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姑娘”到“女汉子”：符合男性审美，不是女性的唯一出路
△
1974年，17岁的程虹（右三）来到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吴堂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她在这里待了四年，成为当地有名的“铁姑娘队”队长。四十年后，她成为文学博士、英语教授。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现任中国总理夫人。
“铁姑娘”到底过时了没有？
文 | 董一格
本文作者董一格，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曾任美国菩吉海湾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助理教授。感谢作者授权群学书院发表本文。
01
说起“铁姑娘”，如今的90后、00后们可能觉得格外陌生。但对于已近古稀之年的50后长辈，“铁姑娘”却是最鲜明的时代标记，刻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性别观念和审美指向。
“铁姑娘”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国家动员农村和城市的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时间，涌现出大量妇女积极分子，人们把这些干活不怕苦、不怕累的农村未婚女青年，称为“铁姑娘”，这个词和“铁老太 ” ,“ 铁大嫂”，“ 穆桂英”，“花木兰”等一起，登上《人民日报》的报道，逐渐流行开来。
当然，人民对“铁姑娘”形象最典型的记忆，恐怕要属郭凤莲代表的大寨“铁姑娘”们。1964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和其他同龄的二十多个女孩组成“铁姑娘”队投入农忙劳动高潮。她们不但能够和男青年一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还曾单独超额完成割蒿十万斤的光荣任务，帮助大寨夺取了大丰收。1965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文章《大寨精神大寨妇女》对她们高度赞誉，使郭凤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六七十年代，大寨的“铁姑娘”和大庆油田的女钻井队，人民公社的女拖拉机手、“飒爽英姿的女民兵”等一起，被树立为革命妇女楷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
△
第三套人民币“壹圆”背面人物
就是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
02
然而，风光一时的“铁姑娘”，在今天却已经被人遗忘。即便是那些还记得这个词的人，想起她，那感觉恐怕也是尴尬多于喜爱。对“铁姑娘”的集体性遗忘，要从文革结束时说起。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流行的伤痕文学，不乏从第一人称视角，描述那个年代对女性特征、爱情与性的压抑。在很多当年的知青看来，“铁姑娘”代表“男女都一样”的激进议程，罔顾妇女的生理局限和个人意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牺牲很多妇女的健康，是高压政治的产物，必须被扔进历史垃圾堆。
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化，也表达了人们从情感上对“铁姑娘”的厌倦甚至恐惧。1979年，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里，就曾传神地描述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铁姑娘”的印象：
△
相声名家姜昆和李文华
可见，从那时起，“铁姑娘”就已经被认定是男人不敢喜欢、不受欢迎的女性。这样的大众流行文化，凸显了男性主导的审美价值观：女人没有“女人”味儿，不像女人，不温柔，她们变得粗糙，这是违背“人性”的。
对“铁姑娘”的摒弃，不仅仅是一种对革命厌倦的副产品，也不见的是老百姓完全“自发”的情感。“铁姑娘”黯然失色过程，和资本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以及知识阶层对劳动工农的抛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
对女性美的精确计量
198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女生、作家张蔓玲提出，停止把女性身体当做劳动力来看待，要重塑“东方女性美”。她反对六七十年代那种男性化的女性形象，认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牺牲了人们的个人幸福，现在需要重提女性美，把人性、情感，和幸福感，带入新的政治议程。女大学生应该作为全国女性的模范，把自己培养成美丽、聪明、温柔的女性。女性一方面要进步，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美德。
张蔓玲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对于女性的审美，在改革开放后，从国家生产动员的视角，切换到精英男性对女性的消费视角，否定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存在，强调性化的女性身体，以及作为男人审美客体的功能。
△
所谓“爱自己”，本质还是让女性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
这样的观点，从张蔓玲这样有知识的年轻女性口里说出来，说明这种观念早在80年代初，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中国女人以城市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为首，在市场经济、商品化大潮的配合下，用化妆、美容、整容、流行服饰消费的手段，成功地把自己的身体锻造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
新女性的理想形象，是白天妆容精致的办公室白领丽人，晚上回家系上围裙、温婉贤淑的家庭主妇。而那些农村妇女和城市边缘的打工女性、老年女性，因为没有金钱和时间去按新的审美打造自己，而渐渐成为新时代里“土气”的“大妈”，成为各种相声、小品里，被奚落、嘲讽的对象。
△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之下，那种“擦去性别标记”，要求跟男人一样去劳动、去斗争的“铁姑娘”精神，越发显得可笑、荒唐、格格不入。作家韩少功在作品《暗示》中就表达了他对“铁姑娘”的怜悯：
“比农民还农民”的铁姑娘，又脏又累的铁姑娘，代表了知青与工农结合的铁姑娘——注定要被改革开放、全球资本的滚滚大潮抛开，直至完全遗忘。
03
然而，我们对“铁姑娘”及其背后性别政治的认识，并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和怜悯这一层。
金一虹教授的《“铁姑娘”再思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和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的研究都认为，“铁姑娘”女性形象的树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有着积极意义。它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对促进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就业有一定积极作用。
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对“铁姑娘”历史实践的否定，大部分来自改革开放后的男性和年轻女性知识分子，而甚少有人从“铁姑娘”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个体经验。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画
金一虹教授通过对“铁姑娘”们的访谈发现，虽然那个年代，体力上受累吃苦，但精神上有一种荣誉感和满足感。因为，在鼓励“铁姑娘”的年代，一个平凡、普通的年轻女孩，可以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政治上追求进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奖励。农村的很多妇女，也认为“大跃进”时，鼓励她们走出家门去生产、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难忘、快乐的体验。
这种通过劳动来争取更多空间、资源的女性体验，在今天这个越发“拼爹、看脸”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客观地来看“铁姑娘”问题，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它无视性别差异，让人过度劳动的一面，也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历史情境中去考虑。铁姑娘们不是傻子，不是疯子，她们在时代能给予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和空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传统性别桎梏，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铁姑娘”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指出一条“不靠脸、不靠爹”的路，但却几乎是唯一一条路。这一模式拒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心理差异。不过，看待所谓“生来的体质差异”，我们也要小心，不可跌入性别二元对立的陷阱。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有没有Y染色体（通常是生理上是否为男性的标志），只是解释体能、体力、耐力差异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女性整体上显得体力不如男性，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里，对女性的束缚和规训也有关系。而在个体层面，我们生活中，也经常见到见体力差、不爱运动的男性，和反过来体力非常好的女性，因此皆不可一概而论。
这一点，在“铁姑娘”时代，也得到很好的印证。很多“铁姑娘”回忆，当她们成立女子队，分开来跟男人比干活时，她们发现，同等时间、同等人数，姑娘队干的农活，比男性还多、还好。另一方面，别说是女人受不了重体力活，就是男人，又有几个能成为“铁人”王进喜? 在任何情况下，拼命的、做粗活重活的，都只能是少数。
04
为“铁姑娘”鸣冤，是想问：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女人可以不必“像女人”，可以有在今天看来，都非常解放的性别认同?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孩被化妆品包围，拼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软妹”，去追求和男友之间的“最萌身高差”，生怕自己的女性柔美气质不够突出。
△
2015年春晚小品《喜乐街》
脸谱化地诠释了“女神”和“女汉子”的区别
有人会说，但是今天也有“女汉子”啊?
诚然，“女汉子”本身的存在，说明今天有些女孩也不屑于服从男权主流性别的规训，在生活里展现出更多独立、自强、中性的气质。
但其实，“女汉子”的说法，还是把人们观念里的所谓“男性特质”，作为一个潜在标准。女孩子一旦做出与这个标准吻合的行为，比如穿衣简洁休闲、运动细胞发达、做事果断强悍等等，就立即被归类为“汉子”，而不再是一个“女人”。所以，虽然“女汉子”貌似在挑战单一的性別角色审美，但这个挑战还是在男权设定好的框架內，是将女子与标准男性比照。
这样一种对男、女的本质化认识，极为不妥。有肌肉、敢大胆发言、自己修灯泡、修电脑……这些优点跟是不是“汉子”没半毛钱关系。女人之间千差万别，男人之间也千差万别。勇敢、独立、自信，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铁姑娘”到底过时了么?如果我们把“铁姑娘”理解成一种社会规范，要求每个女生都要拼体能、忽视自身特点，那这种千篇一律、无视个体差异的议程，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铁姑娘”所承载的历史经验，当做对当下批判的一种思路、对未来想象的一种资源——认为“女人”不一定就要柔弱、妩媚，“姑娘”是可以千姿百态的，那么，“铁姑娘”的文化意涵，就没有过时。
也就是说，对不同性别秩序和审美的想象，不应该过时。在新的时代， 我们应该继续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和想象场域。符合男权审美，绝不是女人唯一的出路。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