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精神饥荒中的青年，知识越多，痛苦越甚

这一代的青年，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虽然享有繁荣的物质生活，却每每陷入工作上的“忙”，情绪上的“烦”，精神上的“丧”，由此面临无限的焦虑、迷茫和失望。

当我们放宽历史的眼界，就会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智者就曾经把这样的现象总结为“精神饥荒”，他谆谆教导那一代“新新青年”：“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当时深受其影响的“新新青年”，就包括梁漱溟、钱穆、贺麟、唐君毅、周恩来、梁实秋、徐志摩、张荫麟、周传儒、吴其昌、陆侃如、刘节等等等等。他们都受到这位智者的感染：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这位智者，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世出的思想者梁启超。

没有精神生活的人

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01

两种新文化

北大与清华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变法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搞宣传，联络海外华人，声名超过了其师。当时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

章太炎先生

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

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性的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传统的德性修养与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相结合，一面提倡修身之学，一面增进现代常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

梁启超先生

奇怪的是，以此为分水岭，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却迅速回落；与之对照，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

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

《青年杂志》创刊号

换言之，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这是以章太炎为前导，《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现在习称的“五四运动”即是以此为特征。

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激进的“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陈丹青：《国学研究院》

因梁启超与清华的密切关系，而其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为了贯彻这一路径，与北大派相对照，梁的这一派或可称为清华派。相对于激越的北大声音，梁启超为灵魂的清华之声则如清婉低回的凤鸣，透过百年历史，久而弥新。

02

向“新新青年”喊话

1917年前后，梁启超看到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忧心如焚，“中国社会之坏，实由十年前之青年堕落所致”，因为“有知识之人而为恶，其流毒甚于无知识者百倍”，这种状况“五四”后到达一个顶峰：

盖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的精神，一方面大为振作，一方面也就发生弊端。

我看二十年来的青年，一批一批的堕落下去，真正痛心得狠！

近年来的青年，好像海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往下底降。

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越过80后直接向90后、00后“新新青年”喊话，希望为“五四”纠偏，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他重新定义新文化，提出在科学和民主之外还要加上道德自律（赛先生、德先生之外，还应有一位穆小姐）。

梁启超先生

然而此时激进反传统的大势已成，梁启超已无力回天，但是从另一层面看，正所谓功不唐捐，少数沉潜渊深者别有会心，“返本开新”之路的承继者不绝如缕：

如梁漱溟（1893年生）自述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启发；钱穆（1895）勉励学生学习梁任公“做第一流的学问”，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以“为学与做人融通为一”为宗旨，与清华研究院办学理念一脉相承；贺麟（1902）亲聆且笔录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赞梁启超“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不忧不惧”，可见濡染之深；唐君毅（1909）后来走上这条道路也可说是间接受其影响。而本书中出现的其他当年听讲者的名字，如周恩来（1898）、梁实秋（1903）等，也在激进狂飙中起到重要制衡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影响了历史进程。

03

知识焦虑救不了精神饥荒

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所预见到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社会价值根基亟待重建。当代青年的苦闷和彷徨（空心病、丧文化的流行），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

在当下的年轻人中，有些人患有“空心病”，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只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对于“道德”，很多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其实说的就是精神生活。教育的重心完全偏于知识，社会的潮流都是拼命追求知识，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未曾接触过丰富渊深的精神资源，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精神已然贫乏到饥荒，生命之流已然干涸，犹浑然不觉。其根源仍然是梁启超指出的现代化的偏差：物质生活掩盖了精神生活，知识的追求掩盖了道德的自觉。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在充满知识焦虑、“鸡娃”盛行的今天，多少人在苦苦寻求解决教育困境的出路，梁任公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振聋发聩：

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