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京城内外，曾经拥有着不少座“马神庙”。在这些庙宇之中，就有位于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当然，于晚清时候，这里早已不再是祭祀马神的场所，亦非乾隆朝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儿和嘉公主之府邸。曾经辉煌一时的“马神庙”与“公主府”，皆如过眼云烟一般，只留存在京城民众的记忆深处。马神庙的过往且不去讲。只道几句“四公主府”的旧闻。这位门第显赫的公主，由于出生之后，其手指间有蹼相连，呈佛手状，因此被坊间称作“佛手公主”。要说起来，这也是位红颜薄命的公主。虽然她有个好父亲，亦有个闻名华夏的丈夫，然在其下嫁福隆安之后未久，便撒手红尘。此时，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福隆安是何人？此人为乾隆朝内阁大学士傅恒之子。傅恒出身名门，他的姐姐乃是被乾隆帝一生挚爱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富察氏与乾隆帝少年成婚，她姿容窈窕，性格恭俭，这就使得乾隆帝对她“每加敬服，钟爱异常”。待富察氏去世后，乾隆帝甚为悲痛。为了筹办皇后的葬礼，本就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更是不惜耗费精力与资财，以致操劳过度。作为富察氏亲侄子的福隆安，蒙乾隆帝的恩宠，历任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工部尚书，袭封一等忠勇公。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福隆安迎娶了乾隆帝的第四女和嘉公主，且成为傅恒家族内新一代的皇亲国戚。现如今，和嘉公主坟的石牌坊尚且矗立在京通快速路南侧。而牌坊后的石翁仲等，则被移至朝阳区的中国科举匾额博物馆门前。
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四公主去世后的百余年时间内，和嘉公主府逐步衰败。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光绪帝下旨，决定在该府邸的基础上兴建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首任学正孙家鼐，乃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者。光绪四年（1878年），时任江西学政的新派人物陈宝琛上书朝廷，请示以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数反对，认为此二人与理学正统相去甚远。然作为光绪帝师的孙家鼐、翁同龢等再度上奏，才得到朝廷批准。及至甲午战败，孙家鼐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愤然提出：若要振兴中华，必先注重科学，兴办实业；国家欲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就要开办学堂。当然，孙家鼐与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治与思想主张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经过多年的观察，孙家鼐更倾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此方面，他与张之洞可算“知音”了。尽管与戊戌变法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在“戊戌政变”之后，孙家鼐并不赞同“废帝立储”废弃全部新法。由于同慈禧太后的想法很不一致，孙家鼐一气之下辞职返乡。待清末新政推行之时，才重回政坛。虽未受到戊戌政变的触动，京师大学堂的日子亦不好过。待庚子国变突起，已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担任管学大臣的许景澄，因反对与列强开战而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许景澄，乃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光绪十年（1885年）许景澄作为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大臣，且于次年（1886年）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其出使期间，主持勘验接收“定远”等舰，并根据考察德比等国兵工厂的经历，撰成《外国师船表》一文呈递朝廷，以供建设海军之用。光绪十六年（1891年）又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且被擢升为内阁学士。由此可见，许景澄还是一位具有新思想“开眼看世界”的官员。若非遭遇“庚子国变”，此人主持下的京师大学堂，或有一些改革之风。
及至清末新政全面展开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又下旨恢复了因“庚子国变”而停办一年有余的京师大学堂。此时，一个名叫张百熙的人，以主角身份出现在京师大学堂的“大舞台”上。秉持“中体西用”思想的张百煕，此时成为了新的管学大臣，负责重建京师大学堂的各项事宜。为此，张百煕主持拟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与大学院三级。
张百熙确有“伯乐”之才。早在其主掌京师大学堂之前，张百熙便因“滥保康有为等”，而被“部议革职”，只是朝廷“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在其负责京师大学堂事宜之后，为了聘请桐城派学者吴汝纶担任总教习，张百熙甚至跪在地上不起来，死说活说地让吴汝纶出山。据著有《退思轩诗集》的晚清学者李肖聃所言：张百熙特别喜欢提携后进，以致在他去世后，其门人还在歌颂他。李肖聃讲，清代只有过五位谥号为“文达”（死后由朝廷追谥）的文官，张百熙便是其中的一位。复校之后的京师大学堂，除了国内的人才培养之外，还向日本与欧美国家派出留学生。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还专程前往山东烟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开创了教学考察之风。张百熙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有着进步的一面，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张百熙主掌京师大学堂的时期，虽然推动了大学堂的发展与革新，但毕竟做得还不够。昔日的京师大学堂，实乃国家教育机构与最高学府合二为一的产物。当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本与国子监互不隶属的京师大学堂，便基本上承继了国子监所辖之事。而此时进入大学堂内“深造”者，皆为新科进士，这就类似于以前入选翰林院了。于是，来这里就读的学生，便都以进士公自居。然大学堂内的教职人员，则称呼这些学生为“老爷”“大人”。据说，在上军体课的时候，军体教师所发出的口令皆为“大人向左向右转”“老爷齐步走”之类，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样称呼也算顺理成章，毕竟多数学生的官衔，都是要超过授课教员的。
在大学堂内读书的学生，会按照学习成绩之优劣，而每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膏火银。其数额从第一等的二十两，至第六等的四两。须知，晚清时代的七品文官（县太爷），薪水亦不过三两七钱。由此看来，在大学堂里当学生确实是件优厚的“差事”。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学部改为教育部，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成为教育总长，编译过《天演论》的严复担任了大学堂总监督，京师大学堂的面貌才开始再度改观。至当年五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且被冠以国立二字。当我步入今日的马神庙，发现此地还留下了昔日公主府邸的不少遗迹。与此同时，尚有晚清民国时代的西式小楼及平房宿舍区。虽于我眼中，见到的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及其家属；然在我的头脑里，却不断片地浮现出作为高等教育近代化开启之地的旧时景象。北大，你的源头便是在这里。
文丨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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