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乐与世界》对话 · 张维良 | 人类不能没有音乐

 对话·张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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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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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采访摘要

音乐人,没有底蕴走不远

△张维良

一身黑色t恤牛仔裤,黑色双肩包,戴着黑色鸭舌帽和墨镜,张维良的出场方式,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张维良,笛箫演奏家、作曲家。1957年生于苏州,8岁开始学笛。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国际乐坛上重要的中国笛箫音乐文化符号人物之一。

早在1986年,张维良就录制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成为经典广为流传。同时走进了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视线,在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中担任独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还担任了大型团体表演《自然》配乐的作曲及笛箫演奏。

△2021年6月25日 苏州湾大剧院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

今年,张维良从艺50周年独奏音乐会《梦境》在全国多地巡演。巡演最后一场在他的老家苏州,我们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张维良为小演奏家们指导《苏州湾》

正在排练的《苏州湾》,是张维良专门为家乡这场音乐会创作的,改编自他1981年第一首创作的曲目《太湖春》。这一次,张维良要带着60位小演奏家和学生们在太湖湖畔苏州湾大剧院的舞台上合奏。

张维良:从1971年到1977年,我走遍江浙每一个乡镇。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跟当地人学比如苏州评弹弹词、上海沪剧、江浙越剧、无锡的锡剧,包括昆曲我都学了。我现在所有创作的元素,大部分都脱胎于这些古老的音乐。对我来说,音乐上的母语,我觉得还是要回馈到自己最熟悉的母语上。

田川:第一次听笛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就吸引您了呢?

张维良:六十年代有很多限制,当时我们的文化艺术比较匮乏,可表现的东西不太多。我父亲说小孩子都要学一样技术,要有手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哥比我大十几岁,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做了老师,二哥是木匠,姐姐是裁缝。我问我爸,我学笛子行吗?他说为什么要学笛子?我说笛子好听,而且它短小,往书包里一放,在学校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吹一吹。

田川:我听过一个您分享自己求学拜师的故事。您说自己拿个小马扎,从苏州坐12小时船到杭州。因为太早,你就步行到老师家,一个是因为时间正好合适,另外也可以省点钱,再加三分钱就能吃一碗面。

张维良:对,那是1972年后的事情了。中国笛子大师赵松庭先生不仅教我笛子,他还跟我说要懂得文史哲理,数理化,律学,声学,考古学等十三门课,这些都跟吹笛子有关。你不能光吹笛子,只是一个艺人你是吹不到很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听懂,因为太深奥了。我很幸运跟赵松庭老师学习的那些年,很重要,那是我的萌芽时代。他讲完一遍,你是不会忘记的。我现在也是老师,在大学教了四十年了,我觉得不止是十三门,开二十三门课也不算多。我经常跟学音乐的人讲,没有底蕴是走不远的。要学会看书,思考问题,包括观察社会。

△张维良为演出做准备

距离演出还有4个小时,剧场的灯光一直达不到张维良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把所有的曲目预演一遍,现场声音位置、琴谱的摆放、主持和演员走位等等,他都要亲自确认。张维良说,这是专业演奏的“标准”。
田川:您今天下午排练了多长时间?

张维良:两三个小时。

田川:我看编导发给我的彩排视频,现场调度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每次都是这样吗?

张维良:我喜欢严丝合缝,演奏的音乐是民族的,但规矩应该是国际的,都是一样的。

△张维良《梦境》音乐会

张维良:作为从事音乐的人,应该如何去思考音乐的发展或创新?如果没有原创,没有创新,就相当于我们一辈子只吃一种菜,那菜再好也是不行的。

听民族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理解。20世纪后半叶有很多中国特殊的标题音乐,都是影射让你去寻找那个东西,音乐里是没有的。比如《梦境》,你半闭眼睛听到的砰砰砰,相当于你心脏的声音。一两个小时听下来,你觉得这是我今天最好的一次休息,这就是音乐起到的作用。

△文末可观看视频版
张维良:《乐春》是一首西洋管弦乐队和笛子合奏的曲目,采用了东北民谣。

田川: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您之前跟我讲曲子里有秧歌元素,我听的时候就在想,秧歌是不是就是我的音乐母语,是我的根。可能我并不知道,但我毕竟出生在东北,所以这个元素可能就在我的血液里。听到这首曲子的那一刻,我才反观自己,我和家乡,我和家乡音乐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它可能一直在滋养着我们,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张维良《梦境》音乐会

张维良:人类不能没有音乐。有的音乐是有意义的,有的是没意义的。如果生活中没有音乐,社会可能立马就变得十分冷漠。所以音乐是要被人们去仔细聆听的,通过音乐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很忙,但我想建议你,回到家时可以听一听音乐。我有好多朋友,不论是西方的、欧洲的,还是中国的,我注意到他们回到家风衣还没脱,鞋还没换,就先把音乐打开了。

田川:他们听什么呢?更多的是西洋音乐、古典音乐吗?

张维良:原来是听西洋音乐,现在也听我的音乐了。我跟西方朋友说中国音乐你可以听一听,试试看。他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听,他说“我觉得听中国音乐,要泡上一杯张教授您送给我的绿茶”。

△张维良

田川:八十年代初有很多西方文化涌进中国,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大量西方音乐和乐器,您会好奇或反过来质疑自己的乐器吗?

张维良:是的,曾经质疑过。长笛我也能吹,但我还是觉得竹笛更美,因为它更通中国人的人心。但是我们有大量内容的缺失,比如没有完备的理论,如何去分析一个作品,如何看待音乐作品的表现……这些我们都没有。

进入音乐学院后开始接触到西方音乐,我觉得它确实非常完美。当时分宿舍的时候民乐系没位置了,就把我分到作曲系宿舍。宿舍里放了一架破钢琴,作曲家曹家韵是我的老同学,他上来直接就弹了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把我吓傻了。

田川:这么宏大。

张维良:对,我当时连钢琴都没见过。我们是上下铺,他弹完以后我说“哥们能不能再弹一遍?再弹一遍我站边上看”。那种激动和冲动,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少太多了,感觉他们见到什么都不在乎。

田川:因为现在能见到的东西太多了,也太容易了。

张维良:太容易了,这也是我们当今教育要去解决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能把你震住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把你震住的是“炫技”,对我们进步的、创新的东西反而是麻木的,不看不关注。所以现在请我去讲座或讲课,我很关照孩子们一定要注重创新的,发展的内容。不要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点点,就开始自我欣赏,井底之蛙那是不行的。我也学作曲,我不排斥西方音乐,我觉得要去研究西方音乐,学习西方音乐。通过这种方式去学习西方音乐的手段,手段是人类共享的。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

今年,张维良原本计划和德国音乐家Rainer,做中国民乐与爵士音乐融合的巡演,因为全球新冠疫情,计划搁置了,但音乐没有停止。在地球两端,他们仍然每天进行着关于音乐的思考和交流。
△文末可观看视频版
《朋友》是张维良和海纳·格兰钦(德)Rainer Granzin合作完成的第一首作品,张维良说作品小样完成后,他和很多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喜欢,在全球疫情彼此隔绝的时刻,还好有《朋友》拉近我们的距离,给予我们问候和温暖。
田川:我们以《朋友》为例,您是怎样将世界音乐的元素融在民族乐器中的同时,还保留了民族乐器的本质的?

张维良:爵士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国际化的。现代音乐、民间音乐、传统音乐,通过爵士脱胎出很多音乐的可能性。Rainer非常喜欢中国音乐,我们通过音乐建立了友情。我也很希望等疫情退去后,我们能和外国音乐家在中国的舞台上,在德国的舞台上,表现东西方乐器融合的作品。将中国民族乐器里的笛、箫、埙、二胡、琵琶等乐器结合在一起,展示给大家听。

△张维良(右) 与 海纳·格兰钦(德)Rainer Granzin 连线合奏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是张维良的一句口头禅。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如何用国际化的语言思考和创作中国民乐,让世界听懂中国?是张维良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他不排斥任何新事物,说起创作、创新、挑战和可能性,64岁的张维良依旧保持着和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和冲劲儿。
张维良:有关中国民族乐器笛子的作品太少了,少得可怜,我们不能停留在用怀旧来过瘾。今天的中国音乐,中国艺术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你要不断去创造。如果不去创造不就还是停在原地吗?我跟学生讲“宁慢不要快,宁慢不要站。”

现在就是有两极的情况,有的人觉得越快越好,有的人站在那里看哪个都不行“那个太难了,算了算了。”有的人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就站在那里不动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走出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错了。别停在那里,到外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能很精彩。

△张维良(左)与张艺谋(右)

张维良:跟张艺谋合作完电影《菊豆》后,我去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家是搞电影专业的,你不要看场景是中国的,演员是中国的,讲的话也是中文,但所有镜头调度、色温运用、场景摆布都是西方欧洲研究最前沿,最现代的手段,所以我马上就去吸收它。人家这么关注你的文化艺术,我们有没有去关注人家的?光去看个热闹你就太无趣了。没有技术,没有手段,你要怎么表现你的内容呢?我的笛子,我们的民族乐器,我从来都是抱着开放式的思维在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乐器不采取开放的姿态,慢慢的它就消亡了。

△张维良笛箫专辑《天幻箫音》

1985年至1995年期间,张维良和法国电子音乐实验室合作,将笛箫与电子音乐结合,创作专辑《天幻箫音》,被称为是“极具东方韵味的New age作品”;从1995年开始,和作曲家陈其钢、叶聪等人合作,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演出,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开启了将中国民乐推向世界的各种尝试和探索。
田川:您说刚走出国门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的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服饰,好像很难听懂我们的音乐。在您这么多年的演出经历中,有经历过听众从听不懂到听懂,再到甚至是喜爱并追求的变化过程吗?

张维良:我们最早去的欧洲,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猎奇,觉得这么一个东西能够发出这么有意思的声音,另一类就不一样。1997年去美国巡回演出,28天去了22个城市,演出半场传统音乐,半场现代音乐。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表演完埙后,有个大学教授说,这个乐器一听就是来自遥远东方的天籁之声。西洋乐器有西洋乐器的缺憾,它们缺乏个性。中国乐器也有自己的缺憾,缺乏共性。将两者融在一起后,就把中国乐器的个性凸显出来了,漂亮了。

△胥口中心小学张维良馆 张维良(左)为田川展示玉笛

张维良:我经常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他们的音乐总监大卫·沃尔顿就跟我讲“你们的音乐我完全听懂了。”因为他说他听了几十年的中国音乐,他听不懂。

田川:听不懂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您的音乐他又明白了呢?

张维良:我们的音乐吸收了当代音乐。音乐应该是用来表达人类思想的,要有人文情怀,真正的人文情怀,不能让音乐变成一个外壳。中国音乐应该去思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古代中国音乐,不论是从理论还是表演,另一方面要研究国际上的当代音乐。

田川:中国现阶段各个领域的创作者,包括建筑、音乐,尤其是民族乐器演奏家,都在尝试寻找中国的当代语言。但它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还在摸索跟践行中。

张维良:个人来讲,我能推进多少是多少,让我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我也希望更多从事民族乐器的音乐人,能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姿态,与世界共享我们人类美妙的音乐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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