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镜里千秋”展中铜镜发掘品的考古故事(上)

2020年11月24日,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筹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主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以下简称“镜里千秋”展)开幕。该展览展出国博馆藏铜镜及其相关文物260余件(套),这是国博首次举办有关铜镜的专题展览,其学术意义非同凡响。

国博馆藏铜镜数量共计9400余面。根据藏品来源的不同,将其分为考古发掘品(以下简称“发掘品”)、传世品。铜镜发掘品有120余面,仅占比例1.3%。虽然发掘品数量少,但是为科学发掘所得,具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地点,包含有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研究价值较大。本文重点推介的是展出的部分国博铜镜发掘品,以便让观众及时了解背景资料,增加对该展览重要展品的深入认识。

观众参观“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

(拍摄:庞道琼)

安阳殷墟妇好墓弦纹镜

安阳殷墟妇好墓弦纹镜

1976年5至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岗地上,发掘出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由于墓上有一座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妇好墓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墓内出土大量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其中,发现四面铜镜,一面小型镜、两面中型镜出于第六层,另有一面大型镜出自椁室内。后调拨至国博大型镜、中型镜各一面,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今见“镜里千秋”展览上的是一面中型弦纹镜,背面饰以六周凸弦纹,其间填以细密的短竖线纹。绿锈覆盖镜背,散发着古朴、悠远的韵味。直径11.8、厚0.2厘米。安阳殷墟发掘至今,仅清理出六面铜镜。这次展出的妇好墓出土铜镜,弥足珍贵。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三面铜镜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三面铜镜

1956至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清理234座墓葬。出土三面铜镜,见于两座竖穴土圹墓内。一面为鸟兽镜,发现于墓地中部偏南的1612号墓。在此墓棺内,人骨架胸部有骨戈、串饰,右腿西侧葬有鸟兽镜。此镜钮上下,分别饰以侧立的鹿纹、飞翔的鸟纹。钮左右各有一侧立横置的虎纹。直径6.7、厚0.35厘米。这面镜子的特殊之处在于,镜背中央有两个平行的弓形钮,一般的铜镜仅有一个镜钮。

两面素面镜同出于1650号墓人骨架胸部。出土时,两镜叠压在一起。若是仔细观察,尚能看到镜上残留有织物的印痕。铸造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镜,发现数量极少,所以说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铜镜填补了我国铜镜史上的一段空白。三面铜镜均属一级藏品,在这次展览同时出现,成为这一时段铜镜的一大亮点。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2719号战国墓羽状纹镜

1954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260座东周墓。其中,在2719号战国早期墓出土一面羽状纹镜,发现于内椁与棺之间,人头骨上方。这面镜子的主体纹饰为涡粒形的羽状纹,铺满镜背,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报告中被称为“蟠螭纹”。其圆形钮座周围及边饰皆为贝纹,较为少见。直径10.8、厚0.15厘米。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收录2719号战国墓出土羽状纹镜

2013年,当我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长共同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一书时,谁也不知道上述铜镜的下落,只能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上扫描了一页黑白图片。2020年8月30日下午,在为“镜里千秋”展览图录撰写一面战国铜镜图版说明时,我突然发现,正在放大端详的国博藏镜高清晰图片,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中的羽状纹镜黑白图片,竟然源于同一面镜子实物,恰如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所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令人百感交集。这面出土于战国早期墓的羽状纹镜,不仅是洛阳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镜,而且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羽状纹镜。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战国墓羽状纹镜

云梦睡虎地9号秦代墓武士斗兽镜

云梦睡虎地墓9号秦代墓武士斗兽镜

1975年至1976年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小型土坑木椁墓。尤其是11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00多枚,保存比较完整,内容大多为秦的法律与文书。其北面为9号墓,墓室面积仅次于11号墓。据发掘资料整理者判断,9号墓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应该与11号墓主人“喜”的地位相当,是秦代的低级官吏。

9号墓出土漆器、铜器及陶器等近70件,其中有一面武士斗兽镜。形制为圆形,方钮座。最为突出的视觉形象是两位武士分别与两只豹子相搏斗。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美术史上叙事画的角度来观察,这面镜子背面的两组图像刻画的是一位武士与一只豹子的搏斗过程。这位武士始终处于小心翼翼的防守态势,而豹子两种截然相反的肢体动作塑造的形象,则生动再现了从进攻到溃逃的搏斗过程。该镜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不仅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物镜,而且也是我国最早具有连续式构图叙事特点的铜镜。在“镜里千秋”展览上,武士斗兽镜与其他两面铜镜一起,被放置于一个独立展柜内,观众可以欣赏到镜子的正、背两面,尽情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长沙伍家岭211号墓鎏金

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与铜华连弧镜

长沙伍家岭211号西汉墓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各地兴起建设高潮。湖南长沙近郊在进行施工过程中,发现大批古墓。1951-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工作队前往长沙配合工程进行考古工作,共计发掘古墓葬162座,墓葬年代包括战国、两汉、唐宋等,发掘地点分别位于长沙北郊伍家岭、东郊陈家大山、东南郊识字岭等地。1959年,诸多出土器物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

在“镜里千秋”展览上,观众可以欣赏到六面来自长沙战国、西汉墓中的出土铜镜。包括陈家大山124号战国墓出土的四山镜,识字岭342号西汉前期墓出土的羽状纹镜与蟠螭纹镜,327号西汉后期墓出土昭明清白重圈镜,伍家岭211号西汉后期墓出土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铜华连弧镜。另有一面蟠螭纹镜,出自长沙侯家塘战国墓。虽然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实物亦呈壁上观,但是在展厅显著位置专门为这面铜镜的3D图片设置了电子触摸大屏,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对大宁镜的形制结构、纹饰布局、铭文分布有一个细致、深入的了解。

观众通过展厅里的电子设备了解“大宁镜”

(拍摄:庞道琼)

这面鎏金铜镜出土于211号墓墓室西北的棺椁范围内,被放置于一件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内,漆奁已朽。棺椁内还随葬有金饼、石璧各一枚及大量五铢钱等,另有一面四乳四虺镜。在墓室西南部,出土一面铜华连弧镜。发掘报告整理者认为,就棺椁的范围和随葬品的配置看来,此墓应该是一座合葬墓。

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为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是由T、L、V形纹构成经典的博局图式。一周弦纹圈将纹饰所在空间划分为内、外区,饰以四神、羽人、瑞兽等。外围一周铭文带,共计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直径18.7、厚0.25、缘部0.6厘米。

笔者将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的学术价值,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纹饰布局,一般博局镜内、外区里的纹饰中规中矩,随形就势,成为适合纹样,这面大宁镜不仅有此类纹饰,还有另外一类动物纹饰,头在内区,身体在外区,它们突破了内、外区的界限,可以说是在一种全新设计理念指导下形成的构图式样,艺术性更强。二是铭文内容,“中国大宁”的吉语铭文新颖别致,含义深远,与当代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共鸣。三是铸造工艺,镜背经过鎏金这一特殊加工工艺制作而成,使之成为特种工艺镜。基于上述三点,使得此镜成为该展览中独一无二的“明星展品”。再次回味一下2017年国博举办的“秦汉文明”展览上,将大宁镜作为压轴大戏,真是意味悠长,寓意深远。

(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公众号,铜镜彩图均为作者在“镜里千秋”展厅拍摄)

(点击海报查看专题网页)

本期霍宏伟老师给大家分享了

5个关于铜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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