
王学礼同志，在这敌人成群跪倒缴枪投降的时候倒下了；在这兰州古城上刚刚飘起红旗的时候倒下了。一听到这个惊人的噩耗，真使人心痛如绞。霎时间，十五年前那个活蹦乱跳的红小鬼又出现在我脑子里；两天前那个在电话里约我吃西瓜的声音又响在我耳鼓里。
胜利，它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走向胜利的每一步道路上，洒遍了多少同志的鲜血啊!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望着庄严雄伟的兰州城，我默默地悼诵着：安息吧，王学礼同志！安息吧，为解放兰州而牺牲的英雄们!
四，各族人民的欢笑
在我军攻占沈家岭的同时，六军也攻下营盘岭，六十五军攻下马家山，敌人所吹嘘的三大主阵地，至此全部崩溃。马步芳眼见自己所经营的兰州天险防线已被攻破，而胡宗南与马鸿逵亦顾不上出兵救他，守城的决心乃告动摇，诱歼我军的企图则更成为泡影。当夜即全线溃退，想过黄河铁桥逃往青海。
我三军一发现敌人有动摇之势，即从七里河方向猛插西关，夺下北城门楼，控制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逃不掉的敌人，仍然企图顽抗，与我军在市中心中华路一带展开激烈巷战。
等我主攻南山的部队全部压来，六十三军也从城东插入市区，残敌才开始缴枪投降。敌人有些士兵双手高举着枪恐慌地说：“饶命，饶命，我是汉人!”我们的战士则向溃散的敌群大声喊道：“不管是回人汉人，只要缴枪，一律宽待。”
至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我三军越过黄河，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北塔山，解放兰州的战斗始告结束。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从此回到人民手中。
枪声一停，各族人民即敲锣打鼓拥向街头，向我军含笑致意，道问辛苦。过去常听说“ 八月兰州，瓜香满城”，确是名不虚传，老乡们拿出一筐一筐的西瓜、醉瓜、香瓜、白兰瓜、绿酿甜瓜，热情地招待我军。当战士们婉言谢绝时，乡亲们感动地说：“是专给你们留下的呀!”
各族同胞还拿着早已写好的红绿标语到处张贴，有的标语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天摇了，地动了，西北人民翻身了!”有的人望着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望着满街载歌载舞的秧歌队，情不自禁地喊道：“过年啦!过年啦!兰州人民见晴天啦!”这些标语，这些喊声，代表了西北高原上千百万人的心情!
天高气爽，红旗飘扬；东风在呼叫，黄河在歌唱；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在尽情地欢笑!
张达志同志简介：（1911——1992），陕西省葭县(今佳县)人。1927年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中共葭县县委书记，红27军84师政委，红15军团81师政委、78师政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陕北红军独立第1师政委。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警备第6团政委。1938年3月初，率部协助第二战区骑2军何柱国部收复被日军由河曲西渡黄河1个联队侵占的府谷县城，随后参加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连续袭击入侵河曲、偏关、保德之敌，并组织了神府河防战斗，毙伤日军140余人;5月率部出击雁北，配合傅作义部队作战;10月率部开赴绥南清水河、凉城、和林格尔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创建抗日根据地，曾夜袭红沙坝车站，歼敌100余人。1939年6月20日，在王老沟歼敌100余人;7月初在“一间房子”战斗中歼敌80余人。1940年5月后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政委、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参与领导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和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绥蒙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2旅旅长、政委。参加了大同集宁、晋中、太原等战役。曾于1947年冬率绥蒙军区骑兵第2、3团组成的特殊运输队，从大青山出发，辗转750公里，将在晋绥筹集和换取的数万两黄金、10万元银洋及2500余斤军需物资安全运抵陕北前线，受到西北野战军的表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